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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回家去了吗？他们有家可回吗？萨林姆，你经常说起那些东非姑娘彻夜在售货亭卖香烟，你说她们让你心里不舒服。你说她们没有前途，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想这是不是她们的运气？她们就愿意这么无聊，愿意做她们在做的事。我刚才说的那些人有自己的期望，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伦敦迷失了。要是不得不回去，我想对他们会是沉重的打击。这一带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跑到市中心来，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这地方，因为他们觉得到这里来是好主意，他们想白手起家做一番事业。你不能怪他们，他们只是看到那些大人物这么做，想效仿而已。
“别看这地方这么大，这么忙碌，其实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明白。这里只是日复一日继续着，有很多人被悄无声息地吞没了。没有新的财路，没有真正的财路，这使得每个人都更加绝望。我们到这里来是选错时机了，不过没有关系，别的地方还不是一个样？过去我们在非洲看商品目录，下订单，看着货物下船，何曾想到欧洲是这个样子？那时我们拿着英国护照当护身符，抵御非洲人，何曾想到它会把我们带到这地方，而且阿拉伯人就在外面的街道上。”
这是纳扎努丁这样的人才会说的话。凯瑞莎说：“希望你知道你是在听一个乐观的人讲故事。”当然，不用她说我也知道。
纳扎努丁过得还算不错。他已经习惯了格洛斯特路。伦敦的环境是陌生的，但是纳扎努丁似乎还和原来一样，他已经六十岁了，但看上去并不比五十岁的时候老多少。他仍旧穿着旧式的西服。我心里总是把西服的大宽领（顶部稍稍卷翘）和他联系在一起，现在这种式样又重新流行起来了。我想他并不怀疑自己的地产投资最后会扭亏为赢，真正让他烦恼（让他说出自己的运气快到尽头了）的是他的懈怠。格洛斯特路的地铁站和公园之间相隔约半英里，这里对纳扎努丁而言是完美的养老场所。
每天早上，他先到一家商店买报纸，然后到一家卖打折旧水彩画的小咖啡馆，在那里边喝咖啡边看报纸。喝过咖啡，他就到公园遛个弯，然后到各种食品店采购合胃口的食物。地铁站附近有家旅馆，外头是红砖墙面，里面有宽大的老式休息厅，纳扎努丁有时候会到这里来，要上一壶茶或者别的什么饮料，美美享受一番。有时候他还会到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舞厅”去。晚上他会兴致勃勃地在家观看电视节目。格洛斯特路上的人来自世界各地，总在流动，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这条街道很友善，很有假日风情，纳扎努丁每天都能遇到新鲜事，每天都有新发现。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街道，只要可能，他愿意一直住下去。
这一次又让他选对了。他总能告诉你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一直都是他的过人之处。他的话曾经让我急切地想去看看他所发现的世界。纳扎努丁的榜样作用，或者说我心里对他的经历的阐释，决定了我的生活。现在，我到了伦敦，很高兴看到他依然那么热情饱满，但他这种本领让我感到有些郁闷。它让我感觉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赶上他，而且永远赶不上；我自己的生活总是难以如愿。带着这种想法回到旅馆房间，我感到痛苦——孤独和害怕交织的痛苦。
有时候，在半睡半醒之间，眼前浮现我们那个非洲小镇的某些画面，我会蓦然惊醒。这些画面非常真实（我明天就可以乘坐飞机回那儿去），但激起的联想却让它呈现梦境的色彩。然后，我回想起当初的顿悟：人只想活下去，痛苦终归是虚妄。我将伦敦和非洲比来比去，直到二者都变得虚幻，然后我渐渐进入梦乡。过了一段时间，我无须再回忆当初的顿悟，回忆那个非洲的清晨。它就在这儿，就在我身边。我仿佛远远地看着这个星球，还有它上面的芸芸众生——他们迷失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永不停息地奔波劳碌，可怕的劳碌，无谓的劳碌。
我就在这种冷漠的、不负责任的状态下——就像纳扎努丁口中格洛斯特路上那些迷茫的人一样——和凯瑞莎订婚了。
我快离开伦敦的时候，有一天，凯瑞莎突然问我：“你去看过因达尔吗？你要不要去看他？”
因达尔！我们的谈话中经常提到这个名字，但我不知道他就在伦敦。
凯瑞莎说：“这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建议你去看他，或者和他联络等等。他脾气上来很难对付，咄咄逼人，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他的组织惨败之后，他就一直这个样子。”
