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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劫后余生的上海正在渐渐恢复生气。五月，在这个法国梧桐长满新叶的时节，市长吴国桢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大上海计划”。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百废待兴的喜悦中。
天还是鱼肚白时，福安弄里的扫地声就响起来了。很快，各家的炊烟也袅袅地升了起来。主妇们拎着水灵的茭白青菜从菜场回来，男人们在水门汀砌成的水斗前刷牙刮胡子。偶尔能看见一只老猫从晒着菜干和黄豆的窗台上窜过。半空密密麻麻地晒着衣服；再往上看便是各家的晒台，大多都放着几盆花，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但不妨碍这些小花小草在阳光里自得其乐。
不知谁家的收音机放得很大声，女播音员软软糯糯地念着新闻：“八月份，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市长吴国桢任主任委员。有记者提问，战后上海都还没有恢复，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远大的计划？吴市长的回答是：‘即使为重建，也要先确定今后都市建设标准，制定大纲及目前施政准绳……’”
几个男人已经凑到了一起，七嘴八舌讨论着吴市长的大上海计划，嘴里的牙膏泡丝毫不妨碍他们指点江山。
其中一个男人说话时也不停刷着手里拿的皮鞋，仿佛是件了不得的艺术品：“就算真的能把大都市搞成，那又怎样？我跟你算算账。一百元法币，十年前买两头大牛，五年前买一头猪，现在只能买一个鸡蛋。说到底，要是在政府里头没有人，走不通关系，那日子就不好过。”
其实说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自己家有人到政府里头了。
“顾先生好福气，你们家耀东今天去警察局一报到，往后就算吃上官粮了呀！”
“耀东从小读书就厉害，人聪明，不出几年肯定要往处长、局长升！”
男人嘴上谦虚着，脸上却是藏也藏不住的得意：“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我是告诫过他的，第一，做人要讲良心。第二，做事要踏实。第三……
顾家二楼窗户被“啪”地推开，一个中年女人探身嚷嚷：“顾邦才！你又在外面一二三四，都几点了！不要回来帮忙的呀？”
也许每户人家的早晨，都有一个心急火燎的母亲，一个无所事事的父亲，以及不紧不慢的孩子。
耀东母亲来回奔忙准备早饭，见顾邦才刷着皮鞋慢悠悠晃进来，登时更来气了：“一双皮鞋刷三天三夜，儿子马上要报到，你就不能腾只手出来帮忙？”
“我专门打理出来给耀东报到的。这可是蓝棠皮鞋店的手艺。”
“十年前的样式，现在早就不时兴了。”
“笑话，蓝棠的皮鞋就像王兴昌的衬衣，什么时候拿出去都镇得住场子。”
“坏了！”耀东母亲一拍大腿，朝二楼大声喊：“悦西！顾悦西！快去帮你弟弟把衬衣熨出来！我忘了！”
顾家大女儿顾悦西睡眼惺忪地从房间出来。身上的睡衣虽是丝绸质地，但颜色已经很旧了，一看便知是穿了很多年也舍不得花钱换新的。
“好不容易回趟娘家，连个懒觉都睡不清净！”她越想越气，三步并作两步，一把推开弟弟的房门：“顾耀东！到底你报到还是我报到？我都是当妈的人了！别指望还跟小时候一样天天替你擦屁股！”
屋里整整齐齐，连书架上的书也是从高到低有秩序地排着。顾家唯一的儿子顾耀东站在书架边，穿着笔挺的制服，戴着警帽，一个立正朝姐姐敬了个礼。他用另一只手抬了抬帽檐，露出帅气的脸庞。
“警员顾耀东，向姐姐报到！”
顾悦西居然看得愣了会儿神：“我来熨衬衣。”
顾耀东咧嘴一笑：“我昨晚就熨好了。”他笑起来时干净、坦荡，眼睛里闪烁的稚气，让二十四岁的他像极了一个孩子。
