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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来的客人有几个坐在院子里的露天酒吧里。院子里有几株绿色棕榈树和藤蔓植物，栽在水泥盆子里。水磨石地板从四面向中间倾斜，正中是栅栏状的地漏，那里总是发出一股下水道的气味，一下雨更是难闻。现在气味还不算太糟：空气干燥而闷热，阳光投射到一面墙上，形成三角形的一块亮斑——白人们就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吃着旅馆的三明治，喝着淡啤。
这群人穿着平民服装，不过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显眼。平常酒吧的顾客中总有一些看上去没什么力气的人，而且年龄参差不齐。而这些白人个个体魄强健，里面也有几个灰白头发的，不过看起来不超过四十岁，说他们是运动员也有人信。这些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拨，其中一拨看上去粗野一些，有些吵闹，有几个穿着鲜艳的衣服。还有两三个年轻人假装喝醉了，正在插科打诨，逗大家发笑。另外一拨人严肃一些，脸上修得很光净，看上去受过更好的教育，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乍一看，两拨人好像是碰巧在酒吧遇上了，彼此毫不相干，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他们都蹬着一模一样的沉重的黄褐色马靴。
凡·德尔·魏登旅馆的服务员平时总是没精打采的。年长一些的坐在板凳上什么也不干，只等着人家来给小费。他们大多长着一张瘪瘪的苦瓜脸，穿着短裤，围着宽大的围裙，就像跟班的穿的制服。有时候没事做，他们就把手缩到围裙下，看起来就像是在理发的人。年轻一些的是独立后长大的年轻人，穿着自己的衣服，在柜台后面叽叽喳喳地聊天，好像自己是客人一样。不过现在这些服务员都很警觉，都在忙乎。
我要了一杯咖啡，很快就上来了，速度之快简直是破天荒！给我上咖啡的是个身材矮小的老人。我不止一次想过，在殖民时期，这家旅馆挑服务员是不是看谁更瘦小，更好摆弄。怪不得此地过去出了那么多奴隶：选来做奴隶的人体格都很差，除了生育下一代的能力，其他各方面都只能算半个人。
咖啡上得很快，还有装在不锈钢壶里的牛奶，是奶粉冲的，量很少，而且好像不新鲜。我把牛奶壶举了起来，还没张口老服务员就看见了，吓得面如土色。见他吓成这样，我只好把壶放下来，无奈地啜饮着苦涩的清咖啡。
酒吧里的人来者不善。他们——或者他们的同伴——可能已经展开行动了。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寻常角色，知道我是来看他们长什么样子的，也知道服务员害怕他们。今天早晨，旅馆的服务员还在说森林里的人如何如何刀枪不入。别看这些服务员身材矮小，一旦小镇上掀起叛乱，他们指不定会用那瘦小的手干出什么事来！这还没多久，他们就沦落到这么可怜的地步了。我们该为此感到庆幸，但同时又有些同情他们。这就是这个地方给你的印象：你永远不会知道应该怎样去思考，怎样去感受。要么感到恐惧，要么感到羞耻，别无其他。
我回到商店。日子还得继续下去，这样还能打发时光。凤凰树长出了新叶，毛茸茸的，嫩绿嫩绿的。日头在移动，人影树影斜斜地横过红色的街道。换成别的日子，一到这时候我就会想着回家喝茶，或者到希腊俱乐部打壁球，然后找家简陋的酒吧去喝冷饮，坐在金属桌子边上，看着黄昏的光线慢慢暗下去。
快四点的时候，商店正要打烊，梅迪突然跑来了：“白人今天早晨来了。有的去了军营，有的去了水电。”他说的水电是指水力发电厂，离小镇有几英里路，在我们的上游。“他们到军营后，头一件事就是把岩义上校给毙了。是总统下令让枪毙的。他可是说到做到，这个新总统！岩义上校正跑出来迎接他们呢，他们没等他开口，就一枪给毙了，当着男女老少的面给毙了！还有依颜达中士，他还在我们这儿买过一卷苹果花纹的窗帘布呢，也让他们给毙了，还有其他几个当兵的。”
这个依颜达我还记得。总是穿着一身浆得笔挺的制服，脸四四方方的，小眼睛，总是笑眯眯的，眼神挺狡诈。我还记得他当时用手掌摩挲着印着大红苹果花纹的布，记得他掏出一卷票子付账的样子，别看他神气活现地掏钱，其实那东西不值几块钱。窗帘布！听说他被处决，当地人肯定都很开心。这并不是因为依颜达是坏人，怪就怪他来自猎捕奴隶的部落，就好像军队里其他人一样，比如他的上校。
总统把恐惧带到了镇上，带到了这个地区。他明着是吓唬军队，暗里是吓唬本地老百姓，在杀鸡给猴看呢。处决军人的消息会不胫而走，老百姓会更加困惑，更加紧张。他们会跟我一样，第一次觉得独立后首都还是有管事的人，感觉到人人有份的独立已经到头了。
