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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和医院的鉴定报告陆陆续续送到一楼法医室，秦放停下手里的活翻开看了看，只看到一份DNA和公安系统留有记录的一名失踪人员的DNA配对成功。这个人叫黄春树，山东人，三十七岁，失踪时间是2013年12月，其家人报案时留下的笔录记载黄春树在2013年7月和同乡去往银江务工，于12月14号和家人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秦放把报案记录大致扫了一遍，从一沓文件中找出两份鉴定报告，略一比对，对助手说：“给魏老师打电话，让他下来一趟。”
很快，魏恒推门进来了，问：“有发现了吗，秦主任？”
秦放把三份文件递给他，道：“目前只找出来三个人的身份，但是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魏恒边问什么问题边翻开文件，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秦放说的问题是什么。一共三名死者信息，沈翔、王兆强和黄春树，魏恒很快找到这三名死者之间的联系，暂时去除沈翔不提，王兆强和黄春树都有小偷小摸的犯罪记录，所以很容易在司法系统中找到他们的资料。王兆强和黄春树同为山东某渔村人士，两人在同年离乡打工，且其家人在同月报案，称其失踪地点都在银江。
魏恒合上资料，双眼微微出神盯着地板：“看来这件案子，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复杂。”
秦放耸耸肩，一身轻松的样子：“专案组的人到了？”
“嗯，正在开会。”
“分院局抽调的精英是谁？”
“渠阳分局的副支队长，叫韩斌。”
秦放眼睛忽然闪了闪，避着谁似的歪头看向别处，语气有些不自然：“哦，是他。”
察觉到他的口吻有些耐人寻味，魏恒多问了一下：“怎么？”
秦放似乎很不愿意说起这个人，皱着眉毛想了好一会儿，才道：“这个人有些背景，以前在缉毒处破获一起大案，这两年升得很快，转眼就混了个副处。”
秦放明显有所保留，魏恒也继续不追问，拿着文件就出去了，到了三楼技术队办公室，他把三名死者的资料交给一名女警，让她联系到死者家属。
女警率先找到的是为死者黄春树报案的，黄春树的母亲。
电话打过去很就接通了，魏恒特意支走女警，确保格子间里只有他一人，才道：“您是黄春树的母亲，邓兰女士吗？”
从邓兰的声音判断，这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至少已经六十多岁的高龄，魏恒先询问她身边是否有人，得知她身边还有女儿和女婿时，才向死者家属道出已经确认黄春树死亡的事实。
邓兰在电话的另一端失声痛哭，话筒里传出一阵嘈杂的声响，想必黄春树的家人已经乱成了一团。
魏恒等了一会儿，等到那边哭声渐止，试着叫了几声邓兰的名字，但是无人应他，于是他挂断电话重新拨了过去，这次接电话的女人明显年轻了一些，哽咽着称自己是邓兰的女儿，也就是黄春树的妹妹黄春桃。
魏恒先是安慰了她几句，告诉她随时可以过来认领尸体，其次才问起当年黄春树离家打工时的相关线索。黄春桃说当年和黄春树结伴去往银江打工的还有两个人，一人是已经确认死者身份的王兆强，一人是王兆强的朋友薛海洋，他们三个人去投靠早年在银江扎根的张福顺。
听到张福顺的名字，魏恒正在纸上持笔记录的手顿了一顿，迟了片刻才写下张福顺的名字，为了进一步确认，他询问黄春桃是否知道张福顺其家人的姓名。
黄春桃道：“张福顺的老婆早就死了，就剩下一个孩子，那孩子好像叫……张东晨？我记不太清楚了，那孩子应该叫这个名字。”
魏恒在张福顺的名字旁边写下张东晨的名字，又问：“薛海洋也失踪了吗？”
“是的，我哥哥和王兆强还有薛海洋都失踪了，到现在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王兆强和薛海洋的家人到银江找过一次，可是银江那么大，怎么可能找到。我们只知道他们说在银江有个熟人，和我哥哥是以前的同学，叫张福顺。但是我们没有张福顺的联系方式，委托警方去找这个人，警方也说找不到，我们没办法，只能一直等，谁知道等着等着，就等来……”
黄春桃说不下去了，开始抽泣。
魏恒公事公办地安慰她两句，随后挂断电话，看着自己整理出来的一份名单陷入了沉思，他拿起钢笔在纸上划掉“张福顺”和“张东晨”的名字，把这张纸撕碎了扔进垃圾桶，五分钟后拿着技术员整理出来的四份资料上楼了，他停在三楼一间会议室门口敲了两下虚掩的房门，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专案组的人正在开会，一张长桌首尾两端坐着的就是专案组的领导，邢朗和韩斌。
秦放口中背景颇深的韩斌在靠窗的位置坐着，这位韩队长有些精锐的文人气质，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穿着一套虽然看不出品牌，但是绝不廉价的高档服装。他很注重形象，魏恒想起刚才和他握手时，看到韩斌的指甲修理得圆润整齐，头发也精心梳理过，下巴因为时常刮胡子而微微发青，甚至连鬓角都稍加修理，手腕处还有很淡的男士古龙水味。在韩斌身上看不到一丁点整日奔波在一线刑警的邋遢狼狈样，比起刑警，韩斌更像一名外出洽谈合作的公司高管。
会议室里烟熏火燎的，夹在一水大老爷们之间的沈青岚和另外两名女警皱着眉毛捂着鼻子，一脸的隐忍。
魏恒索性把门开着，然后递给一名女警一个眼色，示意她去开窗户。随后，他看到坐在一层薄雾中的韩斌向门口扭过头，向他点头微笑。
魏恒也对他笑了笑，把打印出来的两份资料分别放在邢朗和韩斌面前，道：“秦主任确认了三名死者的身份，我刚才询问过死者家属，有一些发现。”
在邢朗和韩斌看资料的时候，魏恒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黄春树”“王兆强”“薛海洋”三个名字，然后盖上笔头敲了敲白板，道：“这三个人在2013年7月5号从老家山东某县城出发去银江务工，同年12月中旬和家人失去联系，三个人全部失踪。目前已经确认了黄春树和王兆强在市郊挖出的十二具尸体中，至于这个薛海洋，我想也是这些尸体中的一具。”
韩斌说：“只确认了这几个人的身份吗？”
他说话的语气低缓平和，温言笑语，和他冷静睿智的形象很相符。但是听他说话，魏恒始终有种吞了一根鱼刺的感觉，有些难以下咽，不太舒服。
刚才会议刚开始的时候，韩斌看过现场勘验记录，扶着眼镜笑着问道：“只有十二具吗？”
邢朗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嫌少？”
韩斌抬起头看着他，道：“也不多。”
再者就是现在了，虽然韩斌始终保持着一副彬彬有礼的态度，却能让人清楚察觉到他的自信和傲慢。此时韩斌似乎是在变相地谴责他们工作效率太低，但是有句话叫作伸手不打笑脸人，面对笑眯眯的韩斌，无论是谁都不好意思伸手扇人家的脸。
魏恒不想理他了，装作没听到，扔下笔在邢朗旁边的空位坐下，刻意把拉椅子的声音弄得很响。
邢朗把文件扔在桌子上，舌尖顶着含在嘴里的一颗薄荷糖在口腔里转了一圈，然后冲着韩斌笑道：“我单位的法医慢工出细活，不能催，催急了会跳槽，到时候不知道会便宜谁。”他很有内涵地盯了韩斌一眼，“你说是吧，韩队？”
韩斌没有接话，只不咸不淡地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