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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说到，《史记》在记载萧何一生时，汉建立之前的丰功伟绩描述不多，因为在此之前两人的关系更多还属于挚友。等到公元前206年时，两人完全成了君臣关系。《史记》对于萧何之记载运用了四次时间，这四次记载除了汉五年封赏之事，另外三次便是对于这君臣权力之间“角力”的描述：
第一次角力：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第一次角力是在楚汉战争时，公元前204年，萧何任丞相，镇守关中，汉王与项羽相持于京索之间。汉王数次派遣使者回关中慰劳丞相，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刘邦开始对萧何有所猜忌和防范，毕竟此时的萧何一旦谋反，刘邦的事业可能将毁于一旦。这时萧相是个明白人，他采用鲍生建议，将自己的宗族子弟派遣至前线，名为侍主左右，以便使唤，其实是将自己的亲族作为人质，借此打消刘邦的猜忌。
第二次角力：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召平谓相国曰：“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豨谋反，汉高祖亲自带兵征邯郸。哪知又有人密告韩信在关中谋反，萧何辅佐吕后用计诛杀了韩信。汉高祖在邯郸得知韩信被诛，除去了心头隐患，当然非常满意。但据记载他对萧何也不放心，韩信毕竟是萧何举荐，虽然诛杀韩信是萧何计谋，可是远在邯郸的刘邦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是否有猫腻。
于是刘邦派遣使者回京师，拜萧何为相国，增加五千户封邑，同时又命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为相国的警卫部队。这样做，既是为了笼络萧何，同时也有监视的意思。朝中大臣见萧相国如此受高祖宠信，纷纷前往萧何府上祝贺。唯有一个名叫召平的人，他来到萧府，不仅不表示祝贺，反而对萧相国说：“公将大祸临头矣。皇上在外，公在朝中，既增加公之封邑，又为公设置警卫，显然是对公起了疑心。愿公上书辞让封邑和警卫，并将家中私财悉数捐出以佐军资，以解除皇上心中疑忌。”萧何原本就对此次增封大惑不解，听了召平一番话，深以为然，立即采纳了他的计谋，又一次化解了汉高祖对他的猜忌。
第三次角力，就是著名的萧何自毁名节之事：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次年，淮南王黥布谋反，汉高祖又亲自带兵征伐。萧何因为皇上在外征讨，鉴于之前韩信之事，他更加兢兢业业，勤于国事，安定民心，源源不断地向前方输送给养。
从刘邦的角度出发，萧伯入咸阳宫不图钱财，楚汉之争割爱派亲属到前线为质，且面对自己猜忌时不受封邑，反倒捐出私人财产以佐军资。这等不求财、不求封、不求名的臣子，难道求的是这大汉江山？萧何越是勤勉，汉高祖心中越是不踏实。人到了老年，猜忌心思越发严重，于是常常派使者回长安询问相国的近况。
开始萧何对皇上的这一举动很费解，上年辞让封邑已经让刘邦对他打消了猜忌，而今年皇上又越发频繁慰问，他越来越有些糊涂了。这时有一位门客向他道破了高祖的心思，说：“君不久即将灭族矣。君位居相国，功称第一，如此勤勉，还想再高升吗？君初入关中，至今已十余年了，深得百姓拥戴。皇上之所以近来不断地询问君的作为，就是怕您深得民心，倾动关中。依臣之见，君不如在京师多置田地，强迫百姓贱价卖地，使关中百姓都骂君贱买民地。这样，皇上知道君仅仅贪财，没有政治野心，他也就放心了。”
萧何何等聪明之人，门客此番话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自认为跟高祖几十年了，两人早就摸透了彼此的性格，互相之间心照不宣。但是他忘却了，刘邦已不再是地痞流氓乡野莽夫，自己也不再是当年那个以官职私护刘邦的沛县功曹。两个年过半百之人，曾经的心照不宣，到现在的的确确需要做出一些“过场”来表明相互间的态度，让天下之人看看到底谁是君，谁是臣。
于是他不得不采纳这位门客的计谋，自污以免祸。果然，萧何的骂名很快就传到了高祖那里。汉高祖听了，心里如同吃了蜜一般甜。高祖征讨黥布归来，关中百姓拦道向高祖上书，控告萧相国强迫贱买民田宅。高祖回朝，萧何拜谒。高祖笑着对萧何说：“相国竟如此‘利民’呢！”随即便把百姓的上书交给萧何，说：“君自己去向百姓谢罪吧！”于是萧何将所有的田宅全部退还于民。再次以“自污名节”之演技，告诉了天下他对刘邦的忠心。
萧何自毁名节也好，刘邦借此惩罚萧何也罢，萧何终其一生，直至死亡，可谓是对得起这刘氏江山了。不管刘邦曾经怀疑过萧何没有，皇权与相权之间，这时期处处表现出的是后者以高超的演技维护前者。
如果非要说西汉之初是皇帝与宰相共同治理天下，那它该有“一个主外一个治内”的美称。
◇一朝“十三相”——伴君如伴虎
萧何之后，接任丞相的曹参、樊哙、吕产等人恰好处在了“文景之治”时期，整个皇室依旧奉行“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天下一片安静祥和、欣欣向荣之景。后继的丞相按照官僚制度的职责，有条不紊运行着高祖、萧何定下的一切规章制度。此时的丞相之权，依旧是领百官而助皇权治天下。
直到汉武帝继位，这个一天不搞事就浑身不爽的中二青年，开始觉得从他爷爷辈儿到现在，丞相一直“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导致相权达到与皇权不相上下的地步，甚至时不时还能僭越皇权，心里十分不爽。
我们读史，对于一些事情的剖析，离不开对当事人性格的分析。汉武帝本人权力欲极强，又有雄才大略，像他这样的皇帝，是决不允许权力掌握在别人手中的。那么他想搞事，就得从限制相权这条野路子开始。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总共换了十三位丞相：
可以说，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实在属于“高危职业”。那么究竟是不是相权的发展严重影响到了皇权，或者是如郭嵩焘所讲“西汉与宰相共天下”的局面，更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导致这丞相之位经常三年一更换呢？还是汉武帝就是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屠夫？我们从以下几个维度加以分析：
（一）相权的职责设置“过度”宽泛，确实影响到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请注意“过度”和“高度”这两个词语。相对于汉朝之前的丞相制度，我们在讲汉代官僚机构时，提到过丞相之职责除了外治天下，还通过御史中丞对皇室之事多加干涉。可以说除了军事之外，全国之内，事无巨细均归丞相总管。