我能从梅迪身上看到变化。他不断带回糟糕的消息。但他比早上要平静一些，也让费迪南平静了些。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开始听到枪声。要在早晨，大家肯定都慌作一团。可现在我们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枪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远不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雷声响亮。不过，这陌生的声音让镇上的狗惊惶不安，它们此起彼伏地叫起来，有时把枪声都盖住了。出门来到楼梯平台上，只看到黄昏的阳光、树和炊烟。
日落后四周一片漆黑。停电了。可能是机器坏了，可能是线路被人故意掐了，也可能是发电站被叛军占领了。但现在没有电也不是坏事，说明至少今天晚上不会发生暴乱。这里的人不喜欢天黑，有的人甚至要在屋子里点着灯才能入睡。不过我、梅迪和费迪南都不相信发电站被叛军占领了。我们信任总统派来的白人。早晨我们还看不清局势，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我坐在客厅里，就着油灯看旧杂志。梅迪和费迪南在他们的房间里说话。他们的声音和白天或者有电时不一样。两人的嗓音都压得低低的，带着沉思的意味，沉稳老成，像是两个老人在谈话。我来到走道上，发现他们的门是开着的，梅迪穿着背心和衬裤坐在床上，费迪南也穿着背心和衬裤，躺在地铺上，一只脚翘得高高的，抵在墙上。在油灯摇曳的灯光下，他们看起来像是躺在某间窝棚里面。两个人悠闲地聊着，慢声细语，不时停顿或沉默，同他们的姿势十分相配。这些天来，他们头一次这么放松。他们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所以竟聊起危险、战争和军队这些事了。
梅迪说他早上看到白人了。
费迪南回答说：“南部有许多白人，那里的打仗才叫打仗呢。”
“今天早晨你真该见识一下。他们直接冲到营房，拿枪指着所有人。我从来没见过当兵的这样。”
费迪南说：“我第一次见到当兵的那会儿还很小。那时欧洲人刚走，我住在妈妈的村里，还没有去我父亲那里。这些当兵的跑到村里来，也没个领头的，什么坏事都敢干。”
“他们有枪吗？”
“那还用说？当然有了。他们四处搜白人，搜到了就杀。他们说我们把白人给藏起来了，但我看他们纯粹是找麻烦。后来我妈妈走过去和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走了。只带走了几个妇女。”
“你妈妈和他们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看她把这些人吓住了。我妈妈会魔法。”
梅迪说：“我们海岸那边有个人，和你说的有些像。那人好像是从这一带过去的，他让人对阿拉伯人动手，见阿拉伯人就杀，从集市上杀起。我当时就在现场。你真该见识一下，费迪南。那些胳膊和大腿扔得满街都是。”
“他干吗要杀阿拉伯人？”
“他说他是在执行非洲之神的命令。”
这话梅迪倒没和我说过。或许他觉得这并不重要，或许他是给吓坏了。不过他并没有忘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想费迪南可能在思考他刚听到的话。他们再次开口时把话题扯开了。
枪声继续传来。不过还是在远处。是总统派来的白人在开枪，好像是在承诺秩序和稳定。很奇怪，枪声竟让人感到安慰，让人有一种深夜听雨的感觉。一切外部未知世界的威胁都被遏制住了。焦虑散尽，坐在客厅里，看着油灯的灯影摇曳，电灯光永远造不出那种阴影来。费迪南和梅迪用闲适而又老成的声音聊着天，把自己的小屋变成了温暖的小窝。这样的情景，确实让人感到慰藉。感觉像被送到了隐蔽的森林村庄，送到沉沉夜色下的小屋，隐蔽而又安全——外界的一切像被一条施了魔法的线挡在外边。和印度老夫妇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想过，现在我又开始想，要是这一切是真的该多好啊。真希望一觉醒来，世界缩回到了我们熟悉而放心的小天地！
第二天一早，战斗机开过来了。听到声音，刚想出去看，它已经冲到头顶上方了，飞得很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让你感觉无法把持自己的身体，所有的感官似乎都关闭了。有架喷气式战斗机飞得低低的，你能看清楚机身下面是一个银色的三角形，这是杀人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它飞走了，很快就远得几乎看不见了。阳光越来越烈，把远去的飞机照得雪亮。后来战斗机又回来了几次，其中一架就像一只凶狠的大鸟，盘旋在天空中，不肯轻易离开。接着，它又飞到丛林上方，最后终于爬升到高处，远远地投下炸弹，炸弹当即在丛林里炸开，声音一如我们熟悉的雷声。
一周内，战斗机来了好几次，是同一架。每次都低低地飞到小镇上方，然后飞到丛林上方，随机扔下一些炸弹。不过战争第一天就打完了，而军队一个月后才从丛林回来，整整过了两个月，凡·德尔·魏登旅馆的新客人才陆续离开。
