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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并欣赏他的才华；他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魅力他都具备；他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从来都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在得知我丈夫去世时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份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友谊，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唯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
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与文学有关和无关的活动。但是，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氛围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缪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有深刻的怀疑，又对人生充满乐观的态度。可以想象，迈平活得何等尴尬和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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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却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仍然保持写作状态的寥寥无几，在屈指可数的人中当属田晓青和刘自立。
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入《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份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开始在《今天》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一九八八年，他的系列长诗《闲暇》在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八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那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事，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
与晓青交往始于《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郿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经历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我曾见振开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一车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糊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世界不存在了，他进入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
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十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这种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
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一九六八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陈毅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他的处境自然不妙，遂跳楼自杀。自立成了黑五类，但骨子里还有着干部子弟的狂妄。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在批斗他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使之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戴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被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
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解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恨》（署名伊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一篇小说可以分而知之的话，我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一，如果不能，我只好承认百分之百不懂。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在报社喧闹的办公室里，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而且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
不管他的试验是否成功，我都这样认为：在《今天》的作者里，他是在绝对意义上从事文学，而不是在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会的意义上从事文学。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是一种倒退。他为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包括评论家，不能从文字本身进行革命性的试验而感到焦虑和无奈。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考、读书和写作，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认同并欣赏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他像一只蜗牛，幽闭在一个硬壳里，全身心地营造个人写作状态，与众多大陆作家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安于这种毫不相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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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今天》见识了许多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物。一些不明来历的外地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滔滔不绝。四川的薛明德瘦小而活跃，看到他，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总也摆脱不掉滑稽的感觉。他们都是最初在京城闯荡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现代派作品挂在西单墙上，引来无数好奇但不解的目光。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
也许所有搞艺术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设计一种独特而古怪的形象，就像顾城总戴一顶用牛仔裤的裤腿剪成的帽子一样，马德升则总穿黑色的裤子，草绿色的军装，戴草绿色的军帽，背军用挎包。这身打扮成了马氏时尚品牌，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颇有后现代的意味。他拄双拐，靠一条腿走路，速度却快得我这个正常人几乎跟不上。据说，冬天，他常常在结冰的路上滑倒。除了画画，他也写小说，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署名迪星）就出自他的手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星星美展”游行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挥舞着因拄了几十年双拐而硕大无比的手，边走边发表演说，吸引了众多围观的群众。马德升的情绪似乎永远是亢奋的，不管是高兴还是气愤，总爱使用最极端的言词、最夸张的表情，苍白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又黑又大，专注地注视着谈话对手，他的神经质使人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因为艺术，我想还因为残疾，使他过于敏感而脆弱。一次，在圆明园聚会，他喝了过量的酒，任性地出口伤人，扔掉拐杖，甚至把搀扶他的人咬伤。当时我并不在场，是事后听我弟弟徐勇讲的。深夜，徐勇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把他从圆明园一直带到市中心，否则，醉酒而又行动不便的马德升，在郊外不知怎样度过那个夜晚。八十年代中期，他到了法国、美国，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女朋友当场毙命，他本人也几乎丧生，这使他原本不寻常的经历更增加了传奇色彩。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马德升曾经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是行业内的先进工作者。超出常规的行为都应该能找到变化的动因。比如我，上中学时，我是写大批判稿的能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当小学教师时，曾经因为没发展我入党而委屈得直哭。如果不是两年无辜的牢狱之灾，可能如今我会是一个模范的小学教师，当然，这不等于说现在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事实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的职业理想。但我不知道，现在还允许不允许让我当一个好教师。我不了解马德升的早期经历，也没和他深谈过，不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反叛是由政治始，还是由艺术始；是由思想始，还是由性格始。想起他，我便会不由自主地问：使马德升超出常规的动因是什么呢？他在何时何处偏离了原来的轨迹，而从北京柴棒胡同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院里的一间兄弟三人合住的拥挤的平房里走出来，走向七十六号，走向西单墙，以至走向美国、法国，从拄着双拐到坐上轮椅？
