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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耶苇特如约上门,我的警醒顿时消失了。耶苇特以前就和因达尔一起来过。在这里,在我家中,她照旧光彩夺目。她见过我们家的“乒乓球桌”,见过桌子上放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被梅迪烫焦的桌角。她也见过比利时女士留在白色客厅兼工作室里的画。
我们俩靠在客厅白色的墙上,谈了一阵儿画和希腊俱乐部,她的侧面我看得一清二楚。我渐渐靠近,她转过身去,不是拒绝,也不是鼓励,只是显得有些疲惫,就这样接受了我这个新的累赘。在我看来,这一刻是转折点,为后来发生的一切拉开了序幕。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同我一向感受到的并无分别,我一直都会给予回应。
在此之前,我的性幻想都停留在妓院里,那是关于征服和堕落的幻想,女人心甘情愿地被我征服,我陪着她们一起堕落。这就是我的全部见识。这就是我从镇上的妓院和夜总会了解到的一切。因达尔在的时候,不去这些地方并不难,我开始发现这些罪恶的去处让人伤身又伤神。有一阵子,看到酒吧或者妓院前厅里成群结队的女人,我依然感到兴奋,但我已经不愿意和这些要钱的女人发生真正的性关系,只允许自己从她们身上寻求辅助性的性乐趣。和多个女人产生这种关系后,我开始鄙视她们提供的服务。另外,和其他许多单独逛妓院的男人一样,我开始觉得自己脆弱无能,任人摆布。迷上耶苇特让我很吃惊,在这间卧室开始的偷欢(不花钱,但你情我愿)是种全新的体验。
我说过的妓院式性幻想让我开始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卧室里宽大的泡沫床终于派上了用武之地——我想那比利时画家放这张大床就是派这用场的。但在这间卧室里,我那些性幻想中自私的成分消失了。
世上有一半是女人,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达到了不为女人的裸体所动的境界。但现在,我感觉自己在重新体验这些,我仿佛是第一次见到女人。我一直痴迷耶苇特,但我发觉有很多东西我太想当然了。床上的裸体仿佛是女人身形的完美展现,让我无比惊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衣服——即便是耶苇特以前穿的比较暴露的热带衣服——会掩饰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要把身体分成不同部分,让人无从联想整体的魅力?
如果按照我那些色情杂志的手法来描述,未免太假了。这种写法就像给自己拍照,就像偷窥自己的举动,就像把眼下的情景转化成妓院式的性幻想。但在这间卧室里,那种幻想已不复存在。
我兴奋得有些晕眩,但并没有丧失警觉。我不想陷入那种只关注自身的自私盲目的幻想之中。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渴望,我想赢得这身体的所有者,这渴望战胜了自我发泄的欲念。因为这种渴望,我觉得这身体是完美的,我想在做爱的过程中持续地看,采用合适的姿势以便更好地看,不再只是用我的身体冲击她的身体,不再把欣赏和抚摸抛到一边。我所有精力和思想都投入到一个新目标上:赢得这个人。我所有满足都在于实现这个目标,此时我感到性行为是如此新奇,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满足,一直保持着新鲜。
在以前的这种时刻,常常是表面上在征服,而厌倦感已经不知不觉地袭来。但这一次,我想的不是征服,而是赢取,这使我一直保持着清醒,一直想要向外看。我的举动表达出对温柔的需求,自身并不温柔。它是狂野的身体动作,几乎可以说是体力考验,渐渐地,我的行动充满了刻意的狂野。我感到吃惊。我惊奇于自己这次的表现,完全不同于在妓院的屈从行为,而这种屈从行为就是我此前性体验的全部。同样让我惊奇的是,我发现了新的自我,它完全不同于先前我自命的寻花问柳之徒,受制于脆弱的冲动。
耶苇特说:“多少年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了。”这句话如果是真的,应该是巨大的褒奖。我自己的高潮已经不再重要。要是她的话是真的该有多好啊!但是我无从判断她的话是真是假。她是老手,而我是新人。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结束之后,我并没有感到疲惫,没有睡意。恰恰相反。卧室刷过的窗户在傍晚的光线照耀下白得发亮,在这又闷又热的一天行将结束之际,出了这么多汗,身上滑溜溜的,在这样的光亮和酷热之中,我的精力却异常旺盛。哪怕现在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连皮肤都是新的。我惊诧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的满足感每一分钟都在加深,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贫乏。这种感觉就像是发现了自己体内巨大的、无从满足的饥渴。
耶苇特身子赤裸着,湿淋淋的,披散着头发,神情中没有一点儿难堪。她的神态已经恢复正常,脸上的红晕退了,眼神平静,双腿交叉着坐在床边开始拨电话,用土语对电话那头说话。接电话的应该是家里的仆人。她说她立刻就回来,叫仆人转告雷蒙德。放下电话她就穿上衣服,把床铺好。这种家庭主妇式的细心让我联想到她在其他场合的类似表现,这细心现在就已经让我感到痛苦了。
离开卧室前,她弯下腰,在我裤子前面亲了一下。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只留下走道,梅迪那可怕的厨房,楼梯平台,逐渐发黄的下午阳光,后院的树,空中的灰尘,炊烟,外面的喧闹,还有耶苇特下楼梯的脚步声。临走前,她在我的裤子上亲吻了一下,如果换成别的地方,我会认为是妓院的礼节,是小费给得多的妓女做出的表示,我只会嗤之以鼻,而现在却让我深深感动,让我忧伤,让我疑惑。是不是发自真心?是不是真的?
