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近藤直子　日本著名评论家、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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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7.2　东京中野

问：残雪女士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一直写着极具特色的小说。她筑起了一个与以往的“现实主义”小说完全不同的、宛如离奇梦幻般的世界，这种独特的世界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至今还没人怎么提到过这个问题。今天我想以此为中心谈一谈，行吗？

答：可以。我开始创作是在“文革”后的几年，即一九八〇年以后。那时是一个基本上保证了“创作自由”，能够自由发表作品、充满了解放感的时候。当时，“伤痕文学”占了文学作品的一大半，当然不久又出现了许多别的作品。对那样的小说，我常感到不能十分令人满意。他们的小说模仿那些公认的“现实”的倾向太强，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别人所看到的东西。我想，如果是我自己，能够超越他们，写出完全新颖的东西。

问：残雪女士的小说确实彻底否定了当今中国的小说作为当然前提的“现实”的自明性。或许也可以说，是从否认这种公认的“现实”之中产生了残雪女士的世界。

答：我从小时候起就想要否定社会已有的“现实”观念。因此，我写的作品完全属于我个人的创作行为，并不像“伤痕文学”及大部分“新潮文学”那样，简单地从那种“现实”中取材。当然，写小说时不可能完全脱离现有的观念。这首先既有语言的问题，又有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背景。我在创作时，将有政治性的、社会性的，或者历史性的东西作为极为次要的问题处理。在后期的作品中完全抛弃了。我一直尽可能脱离那种“现实”或者“背景”，可以说是想从空无之中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愉快的感觉。我觉得，从自己来看，越是从那种“现实”中取材少，便越是成功的作品。用最少的材料，发挥最大限度的想象力，创造自己的世界。

问：残雪女士的处女作是《黄泥街》。在中国有人将它作为一篇社会讽刺小说来评论。不用说这种看法也未尝不可。但是若仅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太过于表面化了。我看了《苍老的浮云》及几篇中短篇小说之后，好不容易才能够看懂《黄泥街》的全文。看了它后深切感到，因为中国文学也是文学，所以残雪女士从处女作的阶段起，就在最深层的地方描写了（所有文学作品中）不能避开而过的问题。如果说所谓“问题”是什么？那就是“语言”，即“语言”的可疑性、暧昧性、不确切性。在残雪的世界中，语言是一个永远难以摸索得到的“东西”。人们随随便便地述说随随便便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为止是真实的，到什么地方为止是谎言。

答：是的。所谓语言确实是随便的东西，可是人只能永远在其语言中生存下去。

问：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场合，语言都不曾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存在过。即使不乐意承认，语言的可疑性完全暴露之时也是有过的。例如在残雪女士生活过的那种时代，在一次又一次反复进行的政治运动中，包括残雪女士的父母亲在内的众多的人们被扣上“右派”“走资派”“叛徒”的帽子，饱尝了种种辛酸。所谓扣帽子简言之就是语言。先有语言，然后再划分指定对象或是当事人。而且这种划分实际上最终只能是随心所欲的东西。“右派”与“非右派”的界线在哪儿？或者某人的“哪一点”是“右派”呢？

答：并没有什么原则和标准。一开始从上面就下达了百分比。基本上是在某某单位最少要揪出百分之几的“右派”。

问：就这样任意地扣帽子，某人一旦被以某个语言指名，那么他的一生将突然完全改变。残雪女士经历过的，不只限于扣帽子的问题，也可以说那时是一个将政治性语言的可疑性具有的不寻常的分量压在人们身上的时代吧。在“文革”后的各种不同的年轻作家中，将此种语言问题作为语言问题来写的人不一定多吧。残雪女士是从最初开始就竭尽全力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写作的。描写政治性语言的可疑性、描写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日常语言的可疑性、描写语言本身的不确切性。最近的小说，就“写作”这一工作本身而写的东西多起来了。我想，残雪女士的小说语言从最初起就强烈地具有高级语言的特征。关于小说的语言问题，你自己是怎样看的呢？

答：我开始写小说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可以说是语言问题。想要与周围世界对抗的天生的性格也可以说体现在语言的运用方面。之所以感到以往的小说不十分令人满意，是因为它们依赖了已有的语言表现。中国的古典文学推敲语言，以最少的文字表现了最深广的意思。其中一个个的文字具有被公认的明确的意思。一旦开始创作，我便想叛逆这样的语言。为什么一个个的文字必须具有公认的意思呢？实际上所谓“意思”难道不是可疑的吗？至少在无意识之中我如此感觉到。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想到设法创造出我自己的语言。我创作的语言中一个个的词没必要具备公认的意思，受到这种无意识的支配而创作的语言与其他人的语言完全不同。因此我想人们在阅读时，会得到一种极为奇妙的没看习惯的印象。