“他的组织惨败？”
“这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但这失败在他预料之中啊。讲师、大学、非洲交流——他知道这些事长久不了，他也知道没有哪一个非洲政府真的把这些东西当一回事。我还以为他自有打算。他说他有很多方式发挥自己的才干。”
凯瑞莎说：“真到了这个地步，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他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对他的组织很看重。当然，他有很多别的事可以做，但他决计不去做。他可以在大学里找到工作，当然，是美国的大学，他在那边有关系。他也可以为报纸撰写文章。但我们和他见面的时候，都不谈这些。老爸说因达尔对别人的帮助产生了抵触情绪。问题是他对那个组织投入得太多。组织失败后，他在美国有过惨痛的经历。反正对他来说是惨痛的经历。
“你是知道因达尔这个人的。你也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最看重的事情是家里的富有。你还记得他家住的大宅院吧。你要是住在这样的大宅院里，我想你一天可能会有十次、十二次甚至二十次想起自己很富有，或者几乎比所有人都富有。你也许还记得他过去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从不提钱，但钱就在那儿。可以说，金钱让他觉得自己变得神圣了。我想有钱人大概都是这样。因达尔从来没有摆脱掉这样的想法。那个组织没有让他重新变成有钱人，但它让他再一次感觉到自己的神圣。组织使他超越了芸芸众生，把他摆到和非洲的大人物平起平坐的位置，这个政府请他，那个政府请他，被外交部长、总统接见什么的。后来美国人发现从中捞不到什么好处，于是该组织彻底垮掉，因达尔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
“因达尔去了美国，到了纽约。出于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他住进了一家昂贵的旅馆。他见到了他的美国伙伴，这些人都不错。不过这些人想把他引向的方向让他很不快。他觉得这些人想把他引向一些小的事情，他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因达尔想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什么。不对，我知道。他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想继续维持原来的样子。他把这看成是自己应得的待遇。他在纽约花钱大手大脚，钱很快就要花光了。终于有一天，他硬着头皮去找便宜一点儿的旅馆。他心里根本就不想找，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就快完蛋了。这些便宜的旅馆让他感到害怕。他说，在纽约，跌就跌得很快。
“他曾经和一个人关系很密切。他很早就在伦敦遇到此人，两人后来成了朋友。但一开始，情况不是这样：他觉得这人很傻，对这人没有好脸色。说起这个，因达尔总是觉得很难堪，因为他第一次在伦敦遇到麻烦的时候，正是此人拉了他一把。他让因达尔恢复了自信，让他以积极的心态看待非洲和自己。也是他发掘出了因达尔的好点子。因达尔后来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人，他把这人摆到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你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因达尔在纽约经常和他见面，一起吃饭、喝酒，或者在办公室开会。不过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每次都是回到旅馆房间，然后继续等。因达尔的心情越来越差。有一次，这人邀请因达尔晚上到他家里吃饭。这人家里很豪华。因达尔在楼下通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乘坐电梯上去。开电梯的人一直等着，看着，直到房间门打开，因达尔被叫进去。一进去，因达尔就大惊失色。
“他原来把这人摆到和自己平等的位置，把他当朋友，他对这人无话不说。现在他才发现，这人富可敌国。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豪华的房子。你和我可能会觉得蛮有意思，我是说钱。但因达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到了那里，看到金碧辉煌的屋子，看到那些昂贵的物件和画作，他如梦方醒。他对这人无话不说，他和这人说过所有令他焦虑的小事，而这人几乎从未跟他说过这些。这人不知比他神圣多少倍，因达尔哪里受得了。他觉得自己受骗了，受到了愚弄。他已经离不开这个人。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通过这人来验证；他从这人身上寻求精神支持。他把这人当成自己的同类。突然间，他发觉自己被人狠狠地耍了。这些年来，自己一直被人以最恶劣的方式利用。他失去了这么多，耗费了这么多热情。所有那些建设性的想法！非洲！这人的豪宅里，晚宴上，哪里有半点非洲的痕迹？没有危险，没有损失。他的私人生活，他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生活，原来和外面呈现出来的竟是判若天壤！我不知道因达尔原本希望得到什么。