与马德升的躁动与疯狂形成反差的，是钟阿城一向的不愠不火。我在《今天》认识的艺术家中，阿城可以被称为智者，不只因为他的画好，更因为他人活得明白。他曾经说“我这个人好色”，还没等我从尴尬中醒过味儿来，他又忙解释：“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他是追求完美的，日常生活就是他的审美对象。在德胜门内那间破得屋顶几乎要塌下来的平房里，穿着中式小褂儿、面带菜色、弱不禁风的阿城，喝二锅头酒，抽劣质烟草，吃炸酱面，画画和摄影，还悄悄地写小说。八十年代中，阿城爆出冷门，小说《棋王》引起轰动，他因此被评论界称为“寻根派”的代表人物。“琼瑶热”在大陆方兴未艾的时候，“阿城热”在台湾风起云涌，阿城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他在小说首页的作者简历中这样写：“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些钱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这是典型的阿城式表达。一个不自信的人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这样讲话的，别人崇拜你，如果把自己太当回事，会被认为是狂妄，如果把自己太不当回事，会被认为是对别人的蔑视。只有阿城能这样说，他有实力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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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北岛、芒克、黄锐等人就没有《今天》，这是事实；没有北岛的《回答》，没有芒克的《天空》，没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没有江河的《纪念碑》，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现代诗历史中的地位，这也是事实。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足够多的人评说并记住。他们被接纳被认可，首先是因为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在国内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青年崇拜的偶像，在国际受到盛情欢迎。他们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据说北岛不止一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芒克的作品也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作为诗人，他们虽然有长于常人的想象力，但是，当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冽的寒风，提着糨糊桶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今天》时；当他们面对父母亲友的劝说和叮咛时；当他们放弃每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时，绝对想象不到日后的功名和与之相随的困境。即使是像振开、芒克被戴上了诗人的冠冕，也是个荆冠，谁也没有看到他们被荆棘刺破的伤口和他们流血的内心。所以，相对于文学成就来说，更应该张扬的，首先是《今天》所代表的精神。而要真正理解所谓《今天》精神，就不能不了解它的追随者们。
使用“追随者”这一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对于《今天》来说，他们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些幕后者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作为文学同仁刊物，北岛、芒克、万之等撰稿人是非凡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是很多人想做而做不来的。而鄂复明、周郿英、王捷、李南、桂桂、小英……他们的可贵和可爱之处正在于，他们所做的，是很多人都能做而没有做，想做而不敢做的。如果说，一些人经受的磨难已被他们的文学成就抵消了，而那些根本没有文学梦想的，动力何在呢？
比如桂桂，严格地说，她甚至算不上一个文学爱好者，她的职业是护士。当年，她手持一本天蓝色的《今天》与振开在大街上接头，被领进一间毫无浪漫色彩的破房子，以她那纤弱的手臂印刷、装订没有她署名的杂志。至今她仍然是一名普通的护士，与文学无涉，但因为那段历史却少有了普通人的安宁。
我在以上提到的振开家的聚会中与周郿英邂逅。郿英在西单墙看到《今天》的当晚，像每天一样，在他那间临街的办公室里向朋友们发布了这条要闻，并评论说：“如果这个刊物能坚持下去，其影响将意义深远。”当时郿英找遍了整个刊物没有发现通信地址，只有刊物的末尾留有一张空白页，便把姓名和电话写在上面。第二天，李南和王捷紧随其后，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那张白纸向他们昭示了某种莫名的希望，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也包括李南、王捷等人，始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与其说吸引他们的是那些诗句，不如说是那杂志所象征的创造精神和叛逆精神。老周以其年长，以其稳健，以其善解人意在编辑部备受尊重，成为全体同仁亲敬可赖的兄长。一九九四年他死于疾病，振开以杂志社的名义发来唁电：“作为编委，以多病之身日夜操劳，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特别是在手工作坊式的出版与印刷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家敬重他，他是《今天》的老大哥。老周，你的一生简朴、自重、宽宏、始终如一，你在提醒一个道德沦丧的年代的到来。”朋友们在悼词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提起《今天》，就不能不提鄂复明，大家都习惯地叫他“老鄂”，而那时他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在内蒙牧区插队多年，一九七九年初回北京的第三天就被李南拉着来到了编辑部，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能许多人难以把一根手指永远嵌着黑色机油的汽车修理工和一份纯文学刊物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他却是《今天》存亡的真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大家庭，他就是管家；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机关，他就是后勤部兼财务部部长；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杂志社，他就是总编室、办公室主任兼会计、编务、校对。他操持对内对外的每一件事，他关心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有了他的勤奋，杂志始终和几百个读者保持通畅的联络，几乎每一封来信他都亲笔回复。田晓青感慨地说，当年他收到的回信是他有生以来最让人激动的文字。他记录每一笔开支和收入，小至五毛钱一本卖出的杂志收入，大至购买三百多元一台的手摇油印机的支出。有了他的细致，使得《今天》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得以坚持和发展。芒克被工厂除名之后，编辑部每月发给他三十元，老鄂怕他没计划，每月分成两次发；编辑部所有信件、稿件、订单、账目他都细致分类后妥善保存着。可能除了他，很少有人至今还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今天》。现在，不管是谁，都要在他的监护下阅读，毫不夸张地说，比他个人的财产更加宝贵。
我无法列举他做的一切，因为那实在是太琐碎太细微了，对于一份将被载入史册的杂志，那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对于一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民办刊物，那实在又是不能忽略的。
日后这些人都承受了种种来自家庭的，来自舆论的，善意的和非善意的压力，但没有谁被压垮，他们从不发牢骚、泄私愤，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承担着为人妻、为人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在接人待物的每一个细节中，一以贯之地坚守着自己的人格信念，绝不在精神的层面上降低生活的标准。像初来《今天》时一样，他们远离文学创作，远离政治，远离《今天》的光环，唯独无法远离的，是特定的档案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一九九○年以后，振开在欧洲恢复《今天》，以后又迁到美国，曾有人对此表示不平，好像《今天》是一棵结满了鲜桃的果树，所有浇过水、铲过土、剪过枝的人都应该平分秋色。有趣的是，这种议论在局外人中搞得沸沸扬扬，《今天》国内的人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躺在病床上的周郿英对李南说：“《今天》的事，芒克和老鄂不说话，别人谁还有资格说话？”事后，李南对刘迪转述此话，刘迪说：“老周都认为除了芒克和老鄂，别人没资格，谁还能再说什么？”我是想说，《今天》的名声，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们不会因自己曾是《今天》的一员而骄傲，但是《今天》完全有理由因为有了他们而骄傲。我相信，因《今天》脱颖而出的人们，谁都不会遗忘他们。
