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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困境仍然是钱。这种免费的药只是你使用的常规药中的一种。遇到高烧不退，一天四支进口抗生素就是好几百；遇到贫血，二百毫升血浆或血清也是好几百。何况，我们还在争取做第三次手术，手术费用几万元不说，不把欠款全部付清，医院根本不会给你做手术。单位里几乎要不到一分钱了，求人的滋味我也已经受够了。我还能坚持多久？
无数次，在黑暗中，我清点可以变卖的家当。最值钱的也许就是那台健伍牌音响了，那是一个从澳洲回来的老朋友刚刚送的，老鄂知道那是你钟爱的东西，急忙开了箱安装好，可你还没来得及听就住进了医院。算来算去，连同我自己唯一的一串金项链，整整一个家，一个经营了好几年的家，居然值不了两万元。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两万元也行！自然灾害时期不是有人用一条金项链换一个馒头吃吗？到了要死要活的时候，值与不值都有另外的算法。
无数次，在黑暗中，像是看一个电影的画面，我看着我搂着我们的儿子，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我的表情是安详的，内心充满宁静。在那儿，我看见了尽头。那种绝境让我激动，甚至让我陶醉。我向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证明，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即使因为没钱你衰弱而死，我也不用内疚不用后悔了。我终于可以说：我已经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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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曾经为一个资助贫困地区大学生的专题节目来采访我。记者说，被资助的孩子普遍不愿意与资助者见面，有的甚至对资助者怀恨在心，记者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能理解更不可能赞同这种仇恨的情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知恩图报都既是人之常情又是美德。
否则不是成了白眼狼嘛！可是，我却非常理解不愿意与资助者见面的心态。就是那次上海–无锡之行，不仅让我获得了意外惊喜，还让我经历了一段独特而又难得的心理历程。
在医院告别了姓黄的医生，我去拜访了那个不幸的幸运女人。她的病也是因为误诊，当时她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医生把肠扭转诊断为生产前的镇痛，延误治疗时间造成肠坏死，手术后留下了短肠综合征。
从那病人家里出来是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商店一家挨一家，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但我没有兴趣跨进哪怕任何一家店的门槛。首饰商店里，玻璃、镜子、射灯，一派金碧辉煌，打扮入时的女人们，凑在柜台前指指点点，兴致勃勃。在我眼里，她们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们的生活与我完全无关，我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另类。
这种感觉常常困扰我。一场场在高档酒店里上演的招待会上，记者们个个风度翩翩，谈笑风生；酒席上名片飞来递去，应酬没完没了。我不读书，不看报，没有新鲜的话题可以吸引视线；我不修饰，不打扮，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挥洒。我的时间是以分钟而不是以小时计算的，我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总是不能从容地把一个会从头到尾开完。我为此沮丧得抬不起头来。但同时，又为自己如此肤浅的虚荣和自尊而无地自容，只能小心地掩饰着，不敢让他感觉到。我知道那会灼伤他的尊严。
以后脱离了记者这个职业，我没有丝毫留恋之意，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从那时起，这身份就不再属于我，这氛围也不再属于我。我的天地在医院里，在病房里，在濒临死亡的丈夫身边。那是我虚荣心的栖息地，自尊心的避难所。几年如一日，我像上班一样去医院，大夫护士像是我的同事。他躺在病床上等我来清洗伤口，等我送来饭菜，送来书和磁带，等我领着儿子来给他看。我熟悉他的每一个病友和家属，我们聊病情，聊医生护士，聊医药费不断上涨，聊公费医疗制度的形同虚设。文学，职场，事业，离我越来越远。我只是一个病人家属，我得做一个好的病人家属。
那个春日的午后，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我怀着深深的伤感，还有一点点儿悲壮，与许许多多看起来很悠闲很幸福的男男女女擦肩而过。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一天清晨急急地赶到那座城市，为什么在那一天的傍晚又匆匆地离开。
还记得那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皮上衣。我是有备而来的，穿着它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酒店而不失体面。是的，我要去一家酒店，看一本配得上我看的书，消磨掉去无锡之前的那几个小时，给自己积蓄一点儿从容、一点儿镇定，来应付我不曾经历过的局面。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就放在我的包里，这是临行前精心挑选的。我不需要一间房子，只需要一杯咖啡和一个座椅。上火车之前我就想好了，在火车上又反复地想过：那不是我应该出入的地方，可单枪匹马闯上海闯无锡也不是该我干的呀？也不是我附庸风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附庸风雅没有意义。那只是我给自己此行的一个小小的鼓励和犒劳。