我想去希腊俱乐部,再出一身汗,把新获得的能量消耗掉,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去。我在家里走来走去,听任时间流逝。天色渐渐暗下来,我陷入了沉静。我觉得自己得到了赐福和重生。我想一个人待着,独自品尝这份感觉。
后来,想到要吃饭,我开车来到大坝边的夜总会。由于经济繁荣,外国人众多,夜总会的生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但是它的总体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还保持着临时建筑的样子,让人觉得随时可以抛弃,抛弃了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它几乎只是四面墙,围着丛林中间的一块空地。
我坐在悬崖上的大树下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可以看到被灯光照亮的大坝。我一直坐在黑暗里,感受着皮肤的清新,直到有人看到我,把树上的彩灯打开。不断有车开过来,不断有车在停靠。能听到欧洲和非洲腔的法语。非洲女人三三两两乘坐出租车从镇上赶来。她们裹着头巾,昂首挺胸,大声说着话,趿着拖鞋慢吞吞地走在空地上。这是耶苇特在蒂弗里为之不快的外国人家庭场景的另一面。不过对我来说,一切都很遥远——夜总会、小镇、滞留镇上的村民、外国人,以及“这个国家的现状”,在我看来都成了背景。
开车回到镇上,镇上的夜生活也开始了。到了晚上,主要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一种村庄的气息。一群群人在棚屋区的酒铺周围晃悠,人行道上炊烟四起。有人用木片隔出睡觉的地方。疯疯癫癫、酒气冲天的老人穿着破烂的衣裳,动不动就像狗一样狂叫。他们把食物拿到阴暗的角落,背着人吃掉。有些商店(特别是服装店)橱窗里展示着昂贵的进口货,为防止偷窃,一直打着明亮的灯光。
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广场上,一个年轻的非洲女人在叫喊——真正的非洲式叫喊。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扭着她的胳膊,在人行道上推搡着。广场上的人无动于衷。这两个人是青年卫队的队员。大人物每月给他们发放一点儿津贴,还配了几部政府的吉普车。不过,和码头的官员一样,他们实在没什么差事,只好找些事来做。现在他们在进行“风纪巡逻”,打的是风纪旗号,行的却是缺德之事。那女孩可能是从酒吧里随意抓来的,可能就因为她在他们问话时顶嘴了,或者是拒绝回答。
回到家,我发现梅迪的灯还亮着。我叫了一声:“梅迪?”他在门后面回答:“恩主。”他不再叫我“萨林姆”了。除了一起在店里上班的时候,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很少。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悲哀。回到卧室,我想着自己的运气,不禁为梅迪感叹:“可怜的梅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么一个友善的人,到头来却没了朋友。他应该留在海岸。那才是他待的地方,周围有和他一样的人。到这里之后,他迷失了。”
次日晌午,耶苇特打电话到店里来。这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但她没有说我的名字,也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问:“你在家吃午饭吗?”除了周末,我很少在家吃午饭,但我还是回答说:“是的。”她又说:“那我到时候过来找你。”就这么把电话挂了。
她没有留出停顿和沉默的时间,我根本来不及吃惊。十二点刚过,我在白色的客厅等候。我站在乒乓球桌边翻看一本杂志,心里并没有什么吃惊的感觉。尽管这样的见面不同寻常,尽管这个时间比较奇怪,尽管强光炽人,我还是觉得,这一切只是我早已熟悉的某种东西的延续。
我听到她急促的脚步声,从她前一天下午走过的楼梯上传来。我突然产生了莫名的紧张,我没有动。楼梯口的门开着,客厅的门也开着,她的脚步很轻快,没有停顿。见到她,我心中充满了欣喜,如同一块大石落了地。她的举止还是那么矫捷轻快,但是她那张一贯微笑着的脸上却没有了笑容。她的眼神是严肃的,带了少许让人慌乱的、挑战性的贪婪。
她说:“我一上午都在想你。我没有办法从脑海里把你赶走。”刚一进客厅,她好像就要离开,好像她的到来只是电话中那种直率的延续,好像她不想给我们留下任何说话的余地。她径直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
