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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变化,往往是从不可测的地方开展开来的;中途从那一所教会学校退出来的我们,按理是应该额上都负着了该隐的烙印,无处再可以容身了,可是城里的一处浸礼会的中学,反把我们当作了义士,以极优待的条件欢迎了我们进去。这一所中学的那位美国校长,非但态度和蔼,中怀磊落,并且还有着外国宣教师中间所绝无仅见的一副很聪明的脑筋。若要找出一点他的坏处来,就在他的用人的不当;在他手下做教务长的一位绍兴人,简直是那种奴颜婢膝、谄事外人、趾高气扬、压迫同种的典型的洋狗。
校内的空气,自然也并不平静。在自修室,在寝室,议论纷纭,为一般学生所不满的,当然是那只洋狗。
“来它一下吧!”
“吃吃狗肉看!”
“顶好先敲他一顿!”
像这样的各种密议与策略,虽则很多,可是终于也没有一个敢首先发难的人。满腔的怨愤,既找不着一条出路,不得已就只好在作文的时候,发些纸上的牢骚。于是各班的文课,不管出的是什么题目,总是横一个呜呼,竖一个呜呼地悲啼满纸,有几位同学的卷子,从头至尾统共还不满五六百字,而呜呼却要写着一二百个。那位改国文的老先生,后来也没法想了,就出了一个禁令,禁止学生,以后不准再读再做那些呜呼派的文章。
那时候这一种“呜呼”的倾向,这一种不平,怨愤,与被压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跃跃山雨欲来的空气,实在还不只是一个教会学校里的舆情;学校以外的各层社会,也像是在大浪里的楼船,从脚到顶,都在颠摇波动着的样子。
愚昧的朝廷,受了西宫毒妇的阴谋暗算,一面虽想变法自新,一面又不得不利用了符咒刀枪,把红毛碧眼的鬼子,尽行杀戮。英法各国屡次的进攻,广东津沽再三的失陷,自然要使受难者的百姓起来争夺政权。洪杨的起义,两湖山东捻子的运动,回民苗族的独立,等等,都在暗示着专制政府满清的命运,孤城落日,总崩溃是必不能避免的下场。
催促被压迫至二百余年之久的汉族结束奋起的是徐锡麟、熊成基诸先烈的牺牲勇猛的行为;北京的几次对满清大员的暗杀事件,又是当时热血沸腾的一般青年们所受到的最大激刺。而当这前后,此绝彼起地在上海发行的几家报纸,像《民吁》《民立》之类,更是直接灌输种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动的有力的号吹。到了宣统二年的秋冬(一九一○年庚戌),政府虽则在忙着召开资政院,组织内阁,赶制宪法,冀图挽回颓势,欺骗百姓,但四海汹汹,革命的气运,早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局面了。
是在这一年的年假放学之前,我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实在是真的感到了绝望,于是自己就定下了一个计划,打算回家去做从心所欲的自修工夫。第一,外界社会的声气,不可不通,我所以想去订一份上海发行的日报。第二,家里所藏的四部旧籍,虽则不多,但也尽够我的两三年的翻读,中学的根底,当然是不会退步的。第三,英文也已经把第三册文法读完了,若能刻苦用功,则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心里又气,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总要痛快一点。自己私下决定了这大胆的计划以后,在放年假的前几天,也着实去添买了些预备带回去作自修用的书籍。等年假考一考完,于一天冬晴的午后,向西跟着挑行李的脚夫,走出候潮门上江干去坐夜航船回故乡去的那一刻的心境,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
“牢狱变相的你这座教会学校啊!以后你对我还更能加以压迫么?”
“我们将比比试试,看将来还是你的成绩好,还是我的成绩好?”
“被解放了!以后便是凭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奋斗的远大的前程!”