一开始，也就是白人到来之前，我还认为自己是中立的。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军队或者叛军。实际的结果却是两败俱伤。
来自那个著名的武士部落的士兵有很多被杀。后来，更多士兵丢掉枪支，丢掉浆得笔挺的军装，抛弃了他们花了不少钱装修的营房。总统在遥远的首都重组了军队。镇上的军人来自不同的部落或地区，成分比以前复杂多了。武士部落的人手无寸铁地被丢到镇上。营房那一带的景象让人毛骨悚然，有女人在通往森林的路上哭，一会儿捧起自己的大肚子，一会儿又放手让它重重地垂下来。一个鼎鼎大名的部落，就这样落入过去的猎物之手：好像是大自然在冥冥之中把森林里的古老法则颠倒了。
那些面黄肌瘦的叛乱者不久又在镇上出现了，看起来比原来更饥饿，更落魄，黑乎乎的破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伙人还觉得自己有神力相助，以为敌人的枪管会弯掉，打出来的子弹都会掉到水里。他们一个个面容憔悴，脸上带着怨恨，有一阵子他们独来独往，好像有些癫狂。他们曾想毁灭这个小镇，但又需要它。正如马赫什所说，人们把他们从自杀边缘拽了回来。他们意识到有人在远方掌控着这里的一切，于是恢复了以往的顺服。
从抵达镇上的头一天到现在，我第一次发现凡·德尔·魏登旅馆出现了一些生机。汽船不仅给总统的白人士兵送来物资补给，也带来了很多女人。这些女人是河下游的，一个个体态丰满，浓妆艳抹。我们这里划独木舟的、扛货的女人往她们身边一站，简直就是皮包骨的小孩。
后来我们终于获准开车到大坝和水电站去。那里临近两军交战的地方。水电站的设备毫无损坏，不过一家开张不久的夜总会已经不在了。夜总会老板原来是南部葡萄牙占领区的人，为了躲避征兵，逃到我们这里来，开了这家夜总会。这儿环境非常优美，夜总会坐落在悬崖上，前面的大河一览无余。这里是我们刚刚开始习惯的好去处：周围的树上总是挂着五颜六色的小灯泡，我们悠闲地坐在这里，一边喝着低度葡萄牙白葡萄酒，一边欣赏着大峡谷和打着灯光的大坝，简直是种奢侈的享受，让我们感觉自己很有品位。不过打仗的时候，叛军占领了夜总会，将它洗劫一空。夜总会的主要建筑十分朴素，没什么特别的：水泥墙围在四周，舞池是露天的，边上有个酒吧间。那四堵墙仍在，但很多地方有火燎的痕迹，可见他们曾想连这水泥墙一起烧了。所有装置都被毁坏了。叛军的怒火好像是冲着一切不属于非洲森林的东西，如金属、机械、电线等等。
其他地方也能看到这种愤怒的印记。前一次战争结束后，联合国某机构曾把水电站和大坝上面的堤道修好，离大坝有段距离的地方竖立了一座金字塔形石碑，碑上有块铭牌，记载着联合国修坝一事。铭牌好像被用沉重的金属物件砸得走了形，上面的字母也被人一个个锉掉了。堤道一端本来有些铸铁的路灯柱子，都是从欧洲运来的，竖在这里作为装饰。代表新势力的地方装一些老式路灯，主意不错。可惜这些柱子也被砸得面目全非。灯柱都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工匠制造的，上面还刻着他们的姓名，这些姓名也无一幸免——凡是有字的地方都被人锉掉了。
让人忘不掉的是这种愤怒——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见着金属的东西就想用自己的手毁掉！刚刚停火没几周，随着村里的人又跑回到镇上，饥肠辘辘，四处觅食，这些事已经显得非常遥远，难以想象了！
恢复和平后没几天，惠斯曼斯神父再次出游，结果被人杀害。他的死本来不会有人知道，凶手随便把他埋到丛林里的某个地方就行了，谁也不会找到。不过杀害他的人故意要把事情抖出来。他们把遗体放入独木舟，独木舟沿着大河漂游，最后被水葫芦缠住，停在了河岸边。尸体上面满是残害的痕迹，头颅被人砍断，还钉上了钉子。大家一切从简，很快把遗体掩埋了。
太可怕了。他这一死，让人觉得他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那么渊博的学识就这样随他入土了。对我来说，可贵的不只是他的知识，还有他的人生态度，他对非洲的热爱，他对森林信仰的感情。他一死，我觉得整个世界也死了一小块。
我敬佩神父的纯洁，但现在我不禁怀疑这纯洁到头来究竟有没有价值。面对如此可怖的死亡，我们怎能不去怀疑一切呢？不过我们终归是人，不管周围有多少死亡，我们总还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能带着怀疑的心态长久生活下去。所以，这一阵怀疑的情绪过去之后，我开始感觉到神父的一辈子过得比我们大部分人都好——在内心深处，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一点我从不怀疑。神父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让他过着一种独特的全心投入的生活，激发他去寻找，去探索。我们看到的只有丛林，而他却发现了人性的丰富饱满。不过，他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和他的虚荣相似。他过分沉迷于研究大河边各民族的融合，为此付出了代价。