问：在残雪女士的小说中，的确是几乎看不到老一套的表现方式。所有的与平凡相左（陈腐庸俗）的联想一一地隐藏在深处，出人意料。对喜爱这种描写方式的人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魅力。

答：我的小说语言的组合既奇妙，词汇又少，任意地重复、冗长（笑）。这种与传统性的语言使用方法完全不同的风格，在中国文坛，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被接受。然而，我认为我终于摆脱了原有的语言的束缚，创作出了我自己的语言。之所以没有被中国的读者，评论家及其他作家接受，是因为传统文学的影响太强的缘故吧。

问：对于那些已经习惯看以往的太过于易懂的小说的读者来说，的确很难进入残雪小说的世界。小说中没有反复使用的善恶典型人物，没有已经定型的人物类型，没有习惯了的且喜爱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完全彻底的通俗性。我刚开始看残雪女士的小说时，最感吃惊的是，这人到底是面向谁写这样的作品的？残雪女士的语言所面向的对象不知道能否说是读者。不管他是残雪女士本人这一他者，还是更模糊不清的他人，语言所持的面向读者的立场与以往的小说不大相同。

答：不用说，我不是为在中国常说的“大众”而写作，我想象的读者是那种即便不曾说出口，但也曾经考虑过超越已有的“现实”的框框，或者至少曾经幻想过的人，或者是原本具有那种气质乃至情感的人。也可以说是对站立在历史的先端具有很强感受性的人。那样的人，如果读了我的作品，我想有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会感受到痛苦吧！我在实际创作时，头脑里一片空白，几乎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将涌现出来的语言不加改变地进行排列。所以为读者而写的问题一点也没有考虑。对于不具备像我这样有与“现实”对抗的品格的人来说，我的作品读起来会是一个非常难以进入的世界吧。

问：从进行到现在的谈话中也可以这样说，残雪女士的小说语言近似于诗的语言，能生动地感受到抗拒所有一切老套路，并想要打开通向无限的突破口的那种无止境的运动和其解放感。一个个的描写惊人的鲜明强烈，留下了浓郁的余味。怎么说呢？有一种直接接触到生命湍流的感动。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漂流在比做梦更像梦的不可思议之场所的心境。这种印象与刚才所说的是在“头脑一片空白”的状态下所写有很大的关系吧。能否请就这方面谈一谈。

答：是的，我是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创作的。但是这不是盲目的，而是在一种强有力的理性的钳制下进入无意识的领域和白日梦中。的确，我的小说语言与诗的语言极为近似，然而并没有仔细研究该使用怎样的语言。正因为是随意地排列涌现出来的词汇，所以才会产生那样的效果吧。如果有意识地组合用词和句子而写作的话，恐怕会失败。而且，我完全不拘泥于一个个的词汇。如果编辑人员想要改变的话，即使任意地改变也没关系。在一些被改变的地方，我的作品的能量或者功率完全不受影响。总之，使头脑一片空白，随笔写下去，才能感受到无限的自由和痛快。

问：刚才说的自由的感受，读者也能很清楚地体会到。只是要将它翻译出来确实很难（笑）。这也是由于中文的语言特征引起的结果吧。在翻译以往的“现实主义”小说时设法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要翻译残雪女士的作品时，却又有许多新的问题大量涌现出来。中文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时态，接续词又少，词汇的意思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当时的情景等，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残雪女士的小说时常变得像梦中的影子，状况、时间的顺序都不确定，若将它译成日语，不可能将不确定的东西译成不确定，或者将多义性作为多义性处理。因而硬性而频繁地强加了狭义的解释。每次重读其解释，理解都不断地发生变化。

答：大概是那样的吧。

问：翻译残雪女士小说中遇到的烦恼，不仅仅限于翻译成日语。看一下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本，也很清楚地知道英文译者的辛劳。答：另外，我的作品在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丹麦、俄罗斯等国也被翻译了。我想，各位译者都为同样的问题付出了很大的辛劳。

问：最后我想说的是，这种辛苦的回报是得到了极大的乐趣。这是因为翻译之后，感到至今还没有过如此令人激动的有趣的小说。今天与你交谈了许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