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入侵上海时，十来岁的顾耀东爬到顾家顶楼晒台，从这条位于公共租界中区的小弄堂朝北望去，只能望见黑烟滚滚。听着闸北和虹口绵延不断的炮火声，他还有些懵懂。一九三八年上海沦陷，孤岛里依然繁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安弄才真正陷入兵荒马乱。然而幸运的是，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安然无恙。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顾耀东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了。他是个幸运儿，因为即便是在硝烟遮天蔽日的那几年，顾家也有阳光和烟火。
顾家在福安弄里算是相对富足的。进门是一个敞亮的天井，两边摆满了不算名贵的花草，泥上的青苔渗着水珠。屋里并不奢华，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地上的小花砖已经很旧了，不过也不妨碍主人将它们擦得光可鉴人。墙上、柜子上随处可见顾家人的照片。窗帘是一层白纱一层花布，像是刚洗过。桌上铺着本白色的钩花桌布，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只花瓶，插着几束平实的花草。木头楼梯已经有裂痕了，锈红色的油漆磨掉了又刷，里外几层，看得出一家人在精心呵护着它。而灶披间则是顾家的心脏，只要这里的炉火扑通扑通腾起来，顾家就开始运转了。
一家人总算在饭桌前坐了下来。顾耀东捧着碗狼吞虎咽，忽然觉得脚边有什么东西。他把埋在碗里的脸伸出来一看，是父亲蹲在脚边，轻轻将那双蓝棠皮鞋放到地上。
“试试。”
顾耀东鼻子有点酸，生怕被看见，赶紧把脚伸进鞋子，不大不小，刚好合适。
“爸，我是新人，穿这个会不会太招摇了？”
“男人蹩脚就蹩在脚上，鞋子是一定要讲派头的。穿这双鞋往新人里一站，人家不高看你都不行。”
顾悦西往嘴里塞着油条，翻着白眼：“爸，那是市警察局，里面都是什么人？谁眼瞎了会高看他。”
耀东母亲：“凭什么不？你弟弟，东吴大学法学院第一名，比他读书厉害的，全长得歪瓜裂枣；比他模样好的，脑子全一锅粥。”耀东母亲和她男人顾邦才不一样，她夸儿子的时候从来不需要任何铺垫，更不留任何余地。
顾邦才：“我们呢，确实是条件好，但做人还是要谦逊一点，不然容易惹人眼红。”
顾耀东频频点头。顾邦才说得特别认真，他听得也特别认真，仿佛这真的是一个即将横在他面前的严肃问题。
从福安弄出来，是车水马龙的北京东路。路口一队警察设了关卡，正在抽查行人证件，但凡有随身物品的，都要开包检查。这已经是近半年来的常态了。
电车站已经有十多个人排队，排头蹲在地上窸窸窣窣擦皮鞋的人，正是顾耀东。时间还早，从这里坐电车到警局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就算司机开得优哉一点，也能提前到。他越想越踏实，嗤嗤笑着，脚上那双皮鞋越发闪耀起来。
就在这时，顾耀东余光瞥见队伍末尾有个东西晃来晃去。是个中药包。再循着往上望去，一个白净清瘦的年轻女人站在队伍最后，看上去脸色不太好。
顾耀东走到她面前，问道：“小姐，你不舒服？”
“什么？”女人愣了一下。
顾耀东指了指她手里的药包：“我看你拎着药，脸色也不太好，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谢谢。”
顾耀东“哦”了一声，很干脆地扭头就走了。那个站在队伍末尾的女人偷偷看了他几眼，神色里带着警惕。
电车靠站了，就在此时，几名警察从街对面的车站走来。
顾耀东兴冲冲地上了车。今天坐车的人格外多，排在前面的几个人刚挤上车，就已经满员了。
司机大喊着：“载不下了！等下一辆吧！”眼看要关车门，那个拎药包的女人忽然挤到车门外喊着：“警官？警官？”
顾耀东从车上人堆里挤出个脑袋来：“你叫我？”
“我赶着去看一个病人，给他送药，也不知道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能不能麻烦你……”
顾耀东看手表：“可我要去警局报到，时间已经……”他看着那个女人一脸焦急，最后还是跳下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