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脂球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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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数日，溃军的一股股队伍，纷纷穿过这座城市。那根本不算队伍了，完全是散兵游勇。那些人胡子拉碴，又长又脏，军装也破烂不堪，既没有军旗，又不成为团队，只是拖着脚步朝前走。他们都显得神情沮丧，力尽精疲，再也不能想什么，再也不能拿什么主意了，仅仅凭习惯机械地移动脚步，一站住就会累趴下了。他们大多是应征入伍的性情平和的人、安分度日的年金领取者，一个个都被枪支压弯了腰；还有年轻而敏捷的国民别动队员，他们容易惊慌失措，又能立刻斗志昂扬，他们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溃退逃跑；此外，他们中间还零星夹杂着穿红色军裤的士兵，那是一次大型战役中被击垮的师团的残部；身穿深色军装的炮兵，同各种步兵混杂在一起；有时也能看见一名龙骑兵的闪亮的头盔，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跟随脚步比较轻快的步兵，显得十分吃力。

随后，游击队也一批批穿城而过，每队都起了英勇的称号，诸如“败军复仇队”、“坟墓公民团”、“敢死队”等等，不过，他们的样子倒像土匪。

他们的长官，也都是从前的布商或粮商、油脂商或肥皂商，临时充当军人，因为钱多或者胡子长，就被任命为军官，全身披挂着武器、法兰绒绶带和军衔。他们讲话声如洪钟，经常讨论作战方案，大言不惭，自以为肩负着危难的法国的命运；不过，他们有时也惧怕手下的士兵，那原本是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往往不要命，但是奸淫抢掠，无法无天。

据说，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鲁昂城（注：故事发生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首府便是鲁昂。) 。

当地的国民卫队，两个月来一直在附近树林中，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哪怕荆丛里有一只小兔子动一动，他们就立刻准备投入战斗。现在，他们都各自逃回家中，那些武器、军装，在方圆三法里之内用来吓唬路碑的一整套凶器，都突然不翼而飞了。

最后一批法国兵总算过了塞纳河，要从圣赛威尔和阿夏镇的方向退往奥德梅桥。走在最后的是将军，左右由两名副官陪伴，徒步行走。率领这样的乌合之众，他实在回天乏术，一筹莫展；而且这个以勇武著称、战无不胜的民族，竟然遭此惨败，全线崩溃，他裹在其中，也不免感到茫然失措。

此后，城中便是一片寂静，一片静悄悄而又惶惶不安等待的气氛。许多大腹便便的市民，在生意场上丧失了男子气概，现在惴惴不安地等待胜利者，他们心惊胆战，唯恐敌军看见他们烤肉的铁扦或者大菜刀，就说是窝藏武器。

生活似乎停止了，铺子都关门闭店，街上阒无人声。偶尔有个居民上街，也被这种沉寂吓坏，便溜着墙根匆匆离去。

就在法军撤完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冒出几名轻骑兵，穿城疾驰而过。不久，从圣卡特琳山坡就黑压压下来一大片人，与此同时，另外两股侵略大军，也像潮水一般，出现在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大道上。这三支大军的先头部队，恰好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会合。随后，德军大部队开到，一营一营，从周围的大街小巷列队出来，沉重而整齐的步伐，踏得路石咯咯作响。

一种陌生而喉音很重的声音所喊的口令，沿着房舍升起。那些房屋看似空荡荡的，一片死寂，可是在关闭的窗板里面，一双双眼睛却在窥视胜利者；那些胜利者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根据“战时权法”主宰全城人的财产和性命。居民守在昏暗的房间里，都惊恐万状，如同遭受大灾大难，发生强烈地震，什么智慧和力量都无能为力了。是的，每逢事物的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原来受人类法律或自然法则保护的一切，遭受一种无意识的残暴力量的蹂躏，人们就会产生这样惶恐的感觉。大地震将一个地方的所有人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之下；泛滥的江河同时冲走淹死的农夫和耕牛的尸体，以及房屋的梁柱；同样，打了胜仗的军队就要屠杀自卫的人，押走俘虏，以战刀的名义抢掠，用大炮的轰鸣感谢上帝；所有这些可怕的灾难，让我们无法再相信永恒的正义，也无法按照我们所接受的教导那样，再相信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德军小分队挨家敲门，然后进了屋。这就是入侵之后的占领。战败者从此开始尽义务，必须热情招待胜利者。