对我来说,和上次一样。在她面前,我摆脱了过去的幻想。我的身体遵从它新的冲动,发掘能量来回应我新的需求。新的——正是如此。一直是新的,而我的身体越来越熟悉它的反应,我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它需要狂野,需要控制,需要灵巧。结束后(整个过程都是我在主导),我身上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的生机,我感觉这次的愉悦甚至远远超过了前一天下午。
我十二点钟关的店门。刚过三点,我回到店里。我一口中饭也没有吃,要是吃饭会来得更晚,而星期五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到了店门口,我发现店还没有开,我指望梅迪一点钟过来开门营业,但他显然没有来。现在只剩下一个钟头可以营业,大多数郊区村庄里的零售商应该已经买好了货,划着独木舟或者开着卡车开始了漫长的归途。广场上只剩下最后几辆运货车,货装得差不多之后也要开走了。
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觉得曾经的我开始堕落。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自己贫穷老迈的情景:一个不属于非洲的人迷失在非洲,失去了支撑自己的力量和目标,连村里来的那些老酒鬼都不如,那些人衣裳破烂,饿着肚子,在广场上游荡,盯着食品铺子,不时找人讨几口啤酒喝。我也不如那些捣乱的小伙子。他们是新一代人,来自破旧的镇子,穿着印有大人物肖像的T恤衫,张口闭口都是外国人和利润。他们只想着钱(和过去上公立中学时的费迪南及其朋友一样)。每次到店里来,总是为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和你狠狠杀价,坚持要按成本价买。
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难免有些夸张。恐慌过后,我转而对梅迪充满了愤怒。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是那么怜悯他!紧接着我记起来了,不是梅迪的错。他去海关了,给一批货报关,运货的就是送走因达尔和费迪南的那艘船。再过一天,这船就可以到达首都了。
自从那天中午到耶苇特在领地的家中吃了一顿炒鸡蛋之后,已经过了两天,载有雷蒙德文章的杂志仍静悄悄地躺在抽屉里,我一个字也没有看。现在我想到了汽船,也想起了这些杂志,于是把它们翻了出来。
当初我提出拜读雷蒙德的大作,其实只是找借口和她接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读不读无所谓。雷蒙德在本地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特别艰涩难懂。其中一篇是评论一本关于非洲继承法的美国著作。另一篇很长,有脚注,还有图表,是一篇研究独立前一个南部矿区大镇地方议会选举的论文,按行政区域逐个分析了部落选民的投票特征。文章里有些小部落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
更早一些的文章都登在外国杂志上,似乎好懂些。一本美国杂志上刊登了他的《球赛骚乱》,说的是三十年代在首都发生的一场种族骚乱,该骚乱导致了第一个非洲政治俱乐部的建立。一本比利时杂志上登了一篇《失去的自由》,说的是十九世纪末期,一些传教士从阿拉伯人的贩奴商队购买被捕获的奴隶,安排他们定居到“自由村”——这个项目后来以失败告终。
这些文章倒很对我的口味——我对传道士和奴隶这类话题特别有兴趣。不过文章开头几段的明快文笔是个陷阱,读到后面,我觉得这文章不适合在做生意的下午读。我把它们收起来,准备以后再读。晚上我回到家里,上了床——床是耶苇特几个小时前铺好的,上面还有她的余香——把那本杂志拿出来看,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的是那篇关于种族骚乱的文章,就是我在下午只看了几段明快开头的那篇,我发现它简直就是政府告示和报纸摘抄的拼凑。有很大篇幅是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而雷蒙德还对这些摘抄来的内容郑重其事。我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根据我在海岸的经验,我知道殖民统治下小地方的报纸说的事实是一种特殊的事实。我不是说这些报纸说假话,但它们太正式,太官方,它们喜欢谈论那些大人物,比如商人、高官、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却把很多重要的情况——经常是问题的本质——漏掉了,而这些情况本地老百姓都知道,都在私下议论。