所以我说，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熏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然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展示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姿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文精神，所以可以穿过昨天而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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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历史一边还是相反，有权选择叙述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诉对当年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们，同时也提醒得益于《今天》的人，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陷入”《今天》，却因此而荒芜了的人。
用“荒芜”这种字眼来表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然而事实也许比我所能够通过文字表述传达出来的更为残酷。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介绍，还是自己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的字为杂志刻写蜡版，后来她也开始写作，但作品没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后来她与黑大春一起遭遇不测，也从此丢了饭碗。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普通人，一定早已成了人妻，成了人母，也多半成了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没有。或许是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或许她看清了凭自己的遭遇已经不可能被正统接纳，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段时间她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一九九四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电话里我觉得她很正常，见面之后她告诉我，她已经皈依佛门，并且打算领养一个被遗弃的女婴。我一本正经地劝说她领养孩子对她不合适时，她又改变话题说要做古玩生意，我这才意识到她仍然处于病态。有一段时间她常来我家，有时住一两天。她仍然热情、谦和而柔弱，只是喋喋不休，并且开始吃全素念佛。近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了，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她又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形容对小英这种状态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怜悯？我不知道应该责怪谁，是她本人，还是看着她一步一步出离了生活的每个人？
诚实地说，我很少想到她。每次想到她，心的深处会隐隐地疼，但那只是一瞬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而我却不止一次地到北京郊区去看望住在福利院的郭路生，张罗过资助郭路生的捐款基金。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也深知，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谁也无力为别人承担后果，但小英在我的记忆中常常被遗忘却是事实。
小英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被放逐而无法返回生活的其实不止小英一个。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谈谈小英，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心态。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免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然而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之后，中国发生了更多没有料到的事情。震惊之余，不能不自问：我们还需为我们的幼稚和肤浅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上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我们以同情，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傲。任何漠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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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今天》了。不仅因为我不再参与其中，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而是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
事实上，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其意义也只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八五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人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无从责怪的学生们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五年，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不再年轻，被岁月磨钝了感觉，被时间筛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之后，你已经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今天》之于我，不是一段文学经历，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中的《今天》。
在“文革”刚结束的极左年代，《今天》曾以反叛者的姿态，进入中国文化的格局，成为反主流的主流，因此她的影响力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曾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给予认同、如今处于其社会边缘状态的《今天》，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反主流的主流，她的面貌和意义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所有曾经和仍然热爱、关心《今天》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感叹甚至惋惜者大有人在。但是，既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阶段有不同的使命，那么每一个时期《今天》也必然会有不同的使命。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她不失去其独立的姿态和反叛的锋芒，不管有怎样的变化，都不会使曾经对其倾注了心血的人们失望。
回顾这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我惭愧地发现，除了几篇不成熟的小说和散文，我没有留下任何值得夸耀的东西。虽然我从没有停止过行走，也许因为脚步太匆忙，倒显出了印迹的肤浅。但我的确非常珍视那些年，因为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在这里，我写到了一些人这种取舍完全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极为个人化的，讲述他们实际是在讲述我自己。还有一些没有特别写到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今天》，对于我个人不重要或不值得写，正相反，有些人是在这样的篇幅和结构中无法容纳的，比如铁生，比如力雄，他们在一段历史中的位置和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被我写到的和没有写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局外的读者是否会像一九八五年时的北大学生一样无动于衷？无论如何，那是我顾虑而又不及的。也许，将来，我或者别人，会写一部《今天》的历史，叙述史实的真相，揭示人性的真实，那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三年以前的这个季节，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离我而去。我之所以写下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岁，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儿父辈的踪迹。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在我来说，这是写作的理由，也是活着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