在汉初时，皇帝们都以无为而治为重心，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照着老制度走就是最好的发展。丞相此时也是无需作为，惠帝时期的丞相曹参曾经因为“无作为”被弹劾，他对于皇帝的问责，也是用“萧规曹随”以回复。丞相职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与民休息，的确不存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但是到了第七任皇帝刘彻这里，国家经济达到“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不可校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于是这时的汉武帝想开始作为了，对他来说，首先就是需要大量成立自己的人员体系。因为武帝继位之初，国家大权掌握在窦太后群体手中，他需要选拔大量的人员以辅佐自己收回皇权。
这时最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之前提到丞相的秘书处有东、西两曹，工作职责是掌人事选拔、任免，虽然最终的抉择权归皇帝本人，但是其人员的选择范围和最大建议权均属丞相。因此皇帝想作为的话受到的最大限制恰好在于“人事任免权”上，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
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田蚡非常受武帝信任，但他所安插的同僚太多了，有的甚至从闲居一下子提拔到二千石级，把皇帝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上。因此武帝说：“你要任命的官吏已经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几个官呢。”
如果非要说此时皇权和相权的最大矛盾和冲突，那便是这人事任免的问题。
（二）“常以列侯为丞相”严重影响到了汉武大帝工作的开展
武帝继位之初，国家权力集中在窦太后手中。窦太后一直主张的是“黄老之道”，而汉武帝遵的是儒家学说，两人根本的信仰不同。当时恰逢卫绾年老退休，武帝一心借窦婴、田蚡之力以对抗窦太后。但是此时武帝集团力量单薄，不足以抗衡窦氏势力，故窦婴、田蚡先后被窦氏罢免，而中间的许昌则是作为窦氏代表被武帝所罢免。
如果说前期四位丞相的更替命运是刘、窦之间对于皇权的角力。那么接下来的几位便是能力不足，不能协助武帝大展宏图而被诛除。
自田蚡之后的薛泽、李蔡、庄青瞿、赵周、石庆不是列侯家族就是纨绔子弟。其能力才干较汉初七十年里的丞相，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这些在武帝眼里白食千邑的列侯丞相，经常在三年之内，就因“犯事”而被下狱，或自杀，或被武帝干掉。从表面上看是这些庸才不符合雄心勃勃的汉武帝的用人准则，事实上这是皇权与旧制相权的交锋。
武帝继位之初为了从窦氏手中拿回权力，曾想大肆培养自己的嫡系团体，故在第一年时就发布招贤令“召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策问以古今之道”。在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丞相旧制的不足这一情况下，这个举措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时大批士人出现，如主父偃、东方朔等人，为武帝提供了不少谋略。
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在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重点参与谋议。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同时武帝破格将士人公孙弘提拔为丞相，随后封侯。
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达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特别是当时为适应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同时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减少廷议决策对皇帝的影响，刘彻设立了以卫青为首的内朝。这样军事作战保密的目的达到了，而皇权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从此西汉的政治制度便形成了内朝的尚书机构与外朝的三公九卿一起管理政务，以及分工又相互制约的双轨行政管理体制。此项重大改革一步一步地将丞相的权力限制到了外朝，并且只有执行权，而决策大权终于回到了汉武帝手中。
（三）汉武帝的极端性格
汉武帝人生的前期，在收回皇权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运作，终于将本该属于皇帝的决策权拿了回来，此时的争权措施属于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到了晚年，惨死于“巫蛊之祸”的这些丞相，不再是因为权力斗争而死，而是由汉武帝的性格导致。
虽然丞相一职在汉武帝时期被看作高危职业，汉武帝的治理手段也显得颇为偏激。但是出于国家发展的目的以及结合汉武帝自身的性格，也就不难理解这种“一朝十三相”情况的发生了。
故此，总述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并非指的是某位宰相的职权有威胁皇权甚至取而代之的趋势。而是在于一开始的职责设置太过宽泛，丞相君主制用于汉初是符合社会背景和国家发展的，遇到这些垂拱深宫的皇帝也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碰撞。但是制度的运作还是需要人来实施，遇到汉武帝这样雄才伟略、好大喜功之人，加之社会发展到相应阶段。这种旧制度下的“丞相职责”（相权）便与现实显得格格不入，改革创新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那么西汉共天下的对象更多地就要倾向于外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