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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阴历六月四日，哥舒翰“恸哭出关”，驻扎于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叛军故意示弱，队伍不整，唐军果然中计，一路前行，被诱进隘路。山上无数滚木檑石如冰雹般砸下，唐军在隘道上却没有周转余地，死伤无数。
关键时刻，哥舒翰指挥剩余军队渡过黄河，跑回潼关。二十万大军，仅仅剩下八千人。叛军潜锋蓄锐，引诱唐军弃险出战，决战之际，又假装不敌，引诱唐军进入埋伏圈，使哥舒翰遭到平生未有的失败。他常胜将军的声名，也因此付诸东流。
睢阳之战
长安城内，满朝文武得知潼关失守后一片混乱。仓促之下唐玄宗等人逃往西蜀避难，命令太子李亨镇守长安，把平叛部队召集到灵武设防。就在唐太宗出逃之时，太子李亨在宦官李辅国的怂恿下，在灵武自行登基，遥奉逃亡在西蜀的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
757年正月，安庆绪封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带领十三万人南下。尹子奇率领大军扫荡河南，河南城镇纷纷陷落，打到最后只剩下军事重镇睢阳还没有被攻陷。睢阳太守许远此时只剩不到四千兵力，急急忙忙给宁陵的张巡告急。张巡接到求救信号后，率兵三千自宁陵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共六千八百余人。然而尹子奇此时正率领着他的十三万人全力攻城，十三万人打六千八百人，兵力悬殊，可见一斑。张巡率领将士，昼夜苦战，连续战斗十六昼夜，借助睢阳的防守优势，共俘获叛军将领六十余人，杀死士卒两万余人。
最后，苦撑了十个月，终因病饿力竭，寡不敌众，睢阳城被叛军攻破，张巡及其部将三十六人遭杀害。睢阳之战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个月之久，牵制了安庆绪大军几十万人，从而使郭子仪等人能够从容收复两京之地。
长安被攻占之后，朝廷仅剩下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支撑着，刚好睢阳位于大运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镇，如果失守，运河阻塞，后果不堪设想，大唐的命数也可能直接终结于此。
从安禄山范阳起兵到睢阳之战，前后有两年时间，其后紧接着史思明再次叛乱，唐王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俗话说恶人自有恶报，安禄山、史思明先后被自己儿子谋杀，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春天，史思明之子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而死，其余部分叛将投降，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至此，唐王朝又进入到了藩镇割据的恶化状态。
◇占山为王
上章讲了藩镇的起源，本章主要分析藩镇的崛起和分立天下的藩镇类型。
安史之乱以后，为镇压叛乱而形成的藩镇，成了合军区、政区与监察区为一体的特殊地方机构，其与中央争权乃是自然正常的行为。所以表面看起来，中央、藩镇与州是三层直线关系，实际上是三角关系，三者各为一角，互相“绷着”。因为就全唐范围而言，各藩镇之间也是互相绷着，唐后期就这样绷了一个半世纪才寿终正寝。
为什么会持续绷着，而非直接剿灭，收回中央集权呢？放出去的权想要收回来，并非易事。
玄宗天宝年间，全国共有十节度使：
范阳节度使(河北北京军区）
平卢节度使(东北朝鲜军区，后迁为山东齐鲁军区）
河东节度使（山西太原军区）
朔方节度使（陕北河套军区）
河西节度使（甘肃河西走廊军区）
安西节度使（新疆西域军区）
北庭节度使（内蒙外蒙军区）
陇右节度使（甘肃陇右军区）
剑南节度使（四川巴蜀军区）
岭南五府经略使（两广岭南军区）
刚开始这些节度使还按照中央任命，按职责行使权力。后来势力逐渐增强之后就想要摆脱朝廷的控制。
当时玄宗宠信的安禄山兼任了三大节度使——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管辖区域等同于现在华北五省和陕西河南两省，也是借此反叛，爆发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入蜀避难，肃宗在陕北宁夏另立朝廷。各个军镇也开始以平叛之名，扩大募兵，敛收财政，增强势力。一时之间仿佛回到了先秦时期，各国诸侯（藩镇）打着“勤王”的口号，各怀鬼胎，指桑骂槐。
