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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因达尔。他带了太多行李,大汗淋漓,怒气冲天。他的前臂平伸——好像叉车的叉子——双手托着一个大纸箱子,浅而宽,上面敞开着,显然没法抓握。那纸箱子很沉,里面装满了食品和很大的瓶子,大概有十一二个。从码头大门进来要走很长一段路才到船边,然后还要爬汽船的舷梯,到了终点,因达尔似乎把吃奶的力气都耗完了,差点掉眼泪。
他身体后倾,踉踉跄跄地进入豪华舱。我看到他把纸盒子重重地放——几乎是扔——到床上,然后开始跳舞似的伸展身体,表达他的疼痛:他跺着脚,狠狠地甩动前臂,好像要把肌肉里的各种疼痛全抖出来。
他显然表演得过头了一些,不过有人在看。不是我,他已看到我,但还没有心情跟我打招呼。耶苇特跟在他后面。耶苇特提着因达尔的箱子。他冲着她喊叫,因为他在说英语,周围没什么人听得懂,所以敢放胆这么叫唤。“皮包,那讨厌鬼有没有把皮包拿来?”耶苇特自己也筋疲力尽,出了一身汗,但她还是用安慰的口气回答说:“拿来了,拿来了。”后面一个穿着花衬衫的人提着皮包走上来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也是乘客。
我有很多次看到因达尔和耶苇特在一起,不过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像一对夫妇一样出双入对。我脑子发蒙,以为他们俩要一起走。这时耶苇特站直了身子,脸上堆出笑容,问道:“你也是在送人吗?”我这才明白我刚才的担心很愚蠢。
因达尔在捏自己的手臂。不管他打算此刻和耶苇特怎么分别,都被沉重的纸盒子带来的疼痛给搅黄了。
他说:“他们没有行李袋。他妈的连行李袋也没有。”
我说:“我还以为你乘飞机走了。”
“昨天我们在机场等了好几个钟头。他们总是说快来了快来了。然后,到了半夜,他们给我们送上啤酒,告诉我们说飞机被征用了。真是岂有此理。不是延误。征用!大人物要用飞机。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把飞机送回来。然后,我买了这张汽船票——你有没有买过汽船票?什么时候卖票,什么时候不卖,规定多得很。卖票的人好像总是不在。那该死的门一直锁着。每走五码路就有人拦住你看证件。费迪南,你给我解释解释这算是怎么回事。算个票价,把豪华舱的各种额外费用加在一起,那家伙在计算器上算了二十次!同一个数字,他竟算了二十次。为什么?他是不是认为计算器会改变主意?好了,这就耗掉了半个小时。然后,谢天谢地,耶苇特提醒我要带吃的。还有水。所以我们又要去采购。供五天喝的六瓶维希水。他们只有维希水——我跑非洲来喝维希水来了。一瓶一块五,美元!还有六瓶红酒,就是这里那种酸酸的葡萄牙红酒。要是我知道这些东西都要放到那个盒子里,我宁愿不买。”
他还买了五听沙丁鱼,我想是准备一天吃一听吧。还有两瓶奶粉、一听雀巢咖啡、一块荷兰奶酪、一些饼干,以及不少比利时蜂蜜蛋糕。
他说:“蜂蜜蛋糕是耶苇特的主意。她说这些蛋糕营养很丰富。”
耶苇特说:“天热这些蛋糕不会坏。”
我说:“公立中学有个人拿蜂蜜蛋糕当饭吃。”
费迪南说:“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要熏着吃。只要你不把外面的壳剥掉,能保存很长时间。”
“不过这地方的食品状况实在可怕,”因达尔说,“店里什么都是进口的,贵得要命。在集市上呢,除了蛴螬和人们乱捡的东西,就只有两根这个,两穗那个。而且一直有人来。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应付过来的?你们有的是丛林,有的是雨水,可小镇上却好像在闹饥荒。”
豪华舱里又进来一些人,拥挤不堪。先来了一位矮胖子,赤着脚,自我介绍说是豪华舱的服务员。然后事务长也来了,肩膀上搭了条毛巾,手里拿着折叠起来的桌布。事务长把服务员嘘走,然后把桌布铺好——是那种摸起来很舒服的旧布料,只是不知洗了多少次。铺好桌布,事务长对耶苇特说:
“我发现这位先生自己带着食物和水。不过太太,这没必要。我们还是遵守过去的规矩。我们这里的水都净化过了。我原来在远洋轮船上工作,到过世界各地。我现在老了,到这条非洲汽船上来做事。不过我对白人很了解,我知道他们的习惯。太太,这位先生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我保证给这位先生单独准备食物,我会亲手送到舱里来。”
事务长是一个瘦瘦的、上了年纪的混血儿。他的父母亲肯定有一方是黑白混血。他故意使用禁用的词:“先生”、“太太”。铺好了桌布,他站在那里等候犒赏。因达尔拿出二百法郎给他。
费迪南说:“你给得太多了。他叫你们‘先生’、‘太太’,你们还给他小费。在他这方面,他已经捞足了,账清了。现在他不会再过来为你服务了。”
费迪南似乎说对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下面一层甲板上的酒吧,看到事务长靠在柜台上喝啤酒。他对我们四个人都视而不见。我们要啤酒,他无动于衷,酒吧侍者说:“卖完了。”不过这实在让人难以信服:事务长在喝,另一张桌子上,也有人在喝——一个男的,边上还有三个衣着光鲜的女人。不过酒吧里看上去确实要什么没什么,褐色的货架上空无一物。墙上有一张带框的总统肖像,酋长打扮,拿着那根上面有神物的手杖。
我对酒吧侍者说:“公民。”费迪南也说:“公民。”我们开始讨价还价,最后,侍者从后面的屋子里给我们找来了啤酒。
因达尔说:“费迪南,以后就指望你给我当向导了。你得帮我跟他们讨价还价。”
时间已过正午,天气酷热。酒吧里到处都是河面反射过来的阳光,金光闪闪。啤酒很淡,但足以让我们昏昏欲睡。因达尔忘了身上的酸痛,开始和费迪南谈起领地上那个被中国人抛弃的农场,声音越来越轻。我也放松了紧张的神经,想到要和耶苇特一起离开汽船,我的情绪不禁高涨起来。
此刻正是午后不久,阳光炽烈,一切都像着了火似的,这火烧得正旺,但也微微显出逐渐柔和下来的态势。河上波光荡漾,浑浊的河水由黄色转为白色和金色。河上到处都是装有舷外发动机的独木舟,汽船开进开出的日子向来如此。独木舟上有各自所属“机构”的名称,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名称,用大大的字母漆在舟身两侧。有时候,独木舟从一片波光中穿过,在强光下,舟上的乘客都成了剪影。此时看过去,他们都坐得低低的,只能看出肩膀和圆圆的脑袋,就如同卡通画上的滑稽人物,正在进行一趟荒诞不经的旅行。
此时一个人突然步履蹒跚地闯进来。这人脚上蹬着厚底鞋,鞋跟很厚,足有两英寸。这种样式的鞋子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来,看来这人应该是首都来的。他也是个当官的,进来检查我们的船票和出入证。查完后,他又步履蹒跚地走出去。他一走,事务长、酒吧侍者和一些在桌子边喝酒的人就慌乱起来。这阵慌乱将船员和官员——他们没有一个人穿制服——同那些进来讨价还价买啤酒喝的一般客人区分开来。这说明汽船马上就要开走了。
因达尔把手放在耶苇特的大腿上。耶苇特转过身来,他轻声说:“我一定会去打听雷蒙德那本书是怎么安排的。首都这些人你是知道的。他们如果不给你回信,说明他们不想回。他们不会说是或不是。他们什么都不说。不过这事我会去办的。”
分别之前,他们拥抱了一下,但只是正式的拥抱。费迪南表现得挺冷淡,既没有同我握手,也没有道别的话,只是说了声:“萨林姆”。他没有对耶苇特鞠躬,只是点了一下头。
我们站在码头看着。经过一番折腾,汽船终于离开了码头岸壁。驳船就拖在后面,汽船和驳船在河上慢慢地大转弯,驳船的船尾露出层层叠叠的笼子,仿佛是一个个封闭的后院,是厨房和动物围栏的混合。
离别会让人产生被抛弃的感觉,是对这个地方和留下的人的一种评判。从前一天和因达尔告别的时候起,我就在习惯这样的感觉。尽管我关心因达尔,但我还是觉得他和费迪南都是幸运儿,有机会进入更为丰富的生活,把我丢在这里,继续过这种乏善可陈、无足轻重的生活。
但现在,经过偶然而幸运的第二次告别,我把这种感觉抛开了。我和耶苇特一起站在光秃秃的码头上,看着汽船和驳船连成一线,行进在褐色的河道上,背后是空荡荡的河对岸。在强光照耀下,对岸呈现苍白的颜色,与白色的天空连成了一片。在河岸这边的镇上,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一切都将延续。被送走的是因达尔。艰辛的旅程属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