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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3>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老师在讲台上说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我坐在第一排,左手支在桌面上托着下巴,眼睛看着窗外。那一天天色灰暗,空气里布满了水汽。窗外的山坡上,有一棵很粗的白皮松,树下铺满了枯黄的松针,在干裂的松塔之间,有两只松鼠在嬉戏、做爱。松鼠背上有金色的条纹。教室里很黑,山坡则笼罩在青白色的光里。松鼠跳跳蹦蹦,忽然又凝神不动。天好像是要下雨,但始终没有下来。教室里点着三盏荧光灯,有一盏总是一明一灭。透过这一明一暗的快门,看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老师说,世界是银子的。然后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这句话没头没尾,所以是一个谜。我把左手从腮下拿下来,平摊在桌子上。这只手非常大,有人叫它厄瓜多尔香蕉——当然,它不是一根,而是一排厄瓜多尔香蕉。这个谜好像是为我而出的,但我很不想进入这个谜底。在我身后,黑板像被水洗过,一片漆黑地印在墙上。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这位老师皮肤白皙,个子不高,留了一个娃娃头,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绸衫。那一天不热,但异常的闷,这间教室因此像一间地下室。老师向我走来时,我的脸上也感到一阵逐渐逼近的热力。据说,沙漠上的响尾蛇夜里用脸来看东西——这种爬虫天黑以后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它的脸却可以感受到红外线,假如有只耗子在冰冷的沙地上出现,它马上就能发现。我把头从窗口转回来,面对着走近来的老师。她身上墨绿的绸衫印着众多的热带水果,就如钞票上的水印隐约可见。据她说,这件衣服看上去感觉很凉快,我的感觉却是相反。绸衫质地紧密,就像一座不透风的黑牢,被关在里面一定是很热的;所以,从里面伸出来的裸露手臂带有一股渴望之意……老师在一片静止的沉默里等待着我的答案。
天气冷时,老师穿一件黑色的皮衣,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在黑衣下面露出洁白的腿——这双腿特别吸引别人的注意。有人说,在皮衣下面她什么都没有穿,这是个下流的猜想。据我所知不是这样:虽然没穿别的东西,但内裤是穿了的。老师说,她喜欢用光腿去冰冷的皮衣。一年四季她都穿皮凉鞋,只是在最冷那几天才穿一双短短的皮靴,但从来就不穿袜子。这样她就既省衣服,又省鞋,还省了袜子。我就完全不是这样:我是个骇人听闻的庞然大物,既费衣服又费鞋,更费袜子——我的体重很大,袜子的后跟很快就破了。学校里功课很多,都没什么意思。热力学也没有意思,但我没有缺过课。下课以后,老师回到宿舍里,坐在床上,脱下脚上的靴子,看脚后跟上那块踩出来的红印,此时她只是个皮肤白皙、小腿健壮的小个子女郎。上课时我坐在她面前,穿着压皱的衣服,眼睛睁得很大,但总像刚睡醒的样子;在庞大的脸上,长着两道向下倾斜的八字眉。我的故事开始时,天气还不冷。这门课叫做“热力学二零一”,九月份开始。但还有“热力学二零二”,二月份开始;“热力学二零三”,六月份开始。不管叫二零几,都是同一个课。一年四季都能在课堂上遇到老师。
我猛然想到:假如不是在那节热力学课上,假如我不回答那个问题,又当如何……我总是穿着压皱的土色灯芯绒外衣出现在教室的第一排——但出现只是为了去发愣。假如有条侏罗纪的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大概也是这样子。对它来说,现代太吵、太干燥,又吃不到爱吃的蕨类植物,所以会蔫掉。人们会为这个珍稀动物修一个四季恒温的恐龙馆,像个篮球队用的训练馆,或是闲置不用的车间,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它还是要蔫掉。从后面看它,会看到一条死气沉沉的灰色尾巴搁在地下。尾巴上肉很多,喜欢吃猪尾巴的人看了,会感到垂涎欲滴的。从前面去看,那条著名的脖子拍在地下,像条冬眠中的蛇,在脖子的顶端,小小的三角脑袋上,眼睛紧闭着——或者说,眼睛罩上了灰色的薄膜。大家都觉得蛇颈龙的脖子该是支着的,但你拿它又有何办法,总不能用吊车把它吊起来吧。用绳子套住它的脖子往上吊,它就要被勒死了。