朝廷以藩镇平定藩镇，虽然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军首脑被灭，但是藩镇实质控制权仍未收回。又因为平叛增加了藩镇数量和增强了它们的权势，出现亲近朝廷的藩镇与叛乱独立藩镇对峙的局面。安史之乱结束后，朝廷元气大伤，面对平叛有功的藩镇，不是打压时机，这是未收回藩镇权力之初始。
祸不单行，安史之乱后，边陲藩镇的大多数兵力被调回长安平乱，边陲地带的吐蕃又开始猖獗起来。当时由于奸宦程元振当道，襄阳节度使来瑱、同华节度使李怀让先后被程元振陷害致死，各节度使害怕被权奸谋害，更加疏远朝廷，导致吐蕃进攻长安时，无一人出兵勤王，使吐蕃一举攻下长安。
面对内忧外患，中央朝廷的重心全用到了退兵吐蕃上，压根儿没有心思剿灭藩镇。这是未剿灭原因之二。
同时，募兵制下，战争结束之后，大量的职业兵除了经济上需要雇主之外，因长期的雇佣统领关系，牵带着感情基础。中央若是此时出力削藩，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引火上身，因此不敢轻易动手。这是未剿灭原因之三。
在此基础上，藩镇割据越演越烈，终于大唐天下彻底被藩镇分割了。原来的十节度使后来也分化成了“元和四十八藩镇”的割据状态。
因此史学界有的观点是根据藩镇的功能和地域特点，将藩镇划分成四大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非割据性藩镇）、边疆御边型（非割据性藩镇）、东南财源型（非割据性藩镇）。
（一）河北藩镇，也叫河朔藩镇
河朔藩镇其实看来属于进奉功能，简单点说就是为中央的财力进行补充。其所辖的位置来看：魏博镇、成德镇、幽州镇、义武镇、横海镇五镇等地方富饶繁荣，经济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这些条件也给河朔藩镇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
也由于这个物质的保障，自安史之乱至唐末，河朔藩镇与中央朝廷几乎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记载称之：
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
河朔与中央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对立状态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向中央进奉。因为割据的程度相当有限，他们并不能完全摆脱中央威权而存在，诚如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
河朔藩镇和中央的关系一直很微妙，一方面游离在唐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脱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权力在皇权之下仍属于依附关系。河朔为何一直不闹独立，一则为上述原因，二来该藩镇内部矛盾重重，骄兵悍将随时威胁着节度使的生存。一旦节度使脱离中央的“任命”，就会因为名不正言不顺而产生危机。其三则是藩镇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虎视眈眈，互相争夺。为了避免惨遭吞并的厄运，各镇节度使必须用朝廷授予的旌节作挡箭牌，避免给对方的吞并行动提供口实。
为了维系这种微妙的关系，河朔藩镇以经济的优势作为关系的契合点，于是进奉成为维系唐廷和河朔藩镇关系的纽带。但是这种进奉不是强制性的，而只是形成了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通过定期岁贡或临时进献，河朔藩镇部分履行了作为地方政权所应承担的财政义务，获得了朝廷的官爵和任命，从而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有利条件。唐王朝则通过接受进奉而从河朔地区获得部分经济收入，维持一定的中央权力。进奉是河朔藩镇在唐后期履行经济义务的基本方式，是对中央政府在河朔地区丧失的政治权力的补偿。
也正因为如此，当两者矛盾尖锐化，唐王朝准备武力讨伐时，往往要先声明拒纳河朔藩镇的进奉，以示劝惩。唐王朝用断绝河朔诸镇的朝贡或进奉作为武力讨伐的先声，对跋扈的河朔藩镇进行警示，说明河朔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一种比较有规律的朝贡和进奉关系。
于是，河朔藩镇对中央政府的进奉由于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尽管并不完全叛离中央，但是河朔藩镇是唯一与唐廷割据的藩镇，也是最令唐廷头痛的割据势力。甚至，中原藩镇就是唐廷为了遏制河朔藩镇而设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