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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和医院的鉴定报告陆陆续续送到一楼法医室,秦放停下手里的活翻开看了看,只看到一份DNA和公安系统留有记录的一名失踪人员的DNA配对成功。这个人叫黄春树,山东人,三十七岁,失踪时间是2013年12月,其家人报案时留下的笔录记载黄春树在2013年7月和同乡去往银江务工,于12月14号和家人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秦放把报案记录大致扫了一遍,从一沓文件中找出两份鉴定报告,略一比对,对助手说:“给魏老师打电话,让他下来一趟。”
很快,魏恒推门进来了,问:“有发现了吗,秦主任?”
秦放把三份文件递给他,道:“目前只找出来三个人的身份,但是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魏恒边问什么问题边翻开文件,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秦放说的问题是什么。一共三名死者信息,沈翔、王兆强和黄春树,魏恒很快找到这三名死者之间的联系,暂时去除沈翔不提,王兆强和黄春树都有小偷小摸的犯罪记录,所以很容易在司法系统中找到他们的资料。王兆强和黄春树同为山东某渔村人士,两人在同年离乡打工,且其家人在同月报案,称其失踪地点都在银江。
魏恒合上资料,双眼微微出神盯着地板:“看来这件案子,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复杂。”
秦放耸耸肩,一身轻松的样子:“专案组的人到了?”
“嗯,正在开会。”
“分院局抽调的精英是谁?”
“渠阳分局的副支队长,叫韩斌。”
秦放眼睛忽然闪了闪,避着谁似的歪头看向别处,语气有些不自然:“哦,是他。”
察觉到他的口吻有些耐人寻味,魏恒多问了一下:“怎么?”
秦放似乎很不愿意说起这个人,皱着眉毛想了好一会儿,才道:“这个人有些背景,以前在缉毒处破获一起大案,这两年升得很快,转眼就混了个副处。”
秦放明显有所保留,魏恒也继续不追问,拿着文件就出去了,到了三楼技术队办公室,他把三名死者的资料交给一名女警,让她联系到死者家属。
女警率先找到的是为死者黄春树报案的,黄春树的母亲。
电话打过去很就接通了,魏恒特意支走女警,确保格子间里只有他一人,才道:“您是黄春树的母亲,邓兰女士吗?”
从邓兰的声音判断,这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至少已经六十多岁的高龄,魏恒先询问她身边是否有人,得知她身边还有女儿和女婿时,才向死者家属道出已经确认黄春树死亡的事实。
邓兰在电话的另一端失声痛哭,话筒里传出一阵嘈杂的声响,想必黄春树的家人已经乱成了一团。
魏恒等了一会儿,等到那边哭声渐止,试着叫了几声邓兰的名字,但是无人应他,于是他挂断电话重新拨了过去,这次接电话的女人明显年轻了一些,哽咽着称自己是邓兰的女儿,也就是黄春树的妹妹黄春桃。
魏恒先是安慰了她几句,告诉她随时可以过来认领尸体,其次才问起当年黄春树离家打工时的相关线索。黄春桃说当年和黄春树结伴去往银江打工的还有两个人,一人是已经确认死者身份的王兆强,一人是王兆强的朋友薛海洋,他们三个人去投靠早年在银江扎根的张福顺。
听到张福顺的名字,魏恒正在纸上持笔记录的手顿了一顿,迟了片刻才写下张福顺的名字,为了进一步确认,他询问黄春桃是否知道张福顺其家人的姓名。
黄春桃道:“张福顺的老婆早就死了,就剩下一个孩子,那孩子好像叫……张东晨?我记不太清楚了,那孩子应该叫这个名字。”
魏恒在张福顺的名字旁边写下张东晨的名字,又问:“薛海洋也失踪了吗?”
“是的,我哥哥和王兆强还有薛海洋都失踪了,到现在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王兆强和薛海洋的家人到银江找过一次,可是银江那么大,怎么可能找到。我们只知道他们说在银江有个熟人,和我哥哥是以前的同学,叫张福顺。但是我们没有张福顺的联系方式,委托警方去找这个人,警方也说找不到,我们没办法,只能一直等,谁知道等着等着,就等来……”
黄春桃说不下去了,开始抽泣。
魏恒公事公办地安慰她两句,随后挂断电话,看着自己整理出来的一份名单陷入了沉思,他拿起钢笔在纸上划掉“张福顺”和“张东晨”的名字,把这张纸撕碎了扔进垃圾桶,五分钟后拿着技术员整理出来的四份资料上楼了,他停在三楼一间会议室门口敲了两下虚掩的房门,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专案组的人正在开会,一张长桌首尾两端坐着的就是专案组的领导,邢朗和韩斌。
秦放口中背景颇深的韩斌在靠窗的位置坐着,这位韩队长有些精锐的文人气质,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穿着一套虽然看不出品牌,但是绝不廉价的高档服装。他很注重形象,魏恒想起刚才和他握手时,看到韩斌的指甲修理得圆润整齐,头发也精心梳理过,下巴因为时常刮胡子而微微发青,甚至连鬓角都稍加修理,手腕处还有很淡的男士古龙水味。在韩斌身上看不到一丁点整日奔波在一线刑警的邋遢狼狈样,比起刑警,韩斌更像一名外出洽谈合作的公司高管。
会议室里烟熏火燎的,夹在一水大老爷们之间的沈青岚和另外两名女警皱着眉毛捂着鼻子,一脸的隐忍。
魏恒索性把门开着,然后递给一名女警一个眼色,示意她去开窗户。随后,他看到坐在一层薄雾中的韩斌向门口扭过头,向他点头微笑。
魏恒也对他笑了笑,把打印出来的两份资料分别放在邢朗和韩斌面前,道:“秦主任确认了三名死者的身份,我刚才询问过死者家属,有一些发现。”
在邢朗和韩斌看资料的时候,魏恒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黄春树”“王兆强”“薛海洋”三个名字,然后盖上笔头敲了敲白板,道:“这三个人在2013年7月5号从老家山东某县城出发去银江务工,同年12月中旬和家人失去联系,三个人全部失踪。目前已经确认了黄春树和王兆强在市郊挖出的十二具尸体中,至于这个薛海洋,我想也是这些尸体中的一具。”
韩斌说:“只确认了这几个人的身份吗?”
他说话的语气低缓平和,温言笑语,和他冷静睿智的形象很相符。但是听他说话,魏恒始终有种吞了一根鱼刺的感觉,有些难以下咽,不太舒服。
刚才会议刚开始的时候,韩斌看过现场勘验记录,扶着眼镜笑着问道:“只有十二具吗?”
邢朗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嫌少?”
韩斌抬起头看着他,道:“也不多。”
再者就是现在了,虽然韩斌始终保持着一副彬彬有礼的态度,却能让人清楚察觉到他的自信和傲慢。此时韩斌似乎是在变相地谴责他们工作效率太低,但是有句话叫作伸手不打笑脸人,面对笑眯眯的韩斌,无论是谁都不好意思伸手扇人家的脸。
魏恒不想理他了,装作没听到,扔下笔在邢朗旁边的空位坐下,刻意把拉椅子的声音弄得很响。
邢朗把文件扔在桌子上,舌尖顶着含在嘴里的一颗薄荷糖在口腔里转了一圈,然后冲着韩斌笑道:“我单位的法医慢工出细活,不能催,催急了会跳槽,到时候不知道会便宜谁。”他很有内涵地盯了韩斌一眼,“你说是吧,韩队?”
韩斌没有接话,只不咸不淡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