我就是那条蛇颈龙,瘫倒在水泥地上,就如一瓣被拍过的蒜。透过灰色的薄膜,眼前的一切就如在雾里一般。忽然,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响起了脚步声,就如有人在地上倒了一筐乒乓球。有个穿黑色皮衣的女人从我面前走过,灰色的薄膜升起了半边。随着雾气散去,我也从地下升起,摇摇晃晃,直达顶棚——这一瞬间的感觉,好像变成了一个氢气球。这样我和她的距离远了。于是我低下头来,这一瞬的感觉又好似乘飞机在俯冲——目标是老师的脖子。有位俄国诗人写过:上古的恐龙就是这样咀嚼偶尔落在嘴边的紫罗兰。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做马雅可夫斯基。这朵紫罗兰就是老师。假如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它也需要受点教育,课程里可能会有热力学……不管怎么说吧,我不喜欢把自己架在蛇颈龙的脖子上,我有恐高症。老师转过身来,睁大了惊恐的双眼,然后笑了起来。蛇颈龙假如眼睛很大的话,其实是不难看的——但这个故事就不再是师生恋,而是人龙恋……上司知道我要这样修改这个故事,肯定要把我拍扁了才算。其实,在上大学时,我确有几分恐龙的模样:我经常把脸拍在课桌面上,一只手臂从课桌前沿垂下去,就如蛇颈龙的脖子。但你拿我也没有办法:绕到侧面一看,我的眼睛是睁着的。既然我醒着,就不用把我叫醒了——我一直在老师的阴影里生活,并且总是要回答那句谜语:世界是银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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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3>
现在是2020年。早上,我驶入公司的停车场时,雾气正浓。清晨雾气稀薄,随着上午的临近,逐渐达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现在正是对面不见人的时刻。停车场上的柏油地湿得好像刚被水洗过,又黑又亮。停车场上到处是参天巨树,叶子黑得像深秋的腐叶,树皮往下淌着水。在浓雾之中,树好像患了病。我停在自己的车位上,把手搭在腮下,就这样不动了。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经常这个模样,有人叫我扬子鳄,有人叫我守宫——总之都是些爬虫。我自己还要补充一句,我像冬天的爬虫,不像夏天的爬虫。大夫说我有抑郁症。他还说,假如我的病治不好,就活不到毕业。他动员我住院,以便用电打我的脑袋,但我坚决不答应。他给我开了不少药,我拿回去喂我养的那只绿毛乌龟。乌龟吃了那些药,变得焦躁起来,在鱼缸里焦急地爬来爬去,听到音乐就立起来跳迪斯科,一夜之间毛就变了色,变成了一只红毛乌龟——这些药真是厉害。我没吃那些药也活到了大学毕业。但这个诊断是正确的:我是有抑郁症。抑郁症暂时不会让我死去,它使我招人讨厌,在停车场上也是这样。
在黑色的停车场正面,是一片连绵不绝的玻璃楼房。现在没有下雨,但停车场上却是一片雨景。车窗外面站了一个人,穿着橡胶雨衣,雨衣又黑又亮,像鲸鱼的皮——这是保安人员。我把车窗摇了下来,问道:你有什么问题?他愣了一下,脸上泛起了笑容,说道: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这话的意思是说,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从车上下来,到办公室里去——假如我不走的话,他就会在我面前站下去,站下去的意思也就是说: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保安人员像英国绅士一样体面,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相比之下,我们倒像是些土匪。