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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领地的地位要求他表现出权威。不过他随时可能被剥夺这种权威，落得一文不值，无依无靠。换成我处在他的位置，我是不会去扮演权威的——对我来说，这简直太难了。我会放弃，因为我了解马赫什多年前告诉我的那句话的真实性：“记住，萨林姆，这里的人狡猾而恶毒。”
但是从雷蒙德身上看不到任何犹疑。他仍旧那么忠诚——忠于总统，忠于他自己，他的思想，他的著作，还有他的过去。我对他的钦佩之情与日俱增。我研究了总统的演讲——首都每天都有日报空运过来——想从中找到雷蒙德东山再起的蛛丝马迹。和耶苇特一样，我也开始鼓励雷蒙德，拥护他，甚至在希腊俱乐部里宣传他，我说他虽然没有发表多少著作，但他是真正了解非洲的人，是所有明智者都应该拜访的人。我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因为我怕他离开，把耶苇特带走。我是不想看到他落难。我钦佩他有自己的准则，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像他一样坚守某种类似的东西。
镇上的生活毫无秩序可言。耶苇特认为我的生活已经定下来了，在某个地方一切都在等着我，还说她自己的生活依旧变化不定。她觉得自己不像我们这些人一样胸有成竹。不过我们的感觉其实也一样：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化不定，觉得别人比自己安稳。不过在镇上，一切都是无序的，规则只是规则，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不确定。我们都没有任何把握。我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必须经常调整自己，以适应周遭的无序。到最后，我们都说不出自己身在何处。
我们为自己而活。大家都得活下去。但由于我们感觉到生活的不确定性，我们都感到自己是孤独的，不觉得自己要对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负责。这就是马赫什面临的局面：“并非这里的人不讲对错，而是没有公理。”这也是我所面临的。
这和海岸那边我们的家庭和群体的生活截然相反。那里的生活充满了条条框框。太多条条框框。那里的生活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到了这里，所有这些条条框框都被我抛弃了。在叛乱时期——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发现，我已经失去了这些规则给予的支持。这么想下去，我觉得自己无牵无挂，一片茫然。我宁肯不去考虑这些——如果认真考虑这片大陆上小镇的实际处境，再想想自己在镇上的处境，结果只会感到恐慌。
在这种无序的生活中，雷蒙德却始终遵循他为自己制定的准则，在我看来真是不平凡。
我把这话说给耶苇特听，她回答说：“你也不想想，我会嫁给平凡的人吗？”
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以前她对雷蒙德可没少批评，或者在我看来是批评，不过，我和耶苇特的关系中种种奇怪的地方很快就不奇怪了。这段关系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而我来者不拒。
和耶苇特——和耶苇特、雷蒙德夫妇——在一起，我开始了一种家庭生活：在我的公寓，我们尽情享乐；到了晚上，我们在领地的房子里安享家庭生活的温馨。我的生活被搅乱了，但就在这种时候，我体会到了家庭生活的感觉。这种生活还在继续，我已经习以为常。那时候，一切都游移不定。生活被搅乱了，而我居然镇定自若地接受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让我非常吃惊。换作以前，如果听说有人在过这样的生活，我会觉得十分糟糕。我觉得通奸是件可怕的事。我仍然按照海岸那边家人和我们那个群体的看法来看待这件事，觉得它是狡猾、不光彩的行为，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一天下午，耶苇特在我的公寓里建议我去她家和他们共进晚餐。她这样做是出于爱意，出于对我的关心，因为我晚上总是一个人。她认为这种安排没有任何问题。我却感到紧张。刚做完那样的事，我觉得无法走进雷蒙德的家面对他。但是，我到他们家的时候，雷蒙德还在书房里，一直到吃饭的时候才出来。看到刚刚还赤裸着身子和我颠鸾倒凤的耶苇特俨然一副妻子的模样，我感到一种新奇的刺激，把紧张忘到了九霄云外。