神父是怎么死的，没有什么像样的说法。但他的尸体放在独木舟里，在河道上漂流，肯定被很多人看到了。公立中学里人们议论纷纷。虽然镇上大多数人对神父知之甚少，但大家都知道他热爱非洲。学校的男孩们有的感到难堪和羞耻，有的却火药味十足。费迪南属于后者。他已经从前一阵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也不再想着回母亲的村庄了。他对神父之死的态度我一点儿也不奇怪。
费迪南说：“博物馆是欧洲人的玩意儿。那和非洲之神犯冲。我们各家的屋子里都有这些面具，我们都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不必到惠斯曼斯的博物馆去。”
“非洲之神”——这话是梅迪说的，而梅迪是从海岸那边反抗阿拉伯人的暴动的领袖那里听来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那个从水电站传来枪声的夜晚，那晚我们感到自己平安了。不过这个说法暴露出费迪南内心的一些东西。住在我家的那些天，费迪南经历了一场危机。自此之后，他进入了一个新的角色。这个角色很适合他，而且更合理。他不再想扮成某个特殊种类的非洲人。他就是个非洲人，愿意认同自己性格的各个方面。
这种新角色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些。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有礼貌，他变得嚣张而怪异，背后是隐秘的紧张。他尽量不到我家里或者店里来。这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在经历了叛乱的巨大惊吓之后，他想向我表明，没有我他也照样活得好好的。但后来有一天，他托梅迪捎来一封信，打动了我。信写在从练习本里撕下来的一张印有线条的纸上，没装在信封里，而是折了几折，折得小小的，紧紧的，展开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字写得很大：“萨林姆！那个时候，是你把我带回家，把我当成自家人一样。F.”
这就是他的感谢信。把他带回家和自己一起住，这种善意对一个非洲人来说非比寻常，值得感谢。但他又不想显得自己好像是在巴结或者示弱，所以故意弄得这么粗糙——没有信封，带线条的信纸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字写得大而潦草，信里不明确表示感谢，以“萨林姆”而不是“亲爱的萨林姆”称呼我，以“F”而不是“费迪南”落款。
我觉得这封信既好笑又动人。不过整件事有点讽刺。费迪南难得表现出的这种柔情，却是我的一个小小举动所引发的。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出自特定背景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姿态。我来自海岸，我的家庭和我家的仆人生活得很近，可以说太近了，而这些仆人过去是奴隶，他们的祖先就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非洲土地上被掳走的。如果费迪南知晓这个背景，不知道他会多愤怒！不过，从这封信和他这个不卑不亢的新角色来看，作为一个男人，他已经成熟了很多。当初他的母亲扎贝思把他带到我店里来，请我照应他，想必心里盼的就是这种结果吧。
说起惠斯曼斯神父藏品的不只费迪南一人，其他人也开始议论了。神父在世的时候四处收集非洲的东西，大家都把他当成非洲的朋友。现在情况变了。大家觉得他收集这些东西是对非洲宗教的不敬，所以学校里谁也不敢接管这些藏品。也可能是因为别人都不具备神父那种学识和眼力吧。
学校有时会带访问者参观这些藏品。木刻还好，但由于枪支储藏室通风不佳，面具开始腐坏，味道比以前还要难闻。它们依旧躺在木条架子上，因为在腐坏，好像失去了神父教我去看的那种宗教魔力。没有了神父，这些面具只是一些奢侈的物件。
在接下来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镇上陆续来了很多客人，他们来自许多国家，有老师，有学生，有打着各种名号来帮忙的人，还有一些好像是刚发现非洲的人。这些人看到什么都表现得很惊喜，唯独对我们这些镇上的外国人不屑一顾。神父的收藏开始被人偷抢。镇上来了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这人好像比非洲人还要非洲人，比谁都要爱穿非洲衣服，比谁都喜欢跳非洲舞蹈。有一天，此人乘坐汽船突然离开。我们后来才发觉枪支储藏室的大部分藏品都被偷走了，和此人的行李一起被运到美国。他常说要开一个原始艺术的展览室，不用说，神父的藏品将成为展览室的核心展品。这些藏品！森林最丰饶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