我狠狠地把车门摔上,背对着他时,偷偷放了个恶毒的臭屁——我猜他是闻到味了,然后他会在例行报告里说,我在停车场上的行为不端正——随他去好了。走进办公室,我在桌后坐下,坐了没一会儿,对面又站了一个人,这个人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她站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办公室也不是发愣的地方。到处都不是发愣的地方。我把手从腮下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伸直了脖子,正视着我的上司——早上我来上班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一直在写作公司里写着一篇名为《师生恋》的小说。这篇小说我已经写了十几遍了,现在还要写新的版本,因为公司付了我薪水,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和老师恋爱的,所以这部小说总是有读者,我也总是要写下去。
在黑色的皮衣下,老师是个杰出的性感动物。在椅子上坐久了,她起身时大腿的后面会留下红色的皮衣印迹——好像挨了打,触目惊心。那件衣服并不暖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穿这件皮衣。在夏季,老师总在不停地拽那件绸衫——她好像懒得熨衣服,那衣服皱了起来,显得小了。好在她还没懒得拽。拽来拽去,衣服也就够大了。这故事发生的时节,有时是严冬,有时是酷暑。在严冬,玻璃窗上满是霜窗花,教室的水泥地下满是鞋跟带进来的雪块。有些整块地陈列着,有些已经融化成了泥水——其实,我并不喜欢冷。在酷暑时节,从敞开的门到窗口,流动着干热的风。除了老师授课声,还能听到几声脆响。那是构成门框、窗框或者桌椅的木料正在裂开。而这一次则是在潮湿的初秋季节。从本性来说,我讨厌潮湿。但我别无选择——因为这是我唯一能选择的东西。在潮湿的秋季,老师说: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是一道谜语。我写着的小说和眼前发生的一切,全靠这道谜语联系着。
在班上,我总对着桌上那台单色电脑发愣。办公室里既没有黑板,也没有讲台,上司总是到处巡视着,所以只有这一样可以对之发愣的东西。有时,我双手捧着脸对它发愣,头头在室里时,就会来问上一句:喂!怎么了你?我把一只手拿下来,用一个手指到键盘上敲字,屏幕上慢慢悠悠开始出现一些字。再过一会儿她又来问:你干什么呢?我就把另一只手放下来,用两根手指在键盘上敲字,屏幕上还是在出字,但丝毫也不见快些。假如她再敢来问,我就把两只手全放回下巴底下去,屏幕上还是在出字,好像见了鬼。这台电脑经我改造过。原本它就是老爷货,比我快不了好多,改了以后比我还要慢得多。我住手后五分钟它还要出字,一个接一个地在屏幕上闪现,每个都有核桃大小,显得很多——实际上不多。头头再看到我时,就摇摇头,叹口气,不管我了。所有的字都出完了,屏幕变得乌黑,表面也泛起了白色的反光。它变成了一面镜子,映着我眉毛稀疏,有点虚胖的脸……头头的脸也在这张脸上方出现。她的脸也变得臃肿起来。这个屏幕不是平的,它是一个曲面,像面团里的发酵粉,使人虚胖。她说道:你到底在干些什么……她紧追不舍,终于追进了这个虚胖的世界里。人不该发愣,除非他想招人眼目。但让我不发愣又不可能。
我的故事另有一种开始。老师说,未来世界是银子的。这位老师的头发编成了高高的发髻,穿着白色的长袍。在她身后没有黑板,是一片粉红色的天幕。虽然时间尚早,但从石柱间吹来的风已经带有干燥的热意。我盘膝坐在大理石地板上,开始打瞌睡,涂蜡的木板和铁笔从膝上跌落……转瞬之间我又清醒过来,把木板和铁笔抓在手里——但是已经晚了,错过了偷偷打瞌睡又不引起注意的时机。在黑色的眼晕下,老师的眼睛睁大了,雪白的鼻梁周围出现了冷酷的傲慢之色。她打了个榧子,两个高大的黑奴就朝我扑来,把我从教室里拖了出去。如你所知,拖我这么个大个子并不容易,他们尽量把我举高,还是不能使我的肚子离开地面——实际上,我自己缩成了一团,吊在他们的手臂上,像小孩子坐滑梯那样,把腿水平地向前伸去。就是这样,脚还是会落在地上。这时我就缩着腿向前跑动,就如京剧的小丑在表演武大郎——这很有几分滑稽。别的学生看了就笑起来。这些学生像我一样,头顶剃得秃光光,只在后脑上有撮头发和一条小辫子,只有一块遮羞布绕在腰上——他们把我拖到高墙背后,四肢摊开,绑在四个铁环上。此后我就呈×形站着,面对着一片沙漠和几只骆驼。
