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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固执地寻找Lush乐队的唱片。记得这个乐队的人并不多，名字不够响亮，音乐也只是一般的时髦，在他们很红的时候就已经过气，让人联想到某种好吃但易腐的热带水果。
乐队成立于一九八七年的伦敦，两个匈牙利与日本的混血女孩Miki Berenyi和Emma Anderson遇到了鼓手Chris Acland，贝司手Steve Rippon，组建乐队，起名为Lush。出道时很红，可运气似乎不那么好，并没有大厂牌抢着要签他们的场面出现。之后签在独立唱片公司4AD旗下，一九九二年换了贝司手，由Phll King担当。
现在归纳他们的风格，不外乎缥缈美声，以及Shoegazing，意为“自赏”，Shoegazing的音乐内涵暂且不提，有一个特征是在现场表现出极度的低调，眼睛看着脚下，如低垂的花朵，除了唱歌与演奏之外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Shoegazing在九十年代初的英国颇为流行，等到Lush乐队引领这股风潮时，它却迅速过气了。
据说这两对俊男靓女是情侣，Miki Berenyi和Chris Acland，Emma Anderson和Phil King，颇有偶像组合的潜质。乐队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出了若干唱片和EP，卖得不怎么样，评论界也未给予好评，《Lovelife》是其中最棒的一张大碟，也没能让人对他们高看一眼，一九九六年Emma Anderson宣布离队，同年十月，鼓手Chris Acland由于抑郁症在父母家中悬梁自尽。
乐队解散，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三个人的名字。
时至二00一年，Chris Acland死后五年，我在地球另一端的T市寻找他们的唱片，Dream Pop也好，迷幻噪音也好，在网上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我独自跑了T市的各个碟片市场，正版的，盗版的，打口的，都翻了过来，踪影杳然。他们在哪里呢?在网上我搜到了很多他们的介绍。乐队概况，评论，以及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找人刻录了他们早期的两张唱片，惟独《Love life》像尘埃落入荒漠一样消失了。
找唱片的心情，通常人很难体会。是一种渴。你需要它就像在吃了毒蘑菇以后需要一杯水，仅有的水，无可替代的水。那阵子只要路过唱片店就会从脑子里跳出《Lovelife》的名字，无可救药地钻进去翻弄唱片，十足的变态猎杀者，只纠结在那一个点上。我要她我要她，非她莫属，死而无憾。
最后是在一个摇滚论坛上，有个南京师范大学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学校附近的唱片店就有《Lovelife》。一月里我跟着春运大军坐火车到南京，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读大学的女孩，从摇滚一直聊到诗歌，她熟知Radiohead碎瓜绿洲山羊皮等等，我问她知道Lush吗，她也摇头。我把乐队的故事告诉了她。
下车后我们一起去了南师大，终于找到了《Lovelife》，一次买了两张。女孩买的唱片几乎塞满了背包。
那天的天气真是好，干任何坏事都很惬意，绝无负罪感也绝无犹豫。后来她把我带到一个咖啡馆，很宽敞，半透明的天棚将日光均匀地洒下，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盆栽植物，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招呼那女孩，我跟着一起坐了过去。他们开始谈论地下摇滚、诗歌，南京的某个牛逼作家最近在干什么，以及某某谁是个呆逼。这些显然与我无关，我对南京不熟，只是凑在一边听着，既然插不上话，我就从包里掏出Discman，撕开唱片塑封，塞上耳塞，在沙发上听我的《Lovelife》。第一首歌，Ladykillers，电吉他和女声轰然而起，我便被它们包围住了。
不久闻到异样的味道，知道他们在抽叶子。女孩拍拍我，我摘下耳塞，只听她说，也来一口。我并不抽叶子，知道它很贵，不好搞，如果拒绝就像别人请吃大餐我还偏要拿谱，很不识抬举，就凑上去吸了一点。第一茬下去根本没有反应，男孩们一点不吝啬，说，你可能反应有点迟钝，再来一口。第二茬下去之后我立刻晕了，继续塞上耳塞听歌，随后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鲍勃迪伦金斯堡凯鲁亚克大卫鲍伊吉姆莫里森柯特柯本……醒来发现天黑了，耳塞里静静的，音乐早已停止，男孩女孩们都不知去向。侍者说他们结过账了，然后冲着我诡异地笑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我就近找了一个小旅馆躺下，没有空调，洗澡有如冬泳，二十秒钟之内冻得我大脑充血，只得跳回床上，把自己塞进被窝，身体像停转的马达重新启动，努力制造热能把被窝焐暖。随后，在墙角找了一个插座，插上变压器，在黑暗中继续听我的《Lovelife》。
我终于找到了你，人海茫茫，道路纷乱，神经迷幻，哪儿都不去，听你一遍遍地歌唱，你这失败的隐秘天使，总会带我去想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