我觉得三十年代本地的报纸和海岸的报纸没什么两样,我希望雷蒙德能深入报道和社论的背后,了解事情的真相。三十年代首都的种族骚乱——这应该是一个宏大的题材:欧洲咖啡馆和夜总会里充满火药味的谈话,非洲城区的歇斯底里和恐惧。但雷蒙德对这一切没有兴趣。从这篇文章看,他根本没有和任何当事人谈论过,而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很多当事人还在世。他却对报纸亦步亦趋,似乎想告诉读者,报上所有文章和评论他都看了,他把里面各种微妙的政治因素都准确地分析出来了。他的主题是一个发生在非洲的事件,但照他的写法,可以去写欧洲或者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任何地方。
我又看了关于传道士和赎救奴隶的那篇文章,发觉里面也都是引述,只不过引述的来源从报纸变成了欧洲传道团的档案。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在海岸上学的时候,学校里就教过有关欧洲在我们那个地区的扩张的内容,似乎那不过是阿拉伯人及其奴隶买卖制度的失败导致的。我们觉得这都是英国学校的玩意儿,根本不在乎。我们觉得历史是不复存在的死东西,是祖父那一辈人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多管。即便如此,在我们这样的生意人家里,大家还是会传述一些模糊得听上去不像是真的的故事,说奴隶在被押送到围场的路上,被欧洲传教士低价买走。故事说来说去总会回到同一个主题,那就是这些非洲人被欧洲人买下后,一个个吓破了胆——他们以为欧洲人买下他们是打算吃掉的。
直到看了雷蒙德的文章,我才知道这项事业是如此宏伟和严肃。雷蒙德列出了所有自由村的名字。然后,他从存档的书信和报告中引用了许多记录,力图确定每个自由村消失的时间。他没有给出原因,也没有去寻找原因,他的工作仅限于引述传教士的报告。他似乎从未去过他写到的任何地方,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其实,只要和像梅迪这样的人谈上五分钟就能了解很多问题。梅迪虽然在海岸长大,但他曾经胆战心惊地穿过大陆上陌生的地区。只要和他谈一谈,就能知道为什么这整个宗教项目既残酷又无知——把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放进一个陌生的环境,无异于送羊入虎口,让这些人面临生人的攻击、绑架,甚至更糟。但是雷蒙德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但他知道这么多,研究了这么多!每一篇文章肯定都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写。但他对非洲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认识和感受,不但比不上因达尔、纳扎努丁,连马赫什也不如。他也不像惠斯曼斯神父,后者凭着本能意识到此地的奇特和美妙。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据因达尔透露,雷蒙德长年累月在书房里研究一箱箱的材料。他之所以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或许是因为他碰巧到非洲来了,碰巧是个学者,碰巧喜欢和报纸打交道,而这个地方各种新报纸层出不穷。
他原来在首都做老师。刚步入中年,因为机缘巧合,他认识了未来总统的母亲。因为机缘巧合,他建议那孩子去参军。他对那绝望的非洲孩子心怀同情,这份同情可能混杂了他对成功者的一丝嫉恨:雷蒙德也许在那个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他由此和未来的总统建立了很不寻常的关系,独立革命之后,那孩子当上了总统,把他提拔起来,让他享受到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华。
耶苇特,来自欧洲,没有社会经验,有自己的野心——在她眼中,雷蒙德肯定魅力四射。她是被自己的野心蒙蔽了。无独有偶,当初刚一见到她所处的环境,我不也被迷惑住了吗?确实,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有雷蒙德这个共同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