有一片阴影遮着我,随着中午的临近,这块阴影会越来越小,直至不存在,滚烫的阳光会照在我身上。沙漠里的风会把砂粒灌进我的口鼻。我的老师会从这里经过,也许她会带来一瓢水给我解渴,但她多半不会这么仁慈。她会带来一罐蜜糖,刷在我身上。此后蚂蚁会从墙缝里爬出来,云集在我身上——但这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有只骆驼向我走来,把它的嘴伸向我的遮羞布。我想骆驼也缺盐分,它对这条满是汗渍的遮羞布会有兴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是只母骆驼……它把遮羞布吃掉了,继续饶有兴致地盯着我,于是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只母骆驼。字典上说,骆驼是论峰的。所以该写:“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峰母骆驼。”我压低了嗓子对它说:去,去!找公骆驼玩去……这个故事发生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我的老师是个希腊裔的贵人——她甚至可以是克利奥佩屈拉本人。如你所知,克利奥佩屈拉红颜薄命,被一条毒蛇咬死了。写这样一个故事,不能说是不尊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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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3>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就像在学校里的习题课上。如你所知,学校里有些重大课程设有习题课,把学生圈在教室里做习题——对我来说,这门课叫做“四大力学”,一种不伦不类的大杂烩。老师还没有资格讲这样的重大课程,但她总到习题课上来,坐在门口充当牢头禁子的角色——坐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打瞌睡。我也来到习题课上,把温热的大手贴在脸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发现她摇晃得很有韵律。不时有同学走到她面前交作业,这时她就醒来,微笑着说道:做完了?谢谢你。总得等多数人把习题做完,这节课才能结束。所以她要谢谢每个交作业的人,但我总不在其中。每门课我都不交作业,习题分总是零蛋……老师在习题课上,扮演的正是办公室里头头的角色。
现在头头不在班上,但我手下的职员还要来找我的麻烦。很不幸的是,现在我自己也当了本室的头头,虽然在公司里我还是别人的手下。据说头头该教手下人如何写作,实际上远不是这样。没人能教别人写作,我也不能教别人写作——但我不能拒绝审阅别人的稿子。他们把稿件送到我办公桌上,然后离去。过上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我把那篇稿子拿起来,把第一页的第一行看上一遍,再把最后一页最后一行看上一遍,就在阅稿笺上签上我的名字。有些人在送稿来时,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激动,让我特别注意某一页的某一段,这件事我会记住的,虽然他(或者她)说话时,我像一个死人,神情呆滞,目光涣散,但我还是在听着。过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后,我除了看第一行和最后的一行,还会翻到那一页,仔细地看看那一段。看完了以后,有时我把稿子放在桌面上,伸手抓起一支红铅笔,把那一段圈起来,再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如你所知,我把这段稿子枪毙了。