这一种喜悦,这一种充满着希望的喜悦,比我初次上杭州来考中学时所感到的,还要紧张,还要肯定。
在故乡索居独学的生活开始了,亲戚友属的非难讪笑,自然也时时使我的决心动摇,希望毁灭;但我也已经有十六岁的年纪了,受到了外界的不了解我的讥讪之后,当然也要起一种反拨的心理作用。人家若明显地问我“为什么不进学堂去读书?”不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我总以“家里再没有钱供给我去浪费了”的一句话回报他们。有几个满怀着十分的好意,劝告我“在家里闲住着终不是青年的出路”的时候,我总以“现在正在预备,打算下年就去考大学”的一句衷心话来作答。而实际上这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
每日侵晨,起床之后,我总面也不洗,就先读一个钟头的外国文。早餐吃过,直到中午为止,是读中国书的时间,一部《资治通鉴》和两部《唐宋诗文醇》,就是我当时的课本。下午看一点科学书后,大抵总要出去散一回步。节季已渐渐地进入到了春天,是一九一一宣统辛亥年的春天了,富春江的两岸,和往年一样地绿遍了青青的芳草,长满了袅袅的垂杨。梅花落后,接着就是桃李的乱开;我若不沿着江边,走上城东鹳山上的春江第一楼去坐看江天,总或上北门外的野田间去闲步,或出西门向近郊的农村天地里去游行。
附廓的农民的贫穷与无智,经我几次和他们接谈及观察的结果,使我有好几晚不能够安睡。譬如一家有五六口人口,而又有着十亩田的己产,以及一间小小的茅屋的自耕农吧,在近郊的农民中间,已经算是很富有的中上人家了。从四五月起,他们先要种秧田,这二分或三分的秧田大抵是要向人家去租来的,因为不是水旱无伤的上田,秧就不能种活。租秧田的费用,多则三五元,少到一二元,却不能再少了。五六月在烈日之下分秧种稻,即使全家出马,也还有赶不成同时插种的危险;因为水的关系,气候的关系,农民的时间,却也同交易所里的闲食者们一样,是一刻也差错不得的。即使不雇工人,和人家交换做工,而把全部田稻种下之后,三次的耘植与用肥的费用,起码也要合二三元钱一亩的盘算。倘使天时凑巧,最上的丰年,平均一亩,也只能收到四五石的净谷;而从这四五石谷里,除去完粮纳税的钱,除去用肥料租秧田及间或雇用忙工的钱后,省下来还够得一家五口的一年之食么?不得已自然只好另外想法,譬如把稻草拿来做草纸,利用田的闲时来种麦种菜种豆类,等等,但除稻以外的副作物的报酬,终竟是有限得很的。
耕地报酬渐减的铁则,丰年谷贱伤农的事实,农民们自然哪里会有这样的知识;可怜的是他们不但不晓得去改良农种,开辟荒地,一年之中,岁时伏腊,还要把他们汗血钱的大部,去花在求神佞佛,与满足许多可笑的虚荣的高头。
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头,即使大地主和军阀的掠夺,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厉害,中国农村是实在早已濒于破产的绝境了,更哪里还经得起廿年的内乱,廿年的外患,与廿年的剥削呢?
从这一种乡村视察的闲步回来,在书桌上躺着候我开拆的,就是每日由上海寄来的日报。忽而英国兵侵入云南占领片马了,忽而东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广州的将军被刺了;凡见到的消息,又都是无能的政府,因专制昏庸,而酿成的惨剧。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义举失败,接着就是四川省铁路风潮的勃发,在我们那一个一向是沉静得同古井似的小县城里,也显然地起了动摇。市面上敲着铜锣,卖朝报的小贩,日日从省城里到来。脸上画着八字胡须,身上穿着披开的洋服,有点像外国人似的革命党员的画像,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纸之上,满贴在茶坊酒肆的壁间,几个日日在茶酒馆中过日子的老人,也降低了喉咙,皱紧了眉头,低低切切,很严重地谈论到了国事。
这一年的夏天,在我们的县里西北乡,并且还出了一次青洪帮造反的事情。省里派了一位旗籍都统,带了兵马来杀了几个客籍农民之后,城里的街谈巷议,更是颠倒错乱了;不知从哪一处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东南面的天空,还出现了一颗光芒拖得很长的扫帚星。我和祖母、母亲,发着抖,赶着四更起来,披衣上江边去看了好几夜,可是扫帚星却终于没有看见。
到了阴历的七八月,四川的铁路风潮闹得更凶,那一种谣传,更来得神秘奇异了,我们的家里,当然也起了一个波澜,原因是因为祖母、母亲想起了在外面供职的我那两位哥哥。
几封催他们回来的急信发后,还盼不到他们的复信的到来,八月十八(阳历十月九日)的晚上,汉口俄租界里炸弹就爆发了。从此急转直下,武昌革命军的义旗一举,不消旬日,这消息竟同晴天的霹雳一样,马上就震动了全国。
报纸上二号大字的某处独立,拥某人为都督等标题,一日总有几起;城里的谣言,更是青黄杂出,有的说“杭州在杀没有辫子的和尚”,有的说“抚台已经逃了”,弄得一般居民,乡下人逃上了城里,城里人逃往了乡间。
我也日日地紧张着,日日地渴等着报来;有几次在秋寒的夜半,一听见喇叭的声音,便发着抖穿起衣裳,上后门口去探听消息,看是不是革命党到了。而沿江一带的兵船,也每天看见驶过,洋货铺里的五色布匹,无形中销售出了大半。终于有一天阴寒的下午,从杭州有几只张着白旗的船到了,江边上岸来了几十个穿灰色制服,荷枪带弹的兵士。县城里的知县,已于先一日逃走了,报纸上也报着前两日,上海已为民军所占领。商会的巨头,绅士中的几个有声望的,以及残留着在城里的一位贰尹。联合起来出了一张告示,开了一次欢迎那几十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会,家家户户便挂上了五色的国旗;杭城光复,我们的这个直接附属在杭州府下的小县城,总算也不遭兵燹,而平平稳稳地脱离了满清的压制。
平时老喜欢读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笔来,也老是痛哭淋漓,呜呼满纸的我这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志士,际遇着了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