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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网吧里,我关了聊天室的窗口,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胳膊,把香烟揣进口袋里,离开座位。黑网吧的账台里坐着面色苍白的女孩,对我一笑,说:“过阵子这里要拆迁啦。”
“正好,我也快毕业了。”
“这两年一直劳驾你帮忙修电脑,以后见不到了。”
“哪里的话,我只是偶尔帮忙,应该的。”
“上次吊扇砸了下来……”
“够吓人的。”
“吓人。”
这家黑网吧位于新村的一幢房子里,六楼,爬上来很累,晚上也没有感应灯,很容易踏空楼梯。当初有一个老奶奶在楼下负责拉客,因为长得面善,我就爬到了六楼,久而久之也习惯了。其实我不太爱爬楼,万一客满的话,就意味着我得再跑下去找另一家网吧。女孩的奶奶特别好,刮风下雨都站在楼下的过道里,一则拉客,二则告诉熟客楼上还有没有空位置,有时还会提醒我多穿点衣服什么的,很有人情味。去得久了,偶尔我也会给她们看一看电脑故障,并不是每次都能修好。
一直以来就是老奶奶和这女孩打理网吧,女孩在楼上负责收账,老奶奶在楼下负责拉人,有个网管偶尔来这里看看,不过此人很不靠谱,经常找不到人;以至于我要客串着顶替他的职务。老奶奶说,我来上网一律免费,被我拒绝了。我毕竟是个有钱人。
有一天老奶奶消失了。女孩说是在楼下站着,冻成了感冒,接着就并发肺炎,送到医院。没过一个礼拜,女孩的手臂上戴上了黑臂章。
老奶奶去世以后,剩下女孩一个人守在网吧里。每每爬到六楼,看到客满,我还得再下楼去。逢到这时,女孩就一脸的抱歉。我说没关系,每次还是坚持着爬上来,这家网吧始终是我的首选。
我付了账,女孩说:“等你毕业的时候,差不多我也该搬走了。”
“找个好一点的门面,换一套设备,再去弄张正规的营业执照。”
“很难的。”女孩笑笑,找给我零钱。我对她说再见。
那已经是夜里十点,我独自下楼,楼道里一片漆黑。我掏出打火机,点亮了,凭着微弱的火光和脚下的感觉,从六楼走下去。下到一楼时,忽然觉得脚底下发飘,打火机被风吹熄了,最后两个台阶我一脚踏空,往后仰倒,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我站起来,黑暗的楼道里好像有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靠墙的地方。我手里的打火机已经弄丢了,凑过去细看,但实在看不清。我忽然想起来,那个靠墙的位置就是老奶奶惯常搬一把凳子坐着的地方,这时觉得头皮发麻,喂,老奶奶,你不能这么吓唬我啊。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照着黑暗中的方位扔过去,硬币砸在墙上,又落回在水泥地上,发出叮叮的声音,弹落在某个角落。什么人都没有,冷风再次吹过,发出叹息一样的声音。我心想,不知道老奶奶找我有什么事,答谢我?和我告别?如果是想把脸色苍白的女孩托付给我,那恐怕只能说抱歉了。无论如何,您不至于来掐我的脖子吧?
从网吧出来,出了新村得走过三条街,可以到达学校的边门。边门不远处就是杞人便利。
外面下着细密的雨,T市的春夏天各有一次雨季,春天的雨季从三月中旬开始,大约会持续一个月,雨下得异常的冷,没日没夜地下,中间几乎没有停顿,每次探头望向窗外都是灰蒙蒙湿漉漉的一片,耳朵里听到的总是雨水的滴滴答答声,令人失去希望。
夜间的雨反射在路灯的光晕中,细密而难以捉摸。走过的三条街都是冷冷清清的,毫无内容却又充满了内容。一直走到杞人便利店门口,看到暗淡的灯光,小店还没有打烊。
“杞人便利”是个牛逼名字,笆斗大的红字四仰八叉地刷在墙上,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傲慢。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门面不到两米宽的小烟杂店,地基比街面还矮一截,打通了墙壁,装了卷帘门,放两截粗制滥造的铝合金柜台就自称是便利店,其实只是个很可怜的烟杂店。店里的货品少得可怜:几种香烟,几种碳酸饮料和啤酒,还有一种口香糖、一种打火机、一种蚊香、一种低档白酒、一种小包装的餐巾纸,以及十来种卫生护垫。为什么要搞那么多卫生护垫,不得而知,但就算有卫生护垫凑热闹,这里仍然可称是世界上最寒酸的烟杂店。
杞杞裹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蜷缩在柜台后面。
这孩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守着他的店,和黑网吧的女孩有得一拚。小店开张以来他就是这副样子,我很佩服这些守店的人,有时感觉他们像是生长在某一根朽木上的蘑菇。
我趴在柜台上,对杞杞说:“一包福牌,一个打火机。”杞杞侧对着我,面前有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正在播放足球比赛,屏幕上有两组人围着一个小白点在跑来跑去,穿条纹衫的球员惨遭飞铲,像可乐罐头一样在边线附近蹦蹦地翻滚,随后切到中镜,反复重播。杞杞注视着电视机,我把钱放在柜面上,他面无表情转头看我一眼,从屁股后面的纸箱里拿出一包福牌香烟。打火机就在柜台上放着,我自己挑了一个。紧跟着一把硬币叮叮当当被他扔在柜台上,一串动作像是被程序设计好了的。
挨了飞铲的球员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裁判挺胸而上,掏牌。
“你说说看,谁会赢?”杞杞问我。杞杞有着非常好听的中性的嗓音,其人也是瘦瘦白白的,有时还戴一副宽边的黑框眼镜。其实我觉得,黑网吧的女孩和杞杞倒是很般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