在枪毙稿子时,我看的并不是稿纸,而是盯住了写稿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被枪毙的人脸色涨红,眼睛变得水汪汪的,按捺着心中的激动低下头去。假如此人是女的,并且梳着辫子,顺着发缝可以看见头皮上也是通红的——这是枪毙的情形。被毙掉以后,说话的腔调都会改变,还会不停地拉着抽屉。很显然,每个人都渴望被枪毙,但我也不能谁都毙。不枪毙时,我默默地把稿件收拢,用皮筋扎起来,取过阅稿笺来签字,从始至终头都不抬。而那个写稿人却恶狠狠地站了起来,把桌椅碰得叮当响,从我身边走过时,假作无心地用高跟鞋的后跟在我脚上狠命地一踩,走了出去。不管怎么狠命,结果都是一样。我不会叫疼的,哪怕整个脚趾甲都被踩掉——有抑郁症的人总是这样的。
当初我写《师生恋》时,曾兴奋不已——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此。现在它让我厌烦。我宁愿口干舌燥、满嘴砂粒,从石头墙上被放下来,被人扔到木头水槽里。这可不是个好的洗澡盆:在水槽周围,好多骆驼正要喝水。我落到了它们中间,水花四溅,这使它们暂时后退,然后又拥上来,把头从我头侧、胯下伸下去,为了喝点水。在四堵方木垒成的墙中间,积满了混浊、发烫的水。但我别无选择,只能把这种带着羊尿气味的水喝下去——这水池的里侧涂着柏油,这使水的味道更臭。在远处的石阶上,老师扬着脸,雪白的下巴尖削,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她的眼睛是紫色的。她把手从袍袖里伸了出来,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黑奴们又把我拖了出来,带回教室,按在蒲团上,继续那节被瞌睡打断了的热力学课——虽然这样的故事准会被枪毙,但我坚信,克利奥佩屈拉曾给一个东方人讲过热力学,并且一定要他相信,未来的世界是银子做的。
我坐在办公室的门口,这是头头的位置。如你所知,没人喜欢这个位置……对面的墙是一面窗子,这扇窗通向天顶,把对面的高楼装了进来,还装进来蒙蒙的雾气。天光从对面楼顶上透了下来,透过楼中间的狭缝,照在雾气上。有这样的房子:它的房顶分做两半,一半比另一半高,在正中留下了一道天窗。天光从这里透入,照着蒙蒙的雾气——这是一间浴室。老师没把我拴在外面,而是拴在了浴室里光滑的大理石墙上。我叉开双腿站着——这样站着是很累的。站久了大腿又酸又疼。所以,我时常向前倒去,挂在拴住的双臂上,整个身体像鼓足的风帆,肩头像要脱臼一样疼痛。等到疼得受不了,我再站起来。不管怎么说吧,这总是种变化。老师坐在对面墙下的浴池里,坐在变幻不定的光线中。她时常从水里伸出脚来,踢从墙上兽头嘴里注入池中的温水。每当她朝我看来时,我就站直了,把身体紧贴着墙壁,抬头看着天顶,雾气从那里冒了出去,被风吹走。她从水里爬了出来,朝我走来,此时我紧紧闭上眼睛……后来,有只小手捏住我的下巴,来回扳动着说:到底在想什么呢?我也一声不吭。在她看来,我永远是写在墙上的一个符号“×”。×是性的符号。我就是这个符号,在痛苦中拼命地伸展开来……但假如能有一个新故事,哪怕是在其中充当一个符号,我也该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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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h3>
将近中午时,我去见我的头头,呈上那些被我枪毙过的手稿。打印纸上那些红色的笔迹证明我没有辜负公司给我的薪水——这可是个很大的尸堆!那些笔道就如红色的细流在尸堆上流着。我手下的那些男职员们反剪着双手俯卧在地下,扭着脖子,就如宰好的鸡;女职员倒在他们身上。我室最美丽的花朵仰卧在别人身上,小脸上甚是安详——她虽然身轻如燕,但上身的曲线像她的叙事才能一样出色。我一枪正打在她左乳房下面,鲜血从藏青色的上装里流了出来。我室还有另一花朵,身材壮硕,仿佛是在奔逃之中被我放倒了,在尸丛中作奔跑之势,两条健壮的长腿从裙子里伸了出来。她们在我的火力下很性感地倒地,可惜你看不到。我枪毙他们的理由是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上司翻开这些稿子,拣我打了叉子的地方看了起来。我木然地看着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它照在光滑的地板上,又反射到天花板上,再从天花板上反射下来时,就变成一片弥散的白光——头头合上这些稿子,朝我无声地笑了笑,把它放到案端。然后朝我伸出手来说:你的呢?我呈上几页打印纸。在这些新故事里,我是克利奥佩屈拉的男宠或者一条蛇颈龙——后者的长度是五十六公尺,重量是二百吨。假如它爬进了这间办公室,就要把脖子从窗口伸出去,或者盘三到四个圈,用这种曲折委婉的姿式和头头聊天。我期望头头看到这些故事后勃然大怒,拔出把手枪,把我的脑袋轰掉,我的抑郁症就彻底好了。