当我终于走进那家星级酒店，又终于走出来的时候，才知道那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创意”。考究的价目表上，价格最低的咖啡是二十五元，还要加收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服务员小姐笑容可掬地站在旁边等着我点单，我甚至都没想到可以撒一个谎，编一个逃跑的理由，我告诉她：价格太贵，我什么也不要了。然后站起来，离开了那家酒店。事后我想，在那个姑娘不长的职业生涯中，一定是第一次遇到像我这样没有见识的客人。
如今，我常常很自然、很随意地在某一个酒店的咖啡厅与别人约会，谈工作或者闲聊。有时候，我会想起当年失魂落魄地从酒店里出来的情景。出现那尴尬的一幕，并不仅仅因为钱，而是自己内心的底线：我是去寻求资助的，我没有资格奢侈。当然，我有理由为自己寻找一份好心情，哪怕花钱去买。问题是，事后看穿了这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又会自责，最终把好心情抵消掉。丈夫还躺在病床上，为他去寻医问药的妻子，没有理由得到好心情。
去之前我就写了几份材料，有对当年误诊的那家医院的起诉书，有对那个药品疗效的赞美，有我们经济上面临的窘况。没想到，千里迢迢来了，却被挡在了大门外。我说我是记者，回答说，记者一律不接待。又说我是病人家属，回答说，总经理在上海开会。董事长呢，正在接待外宾。公司坐落在无锡的城郊，白色的围墙，白色的栅栏门，一色雪白的建筑很是气派，就是里里外外看不见一个人进出。是返回上海去找总经理呢，还是在这里死等董事长接见？正徘徊着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大门开了，一辆轿车正往外开。如果车里坐的是董事长，他一走，这一趟我可就白来了。还没顾上想清楚，手臂就下意识地伸出来，拦住了那辆车。车门打开，车里坐的都是老外……几个小时过去，接待室的老头儿看我执著，又打电话进去。终于董事长的秘书出来了。先请我到餐厅吃工作餐。已经过了吃饭时间，偌大的餐厅，一边坐着我一个人，另一边坐着董事长和他的高级职员，他们一边吃饭一边传看我的资料，然后是议论。
那些被资助的孩子，不愿意与资助者见面的心情，大约与我在餐厅里一边吃饭一边流泪的时候心情一样。对方不想对你居高临下，但事实就是居高，怎么能不临下？你说你不是乞求，是要求，是请求，是恳求，但终究还是没离开“求”字。没有人侮辱你，但你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没有人欺负你，但你觉得无比委屈。更糟的是，甘居人下了，不耻相求了，尊严扫地了，你还必须感谢。素不相识的人肯帮你，你没有理由不谢得真诚。帮你的人要的肯定不是几句感谢的话，但你一定不能试着不说那几句感谢的话。不说你就太不通情理了。谁愿意帮助一个不通情理的人呢？我们从小接受的，和我们教育孩子的，都是对他人要有同情心。如果你不首先承认你是卑微的，你是贫弱的，你是无助的，又怎么能够接受同情呢？
人的心啊，简直像是一个牢笼。每一种思绪，每一种情感，每一种本能的冲动，每一种社会的理念，都像是一头怪兽，互相纠缠，互相冲撞，互相折磨。你东逃西撞，左奔右突，但是你看不见出路。你的心是牢笼，心里的东西是困兽，没人能够拯救你。你是你自己的囚徒。你是你自己的结果。
几百瓶，每瓶一百元，价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可以想象我会多么珍惜。但是，有一天我居然会把它们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那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往医院赶，去照顾他的洗漱和早餐。医院不允许放很多东西，只能把药一点点儿分批带去。五瓶脂肪乳放在自行车后座的篮子里，拐过楼角有一个大坑，自行车一颠，篮子掉了下来，玻璃瓶摔碎了，药液流了一地。我下意识地蹲下身，当意识到留在瓶子里的那部分也不可能再用时，我用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什么是绝望？看着洒在地上一片白得耀眼的液体，你无法用手捧起来，或用任何办法重新装进瓶子里，再用来输入亲人的血管，那就是绝望，就是我的绝望，失而不能复得的绝望，错而无法纠正的绝望。我曾经丢过上万元钱，也着急，但没有像那样心疼得痉挛。虽然疏忽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打碎东西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不用绳子把篮子捆牢呢？
不只是这几瓶药，在内心深处，还有许多我深悔而不敢深究的事情。比如，他病情恶化的那天深夜，我怎么可以不在场呢？他停止呼吸的时候，我怎么可以不在场呢？有多少个夜晚和清晨，我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为什么偏偏在最重要的时刻，我会不在场呢？医院填写的死亡通知书写着，死亡时间是早七点四十分，每天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医院，那天的这个时候我还坐在家里，等候来修理纱窗的工人。阳台上的纱窗已经坏了两年，我要在这个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把它修理好。这是一个多么充分而又无懈可击的理由呀！没有人会在这样的理由面前责怪你；这又是一个多么偶然而又微不足道的理由呀！你自己怎么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原谅自己？