“饭桌上，因达尔把所有怒气都发泄到一个年轻女人身上。这女人嫁给了一位老记者，这老记者过去写过书，赚过不少钱。因达尔对这个女人满腔仇恨。她为什么嫁给那老人？可笑之处？因为这顿饭显然是为这女人以及和她偷情的人安排的。这两个偷情的人也没有过多掩饰，但那老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只是絮絮叨叨地谈论三十年代的法国政治，仍旧把自己当作叙述的中心，一直在说他见过哪些要人，这些要人亲自和他说过哪些话，等等。谁都没在听他说，他也不太在意。
“但这老人仍是一位名人。因达尔对此考虑过很多。他尽力站在老人这一边，摆出更痛恨其他人的样子。然后老人注意到了因达尔，于是开始说起旧时的印度，说他曾在某个著名的土坯屋和甘地见过一面。但你知道，因达尔根本不喜欢甘地和尼赫鲁这些话题。他想自己那天晚上不是来陪老年人聊天的，于是对那老人很不客气，比其他人还要没礼貌得多。
“所以晚饭后，因达尔非常紧张。他想起自己找的那些廉价的旅馆，下电梯的时候心里慌得要死，他以为自己要昏倒了，但出来后就没事了，心情也平静下来。他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他想自己该回家了，该离开了。
“后来他一直是这种状态，动不动就想到回家。他有个梦中故乡。没想着回家的时候，他就做各种各样低贱的工作。他知道自己本可以有更大作为，但他不愿意行动。我想他喜欢听人说他大材小用。我们现在也放弃了。他不想再冒任何风险。他宁可自我牺牲，这想法更稳妥，他喜欢这种表演。我不说了，等你回来自己去看看他吧。”
凯瑞莎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她在谈论因达尔的时候，深深地打动了我。回家、离开、别的地方——多少年来，这些念头以各种形式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非洲的时候，这些念头和我如影相伴。在伦敦，在旅馆的房间，有些夜晚它们让我彻夜难眠。这是自欺欺人。我现在才发现，这些念头表面上能给你以慰藉，实际上是在削弱和摧毁你。
我抓着不放的那种领悟——经验的一体性和痛苦的虚妄——也是同一类型的感觉。我们会陷入这种感觉中，因为它是我们——因达尔和我这样的人——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但我曾经排斥过那种生活方式——时机正好。尽管见到售货亭卖香烟的女孩时我会想到那种生活，但它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非洲。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没有了可以返回的地方。我们都成了外部世界造就的东西；我们都必须生活在如今的世界。因达尔早些年还比较明智：乘坐飞机，践踏过去，如他所言，他践踏了过去。抛弃那些关于过去的念头吧；把那梦幻般的迷失感视作平常吧。
就在这种情绪下，我离开了伦敦和凯瑞莎，准备回到非洲，结束那里的生意，把自己拥有的尽可能变现，然后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
傍晚的时候，我到了布鲁塞尔。前往非洲的飞机半夜从布鲁塞尔起飞。我又一次感受到坐飞机旅行的奇妙——伦敦消失了，非洲在前方，布鲁塞尔在脚下。我吃了晚饭，然后去了一个酒吧，有女人的酒吧。让我感到振奋的是关于这个地方的想法，而不是这地方本身。接着发生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短暂，没有意思，但让人安心。它并未削弱我在非洲经历的那些事的价值——那些事不是幻觉，是真实的。但这事打消了我对和凯瑞莎订婚一事的疑虑——我到现在还没有亲过她。
那女人一丝不挂，不慌不忙地站在一面长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粗又肥的大腿，圆鼓鼓的肚子，硕大的乳房。她说：“我开始和一些朋友一起练瑜伽。我们有个老师。你练瑜伽吗？”
“我经常打壁球。”
她仿佛没有听见，接着说：“我们老师说，男人身上的灵气可以压倒女人。我们老师还说，遭遇危险之后，女人用力拍手或者做一次深呼吸就可以恢复本原。你要我拍手还是深呼吸？”
“拍手吧。”
她面对着我，就如同面对着瑜伽老师，挺直身子，眼睛半闭，把张开的双臂收回，用力拍了一下。房子很小，塞满了家具，这声音让人吓一跳。她睁开眼，显出吃惊的样子。脸上露出了微笑，仿佛她一直都在开玩笑，然后她说：“滚吧！”到了街上，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径直走向机场去赶午夜的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