我们这里和埃及沙漠不同。我们不仅是写在墙上的符号,还写着各种大逆不道的故事。这些故事送到了头头的案端,等着被红笔叉掉。红笔涂出一个“×”,如你所知,×是性的符号……头头看了我的稿子以后笑了笑,把它们收到抽屉里。这位头头和我年龄相仿,依旧艳丽动人,描着细细的眉毛,嘴唇涂得十分性感。她把手指伸在玻璃板上,手指细长而且惨白,叫人想起了爬在桑叶上的蚕——她长着希腊式的鼻子,绰号就叫克利奥佩屈拉,简称“克”。“克”又一次伸出手来说:还有呢?我再次呈上几页打印纸,这是第十一稿《师生恋》。她草草一看,说道:时间改在秋天啦……就把它放在案端那叠稿子的顶端,连一个叉子都没打。虽然看不到自己的脸,但我知道,我的脸变成了灰色。“克”把手放在玻璃板上,脸上容光焕发,说道:你的书市场反应很好,十几年来畅销不衰——用不着费大力气改写。我的脸色肯定已经变成了猪肝色。“克”最懂得怎么羞辱我,就这么草草一翻,就看出这一稿的最大改变:故事的时间改在了秋季。她还说用不着费大力气改写……其实这书稿从我手里交出去以后,还要经过数十道删改,最后出版时,时间又会改回夏季,和第一版一模一样了。这些话严重地伤害了我。她自己也是小说家,所以才会这么坏……
我默默地站了起来,要回去工作。“克”也知道这个玩笑开得不好,压低了声音说道:你的稿子我会好好看的。她偷偷脱下高跟鞋,把脚伸了出来,想让我踩一脚。但我没踩她。我从上面跳过去了。
我在抑郁中回到自己位子上。现在无事可做,只能写我的小说:老师的脸非常白,眉毛却又宽又黑。但教室里气氛压抑……她把问题又说了一遍,世界是银子的,我很不情愿地应声答道:你说的是热寂之后。这根本不是热力学问题,而是一道谜语:在热寂之后整个宇宙会同此凉热,就如一个银元宝。众所周知,银子是热导最好的物质,在一块银子上,绝不会有一块地方比另一块更热。至于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么多银子发财,我并不确切知道。这样我就揭开了谜底。
我又把头转向窗口,那里拦了一道铁栅栏,栅栏上爬了一些常春藤,但有人把藤子截断了,所以常春藤正在枯萎下去。在山坡上,那对松鼠已经不在了。只剩了这面窗子,和上面枯萎的常春藤,这些藤子使我想到了一个暗房,这里横空搭着一些绳子,有些竹夹夹住的胶卷正在上面晾干。这里光线暗淡,空气潮湿,与一座暗房相仿。
老师听到了谜底,惊奇地挑起眉毛来。她摇了摇头,回身朝讲台走去。我现在写到的事情,是有生活依据的。“生活”是天籁,必须凝神静听。老师身高大约是一米五五,被紧紧地箍在发皱的绸衫里。她要踮起脚尖才能在黑板上写字。有时头发披散到脸上,她两手都是粉笔末,就用气去吹头发:两眼朝上看,三面露白,噘起了小嘴,那样子真古怪——但这件事情我已经写了很多遍了。在潮湿的教室里,日光灯一明一灭……
每次我写出这个谜底,都感到沮丧无比。因为不管我乐意不乐意,我都得回到最初的故事,揭开这个谜底。这就像自渎一样,你可以想象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开端,最后总是一种结局:两手黏糊糊……我讨厌这个谜底。我讨厌热寂。
既然已经揭穿了谜底,这个故事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