过了一段时间，最初的恐怖一旦消失，气氛又重新平静下来。在许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一家人同桌吃饭。有的军官也很有教养，并且出于礼貌，替法国惋惜，说自己本不愿意参加这场战争。房主自然要感激普鲁士军官的这种感情，何况说不上哪一天，还要仰仗他的保护呢。把他侍候好了，也许能少摊派几名士兵来吃饭。既然什么都要听命于这个人，又何必伤害他呢?那样干不是勇敢，而是鲁莽。现在的鲁昂市民，已没有大胆鲁莽的毛病了，不像当年那样，因英勇守城而使这座城池闻名遐迩（注：15世纪初叶，鲁昂人曾英勇反抗英王亨利五世的统治。)。最后他们还这样考虑，只要不在公开场合同外国亲近，在自己家里客气一点儿并不为过。这也是他们从法兰西文明礼貌中得出的至高无上的理由。到外面，彼此成为路人，可是回到家里，大家都愿意交谈；每天晚上，大家守着炉火取暖，德国军官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

就是整个城市，也渐渐恢复了常态。法国人固然还不大出门，可是大街小巷挤满了普鲁士兵。况且，那些蓝色轻骑兵军官，身上佩带的杀人的大家伙拖在马路上，虽然显得盛气凌人，但是比起去年也是在这些咖啡馆里吃喝的法国轻骑兵军官来，对普通公民的蔑视态度并不算特别厉害。

然而，空气中多了点什么，多了点难以捕捉的陌生东西，那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外国气氛，如同扩散的一种气味，异族入侵的气味。这种气味充斥家家户户和所有广场，改变食品的味道，使人产生远行到野蛮而危险的部落的感觉。

胜利者要钱，要很多钱。居民总是如数缴纳，他们也的确富有。不过，诺曼底商人财越大越抠门儿，出一点血，拔一根毛，看着自己的财富有一点儿转到别人手中，他就特别心疼。

可是出了城，沿河流往下游走两三法里，到克鲁瓦塞、埃普塔尔或比萨尔一带，船夫和渔人能经常从水底打捞上来德国人的尸体。那些尸体在军服里泡得胀起来，有用刀捅死的、用脚踢死的，也有脑袋被石头砸烂的，或者从桥上被人推下水的。河底的淤泥里，埋葬了不少野蛮而合法的暗中复仇，那是不为人知的英勇行为、不声不响的袭击，比白天打仗还危险，但又不能扬名。

须知对外敌的仇恨，总能武装起几个义无返顾的人：他们为了一种信念，随时准备献出生命。

总而言之，入侵者在全城实施严格的纪律，并没有干出一件传闻他们在挺进中所犯的暴行。于是，城里人胆子壮起来，那些商人又蠢蠢欲动，心中渴望做生意了。有几个商人在仍由法军据守的勒阿弗尔港有大笔投资，他们打算从陆路先到迪埃普，再乘船转到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认识的几名德国军官的影响，从总司令那里获得离城特许证。

有十名旅客定了座位，车行派一辆四驾旅行大马车送一趟，决定星期二天亮之前动身，以免招来人围观。

这一阵上了冻，地面冻硬了。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的光景，北风劲吹，刮来一片片乌云，大雪纷纷扬扬，从傍晚一直下了一整夜。

凌晨四点半钟，旅客们在诺曼底旅馆院内集合，准备上车。

他们还睡眼惺忪，虽然披着毛毯，还是冻得浑身打哆嗦。昏暗中彼此看不清楚，他们身上里三层外三层，穿了厚厚的冬衣，看上去就像身穿长袍的肥胖神父。有两个男人倒是相互认出来，第三个人又上前搭话，他们便开始交谈。一个说：“我带老婆一道走。”另一个说：“跟我一样。”第三个说：“彼此彼此。”第一个又说：“我们再也不回鲁昂了。如果普鲁士军逼近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去英国。”他们气味相投，也都有同样打算。