我坐在客厅。她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我感到心旷神怡。她每一个家庭主妇式的举动都让我动心。她的穿着很平常，我很喜欢。她在自己家里举动更轻快，更自信，法语（雷蒙德已经在桌边落座）说得更准确。我不再紧张，我一边听雷蒙德说话，一边在想象中把自己和耶苇特的距离拉开，尽力把她当成陌生人，然后透过这个陌生人观察另一个我认识的女人。
这样两三次之后，我让她开车送我回公寓，我们不需要花心思找借口：雷蒙德一吃完饭，立刻就回书房去了。
耶苇特原以为我只是想兜兜风。弄明白我脑子里在想什么之后，她发出一声惊叹，她的脸——刚刚在餐桌上她的脸还是像面具一样的家庭主妇的脸——顿时变了，洋溢着喜色。她一路上都在笑，几乎是在大笑。我对她的反应感到吃惊，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轻松，如此开心，如此放松。
她知道自己吸引男人——那些来访的学者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魅力。我们下午已经缠绵了那么久，现在她得知自己又一次被渴求，被需要，这似乎让她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她对我很满意，对自己也极其满意，我们俩如此默契，仿佛不是一对情人，而是一对老同学。我把自己想象成她，有那么一会儿，我产生了幻觉，仿佛进入了她的身体和思想，理解了她的快乐。知道了我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我明白了她自身的需求和缺憾。
进门的时候，梅迪在家。过去，按照老规矩，我尽量不让他看到我生活中的隐秘，至少会装一装。但现在，隐秘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不再理会屋里的梅迪。
这是个不寻常的夜晚，它后来成了我们相处的模式。晚上在雷蒙德家里和雷蒙德吃饭，或者饭后和雷蒙德见面，在这段插曲前后，下午和深夜在我家里还有两场好戏。在雷蒙德家中，一旦雷蒙德出现，我的头脑就很清醒，能十分认真地听他谈话。
雷蒙德的习惯丝毫未变。我——还有偶尔上门的其他访客——来的时候，他都在书房里，总是好半天才露面。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但头发总是湿湿的，整齐地梳到后面，衣着很齐整。每次离开前他总要发表一点儿议论，这使他的离开很有些戏剧效果，但他进来时通常很低调。
他喜欢——特别是在饭后的聚会当中——装出很害羞的样子，好像自己是家里的客人一样。不过，要他开口也不难。有很多人想听他讲他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以及他和总统的关系。不过，雷蒙德现在不说这些话题了，更愿意说自己的作品，然后引申开去，谈论更广泛的思想问题。他很喜欢谈论特奥多尔·蒙森的天赋才华，他说此人重写了罗马历史。我后来渐渐发现他是怎样把话题引到这里的。
他从来不回避政治评论，不过从来不主动提及政治话题，也不会陷入政治辩论。无论来客对国家的批评多么严厉，雷蒙德总是由他们说下去，就好像在耐心地听插话者把话说完。
来客的批评越来越有火药味。他们对祭拜非洲圣母像的事情很有意见。和总统母亲有关的各个地方都建了圣殿，而且还在建，总统下令在特定的日子里让人们去祭拜。我们知道这些祭拜仪式，但在我们这一带并不多见。总统的母亲来自河下游的一个小部落，离我们这儿很遥远，在我们镇上，只有几处半非洲风格的雕塑，还有一些圣殿和祭拜队伍的照片。不过，去过首都的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作为旁观者，他们很容易摆出嘲讽的姿态。
渐渐地，他们开始把我们——雷蒙德、耶苇特和我——也当作嘲讽对象。他们开始把我们看成被非洲人同化的外地人，觉得我们唯官方马首是瞻，不越雷池半步。这些人只是匆匆过客，也许和我们再也不会相见，而我们尽了最大能力招待他们，他们最后会回到自己的国家过太平日子。听到这些人的嘲讽，我们有时会觉得很受伤害，但是雷蒙德从未被他们的话激怒过。