所以，尽管看起来我是个性格爽快的人，在许多事情上，却莫名其妙地反复犹豫。所以，我经常对自己对孩子对别人说：人一生会犯大大小小很多错误，有些错误是允许犯的，另一些错误是不允许犯的。如果犯了，无论你怎么认错，怎么悔恨，都是没有用的。错误永远是错误，坏事永远是坏事。我被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理教训过，变得越来越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转年春节前，我给那个质检科经理寄去了一个包裹，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想表达一点儿心意。但他很快寄回两百元钱，我只好无言地收下，我不能给别人的好打折扣。几个月后，看到报纸报道，南京军区总医院首例肠移植手术成功，我带着病历资料赶往南京。行前，我选了两件别致的小礼物，心想，南京离无锡很近，该绕道去看望那位从外国人眼皮底下偷药的质检科经理，我想去真诚地说几句感激的话。最终我还是没有去，不是因为觉得甘居人下了，不耻相求了，尊严扫地了，而是觉得，语言的分量实在太轻，太轻……我在南京市一个邮电局给他打了长途，像对一个老朋友一样，告诉他南京之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然后，把礼品打了个小包裹寄往无锡。做完这一切我轻松了许多，不再觉得人心是牢笼，也没有困兽，而是像一片宁静的湖水，装得下友爱与慈悲、同情与理解，也装得下自爱之心与爱人之心。
5
做这一切，是因为爱情或者不是，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这个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千百年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已经不必待言。但是，唯有爱情—不是与爱情相近，也不是与爱情相似—依旧不变。所以，相思依旧是苦的，眼泪依旧是咸的。所以，遗憾依旧，悔恨依旧。这是上帝为心灵的路途准备的驿站。
我常常在这驿站休憩。每当遗憾和悔恨从心底的深处浮上来，日常生活便像退了潮似的离我远去。我在那个时刻与你相遇，面对你，倾听你，也向你倾诉……但我永远没有机会告诉你，对于你，我真正在意和计较的到底是什么。
那是一个大年初一的上午，我把菜做好了高兴地提着赶到医院。你的口味苛刻是出了名的，但你很少提要求，我常常为不能讨好你的口味而发愁。有一次你说想吃自己家蒸的包子，我发面、剁馅、擀皮、上锅。可是你胃口不好，我用了三个小时蒸出来的包子你只吃了一个。
我看着你吃，但是你吃得很少，我等着你的评价，你却什么都不说。那年初一，我特意做了两道你妈妈常做的菜。我忍不住问，你犹豫着：“和我妈做的味道不一样，没有她做的好吃。”我默默地收拾，默默地走出病房。在水房我哭了，哭了很久。也许你事后发现我哭过了，你已经后悔不该如此地“诚实”，我多么希望你只是不好意思对我说一声“对不起”，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一个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的女人，她真正想得到的回报到底是什么。
我还想起那件让我至今耿耿于怀的事情。我的那辆自行车已经骑了二十多年，它总是坏，用它拖着拖斗送娃娃去托儿所，让我觉得怕。每次坏了我都会告诉你，你总是拿了工具去修。最初我的感觉很好，私自感受一种“你种田来我织布”的小女人情调。次数多了我心里期待的已经不是你一如既往地修它，而是在某一天，当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家时，见到一辆你为我买的崭新的自行车。我无数次地这样想象，但我的期待总是落空。直到有一天，那是你住院之前，我正为你的诊断四处奔波，骑着那辆破车，我从北京城西南的三○一医院，跑到北京城东南的肿瘤医院，再回到北京城东北角去接儿子。就在离娃娃幼儿园不到两公里的地方，那车终于瘫痪了，前轮脱离车身飞得老远。我在路边捡了一截铁丝把轮子串起来，推着走。现在回想起来，我没当场把它扔在路边真是太奇怪了！我不会为几年不买一条新裙子而冤，也不会为不曾使用过洗面奶而怨。我哭，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钱买一辆自行车。那么，眼泪为什么而流呢？我为什么故意地渲染甚至是唠叨而不把要求提出来呢？况且咱们家的钱都是我管，我为什么就不能干脆自己跑到商店推回一辆呢？这听起来有点儿可笑。是呀，我自己不说可又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呢？这对你来说也许是个千古冤案，对我来说却是个公开的谜语。它如此简单，以至于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哭，只是因为女人渴望而没能得到的领会。那领会才是女人的体面、满足和骄傲，虽然那只是一辆自行车，不是一部汽车，不是一所豪宅。那是物质的世界里没有的物，那是形式的逻辑里没有的形。然而！荒诞的是，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语言里，它最终仍然还是一辆自行车！
也许只有你知道，我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为你活着而拼尽全力，同时我也祈祷别的，那“别的”我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自己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儿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儿事。但眼睛不肯看着你。你是如此敏感的人，一定知道我并不想说；你又是如此磊落的人，一定不会对我的不解释胡思乱想。