然而，始终没有人来套车。一名马夫提着一盏小灯，不时从一扇黑洞洞的小门里出来，又立刻钻进另一扇门里。马厩地下垫了草，马蹄刨地的声音就不大了。一个汉子骂咧咧地同牲口说话的声音，在旅馆楼内都听得见。一阵轻微的铃声表明有人在弄马具，不久又变成持续不断的清脆颤音，节奏随着牲口的动作而变化，时而停止，接着又突然摇响，并且伴随马蹄掌踏着地面的闷声。

门猛然关上，声响戛然而止。这些市民身子冻僵了，都沉默下来，直挺挺地伫立在那里。

绵绵不断的白色雪幕闪闪发亮，不停地朝大地降落，抹掉了万物的形状，给万物蒙上一层冰雪的泡花。城市一片沉寂，埋葬在冬天下面，什么也听不见了，唯闻这种难以捕捉的、模糊而飘浮的下雪的窸窣之声，与其说是声响，不如说是感觉，微屑淆杂混合，似乎充塞天地，覆盖了世界。

提灯笼那人又出现了，他牵着一匹不愿走而垂头丧气的马，将它拉到车辕里，搭上套，转悠了好半天才系好，因为他一手提灯照亮，只能用一只手干活。他正要去牵第二头牲口，看到所有旅客都站着不动，满身都是白雪，就对他们说：

“你们干吗不上车呢?到车里起码避避雪。”

自不待言，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听这话就蜂拥过去。那三个男人先把妻子扶上车，随后也上去了。另外几个身形模糊的人彼此没有讲话，上车就坐到余下的位子上。

车厢的底板铺了厚厚的干草，脚可以插进去。坐在里头的那几位太太带了烧炭的小铜暖炉，这时点燃了，然后低声列举暖炉的好处，讲了好半天，无非彼此重复早已知道的事情。

旅行车终于套好了，本应套四匹马，考虑到路不好走，就套上六匹马。这时，外面有人问道：“全都上来了吗?”车里有人应了一声：“全上来了。”于是启程了。

马车行驶得很慢很慢，一小步一小步往前移动，轮子陷在雪中，整个车厢哀鸣，发出低沉的吱吱咯咯的声响。几匹马打着滑，呼呼喘息，浑身冒热气；而车夫的大鞭四面飞舞，不停地打响，时而拳曲，时而伸展，活像一条细长的蛇，又突然抽在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那匹马的后臀就往上一拱，猛地用力拉车了。

不知不觉天亮了。被车里一位地道的鲁昂旅客刚才比作棉花雨的鹅毛大雪，现在已然停了。乌云里透出一道污浊的光线，而厚重的乌云反衬得雪野格外明亮耀眼，地面上忽而出现一行披上霜衣的大树，忽而出现一座顶着雪帽的茅舍。

车厢里，大家借着黎明的这种凄清的光亮相互好奇地打量。

车厢最里面的最好位子上，有鸟先生夫妇面对面坐着打瞌睡，他们是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人。

鸟先生从前给人当伙计，趁老板破产，就把店铺盘过来，从而发了财。他以极便宜的价格，将极劣的葡萄酒批发给乡村的小贩，因而在熟人和朋友的眼里，他是个非常狡诈的奸商，是个诡计多端、快活俏皮的真正诺曼底人。

他这奸商的名望已十分稳固，以致有人当做笑谈。例如有一天，在省政府的晚会上，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文思敏捷而犀利、专编寓言和歌谣的作者图奈尔先生，看到女士们有点困倦，就提议玩“飞鸟”（注：法文Voler有“飞”和“盗窃”两种含义。这里用作双关，故引人发笑。)游戏。这一说法立即飞遍省督的每间客厅，然后又飞到全城的每家客厅，让全省人开心大笑了一个月。