有一次，他告诉一位愚钝的访客：“你如此激动地说这是对基督教的模仿，不过你忘了，这只有对基督徒来说才有意义。事实上，正因为我说的这个原因，在总统看来，这个主意可能没那么好。若说这里的圣母崇拜是对基督教的模仿，总统真正要传达的信息就表现不出来了。因为圣母崇拜的核心是非洲妇女的拯救这个宏大的主题。不过，像如今这样表现圣母崇拜，可能会让人们因不同原因产生敌对心理。原本要传达的信息遭到误解。崇拜背后的伟大思想可能得延后两三代才能被接受。”
这就是雷蒙德的风格——还是那么忠诚，对这些他自己也摸不着头脑的事情，他还是尽力为之辩解。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他的心思全都白费了。首都还是杳无音信。他和耶苇特仍然悬在半空中，没有着落。
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他们的精神状态好转了。耶苇特告诉我，雷蒙德确信他选编的总统演讲稿得到了认可。我为他们高兴。这很荒唐——我发觉我在用新的眼光看总统的肖像。虽然仍旧没听到直接的消息——这么长时间以来，雷蒙德一直处于被动，还为圣母像说了那么多话——但他更愿意和来客争辩了。他甚至还用原来的那种口吻，暗示说总统是很有一手的，能够给国家指明新的方向。有一两次，他还说总统演讲集可能会出版，会给人民带来很大影响。
最后确实有书出版了。不过不是雷蒙德编的那本。后者长篇累牍地摘录演讲的内容，中间穿插着评论。真正出版的是一本薄薄的思想语录，叫《格言录》，每页印着两三条语录，每条四五行字。
一捆一捆的《格言录》运到镇上来，出现在所有酒吧、商店和办公室。我的商店分到一百本，马赫什的汉堡王连锁店分到一百五十本，蒂弗里也分到一百五十本。人行道边的小商贩也进了一些货，每人五到十本：数量多少取决于专员。这些书不是免费派发的，要花钱买，二十法郎一本，五本五本地买。专员得把所有书款返给首都，所以一连两个星期，高大肥胖的专员一直坐着他的路虎四处奔波，车上装满了《格言录》，他得把这些书全部推销出去。
青年卫队也有一些库存，他们在一个星期六下午组织了一次儿童行军活动，把大部分存货打发掉了。这些行军活动每次都搞得很仓促，很狼狈。孩子们穿着蓝衬衫、帆布鞋，几百双小腿忙着抬起放下。有些孩子还很小，这样的行军把他们吓坏了，个个眼泪汪汪的，每走几步都要小跑一阵才能跟上本区的队列。所有人都希望快点儿结束，好赶紧回家——有的孩子住在好几英里之外。
拿着总统的《格言录》行军比平时更狼狈。上午刚下过雨，下午的天空乌云密布，地上的泥泞在慢慢变干，到了说硬不硬，说软不软的地步，人走在上面，或者有自行车驶过，都会溅起成块成团的泥巴。泥粘在孩子们的帆布鞋上，鞋子整个儿成了红色的，溅在他们黑黑的腿上，看上去就像伤口。
青年卫队要孩子们一边走一边举着总统的小册子，还要喊总统的名字。总统给自己取了个很长的非洲名字，孩子们没有经过像样的训练，喊起来乱七八糟。乌云在天上翻滚，看来又要下雨，孩子们走得比往常快得多。他们只是举着书，深一脚浅一脚地乱走，带起的泥巴溅到队友身上。卫队队员一声大喝，他们才机械地喊几声总统的名字。
我们早就觉得这些行军简直是在开玩笑，不过我们的感觉根本无人在意。大多数人，包括丛林里来的那些人，都知道圣母崇拜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想广场和集市上没多少人知道拿着《格言录》行军是什么意思。说实话，我认为就是马赫什也不知道这行军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学来的，直到后来有人告诉他。
《格言录》在我们这里并不成功。我想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报纸一开始说这书供不应求，但没过多久就自动放弃了这个话题。
雷蒙德又说起了总统：“他知道什么时候收手。这向来是他的一个过人之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人民近乎残酷的幽默。最后他可能会发觉自己采纳了错误的建议。”
到了这个时候，雷蒙德还在等候。我原来觉得他有自己的准则，现在我开始觉得这只是顽固、虚荣的表现。耶苇特甚至不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她对总统的话题彻底厌倦了。雷蒙德或许实在无路可走，但耶苇特躁动不安。对我来说，这不是个好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