我自认为是缺乏灵性的人，宁愿面对今生，不愿寄希望于来世，更不烧香拜佛乞求实惠。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的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神像前都敬上几炷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我乞求神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
我坦白我的罪，罪名是自我亵渎，它将抹杀我所做过的一切。我相信你自己也一定这样愿望过。所以，我发誓，你少受点儿罪是我希望你尽早解脱的唯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吗？其他人相信吗？我自己相信吗？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
你的问题，和我的问题，本来是两个问题，但它们变成了一个问题。
好的，与不好的，甚至是坏的，都在一起，它们成为了一个整体。
善与恶，本能与理性，简单与复杂，都是一个整体。
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当一个事物是由另一个事物引起的；当这两个相互因果的事物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结果；当你清楚地知道，成全了一个，另一个也同时得到成全，你怎么能保证，不把你真的想要的，当成是你顺便得到的？边界如此模糊，本质也变得不那么纯粹和绝对。
其实，我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坚强，甚至怀疑根本不存在所谓坚强。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嫁给一个健康的男人。然而，我被一种自己无法把握的力量操控着，我决定不了不嫁给你，也决定不了不后悔嫁给了你。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做信念。坚强或者软弱，不是由性格决定的，是由信念决定的。而信念早已超越了自我，像一架马车，拖着渺小虚弱的我飞快地奔跑。虽然我已经不堪其颠簸，不堪其辛劳，但我无力让那马车停下来。我不能不对你好，我只能祈祷让你解脱，好让那架不停奔跑着的马车停下来。
这次手术的彻底失败，是证明了神的无用，还是证明了我的不够虔诚？总之，我庆幸祈祷没有真的灵验。我累了，但马还没累，它拖着我，一直又跑了三年……
世上原本没有孤零零的“你”，只有当“我”，还有“他（她）”存在的时候，才把你称作为“你”，也才有所谓“我们”。我们的留恋是千丝万缕的，我们的胶着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瓜葛是没有穷尽的……我的坚强在你的忍耐里，你的尊严在我的执著里，你的生命在我余生的记忆里，我的余生在你死亡的阴影里……
你住院期间，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曾经问你：如果我有了别人，你能不能接受？你想了想，回答说，能。我不知道她何以谈起这个话题，也许是对夫妻伦理的理想主义向往，也许是对情爱观念的形而上探讨，甚至仅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善意，否则她不会在事后向我描述这番对话。
我痛恨这个回答。我觉得，与其说这是宽容，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亵渎，对我的，也是对你的。我是说，如果你不是重病缠身，也许我会把这看成是一个男人的大度。这样想非常矫情。但我不允许自己从相反的角度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你该怎样回答，才更能表明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对于我的尊重？如果你说“不能”，我会感到满足呢，还是会指责你自私？我甚至赌气地想，要让你真实地宽容一次、大度一次。
我更加痛恨这个问题。你会敏感地误认为，这不是一个假设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更糟糕的是，我无法解释。解释是庸俗而可笑的，也是我的自尊和你的自尊不允许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承诺忠诚，当然也包括你。忠诚不是两性关系的前提，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在我看来，解释就是承诺。
那个朋友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如此在意她的问题和她向我转述的你的回答，她至今不会想到，无意间的伤害，像刺进肉体的一根芒刺，不偏不倚地嵌在心里，持续地隐隐作痛。一个女人为爱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实的；说一个女人仅仅为某一个男人而活，一定是虚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恋爱一次，但是为爱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恋爱都是对同一种理想与精神的追随；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恋爱一次，但是标榜只为某一个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经泯灭了理想放弃了精神。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这应该是向上帝提出的，而不是向心灵提出的。就像接受命运一样，好像我是被特地选出来接受这个命题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一直纠缠着我。爱一个人能有多久？它也许不适合做一篇文章的题目，却实实在在是关于你和我，关于你们和我们的永远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