此外，鸟先生爱搞恶作剧，爱开文雅和下流的玩笑，也是出了名的，因此哪个人提起他，无不立刻补充一句：“这个鸟家伙，真是无价的活宝。”

此公身材矮小，挺个球状的大肚子，肩头顶着鬓髯灰白的一张红赤赤的脸。

他的老婆则人高马大，麻利果断，说话嗓门又高，遇事又能当机立断，在店铺里代表着秩序；而老公则凭着插科打诨，给店铺增添活跃的气氛。

挨着这对夫妇坐的一位更有派头，出身阶层要高一等，他就是卡雷-拉马东先生，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棉纺行业名望很高，开了三座纺织厂，授予荣誉团骑士称号，又是省议会的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注：指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1852-1870）。)，他一直是善意的反对派首领，唯一的宗旨就是先攻后和，拿他本人的话来说，也就是拿武器虚晃几招，然后要价高些，再附和多数派的主张。卡雷-拉马东太太比丈夫年轻得多，成为鲁昂驻军的那些贵族军官的安慰。

她坐在丈夫的对面，身子蜷缩在毛皮大衣里，显得那么娇小，那么可爱，那么秀美；她瞧着这破破烂烂的车厢，眼里充满了沮丧的神情。

坐在她身旁的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夫人，这是诺曼底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伯爵是个派头十足的老绅士，并且着意修饰，竭力突出他的相貌与亨利四世国王的相似之点；根据他的家族引以为荣的一种传说，亨利四世曾使布雷维尔家族的一名女子怀了身孕，那女子的丈夫便得以晋升伯爵，并擢升为省督。

在省议会里，于贝尔伯爵跟卡雷-拉马尔先生是同僚，不过他在省里代表奥尔良保王党。他同南特城一个小船主女儿是如何结为良缘的，这始终是个谜。伯爵夫人也的确雍容华贵，比谁都善于应酬，据传她曾得到路易·菲力浦（注：路易·菲力浦（1773-1850），奥尔良公爵，后为法国国王（1830-1848）。)的一名公子的垂爱，因而整个贵族阶层都趋之若鹜，她的沙龙在当地也首屈一指，是唯一保留昔日风流情调的场所，一般人是难得进去的。

布雷维尔家庭拥有的全是不动产业，据说每年收入高达五十万法郎。

上述六人是这辆车旅客的核心，是社会上收入稳定、生活平静、有权有势的阶层，同时也是信奉宗教、讲究道德、有威望的正人君子。

也是巧得出奇，所有女客都坐在同一条长椅上；伯爵夫人旁边还坐着两名修女，她们掐着长串念珠，口中咕哝着《圣父经》和《圣母经》。一位是老修女，满脸麻坑，就好像迎面贴近中了一排霰弹似的。另一位修女身体极其羸弱，一张病容的俏脸长在痨病胸脯的上面：这样的胸脯受贪婪信念的啮食，能使人情愿殉教并产生宗教幻象。

这两位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把大家的目光吸引过去。

那男的谁都认识，人称民主家高奴代，是上流社会人士最怕的人。二十年来，他泡在具有民主风味的所有咖啡馆里，在啤酒杯中浸染他那棕红色的胡子。他和弟兄朋友们，吃光了他那当糖果商的父亲给他留下的可观的财产，便急不可待地盼着共和国的诞生，以期获得他为革命干了那么多啤酒之后应有的地位。9月4日（注：19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惨败，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第二帝国，成立第三共和国。)那天，也许有人故意捉弄他，他真以为自己被任命为省督，不料走马上任时，成为办公室唯一主人的那些侍役，却不肯承认他的资格，逼得他退避三舍了。其实，他是个挺厚道的家伙，乐于助人，而并无害人之心，于是他又以无比的热忱，全力组织守土的防务，动员百姓在平野上挖了许多坑，砍倒附近林子中的所有小树，在每条路上都布下了陷阱。他对自己营建的这些防御工事非常满意，等敌军快要开到时，他就急忙撤回城里了。现在他又想，勒阿弗尔更需要他，那里亟待建造新的防御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