现在可以说说在我老师卧室里发生的事情了:“走进那房间的大门,迎着门放了一张软塌塌的床,它把整个房子都占满了,把几个小书架挤到了墙边上。进了门之后,床边紧紧挤着膝盖。到了这里,除了转身坐下之外,仿佛也没什么可做的事情,而且如果我们不转身坐下,就关不上门。等把门关上,我们面对一堵有门的墙,墙皮上有细小的裂纹,凸起的地方积有细小的灰尘,我们呆在这面高墙的下面。我发现自己在老师沉甸甸手臂的拥抱之中。她抓住我的T恤衫,想把它从我头上拽下来。这件事颇不容易,你可以想象一个小个子女士在角落里搬动电冰箱,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后来她说:他妈的!你把皮带解开了呀。皮带束住了短裤,短裤又束住了T恤衫,无怪她拽不掉这件衣服,只能把我拽离地面。此时我像个待绞的死刑犯,那件衣服像个罩子蒙在我头上,什么都看不见,手臂又被袖筒吊到了半空中。我胡乱摸索着解开皮带。老师拽掉了衣服,对我说道:我可得好好看看你——你有点怪。这时我正高举着双手,一副缴枪投降的模样。这世界上有不少人曾经缴枪投降,但很少会有我这么壮观的投降模样。我的手臂很长,坐在床上还能摸到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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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3>
假如你在街上看到我,准会以为我是个打篮球的,绝不会想到我在写作公司的小说室里上班。我身高两米一十多。但我从来就没上过球场,连想都没敢想过——我太笨了,又容易受伤——这样就白花了很多买衣服和买鞋的钱。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很贵的。每次我上公共厕所,都会有个无聊的小男孩站到我身边,拉开拉锁假装撒尿,其实是想看看我长了一条怎样的货色。我很谦虚地让他先尿,结果他尿不出来。于是,我就抓住他的脖子,把他从厕所里扔出去。我的这个东西很少有人看到,和身胚相比,货色很一般。在成熟,甚至是狰狞的外貌之下,我长了一个儿童的身体:很少有体毛,身体的隐秘部位也没有色素沉积——我觉得这是当学生当的,像这样一个身体正逐步地暴露在老师面前,使我羞愧无比——我坐在办公室里写小说,写的就是这些。上大学时我和老师恋爱,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正逐步暴露在读者面前,使我羞愧无比。看着这些熟悉的字句,我的脸热辣辣的。
我从旧故事里删掉了这样一些细节:刚一关上卧室的门,老师就用双手勾住我的脖子,努力爬了上来,把小脸贴在了我的额头上,用两只眼睛分别瞪住我的眼睛,厉声喝道:傻呵呵的,想什么呢你!我没想到她会这样问我,简直吓坏了,期期艾艾地说道:没想什么。老师说:混账!什么叫没想什么?她把我推倒在床垫上,伸手来拽我的衣服……此时我倒不害怕了。我把这些事删掉,原因是:人人都能想到这些。人人都能想到的事就像是编出来的。我总在编故事,但不希望人们看出它是编出来的。
“在老师的卧室里,我想解开她胸前的扣子,但没有成功。失败的原因是我手指太粗,拿不住细小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空气太潮,衣料的摩擦系数因此大增。她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从绸衫下面钻了出来,然后把它挂在门背后。门背后有个轻木料做成的架子,是个可以活动的平行四边形,上面有凸起的木钉,她把它作挂衣钩来用,但我认为这东西是一种绘图的仪器。老师留了个娃娃头,她的身材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纤细,而是小巧而又结实……”我的故事只有一种开始,每次都是从热力学的教室开始,然后来到了老师的宿舍。然后解老师胸前的扣子,怎么也解不开——这么多年了,我总该有些长进才好。我想让这个故事在别的时间、地点开始,但总是不能成功。
最近我回学校去过,老师当年住的宿舍楼还在,孤零零地立在一片黄土地上。这片地上满是碎砖乱瓦,还有数不尽的碎玻璃片在闪光。原来这里还有好几座筒子楼,现在都拆了——如果不拆,那些楼就会自己倒掉,因为它们已经太老了。那座楼也变成了一个绿色的立方体:人家把它架在脚手架里,用塑料编织物把它罩住,这样它就变得没门没窗,全无面目,只剩下正面一个小口子,这个口子被木栅栏封住,上面挂了个牌子,上书:电影外景地。听人家说,里面的一切都保留着原状,连走廊里的破柜子都放在原地。什么时候要拍电影,揭开编织袋就能拍,只是原来住在楼里的耗子和蟑螂都没有了——大概都饿死了,要用人工饲养的来充数——电影制片厂有个部门,既养耗子又养蟑螂。假如现在到那里去,电工在铺电线,周围的黄土地上停着发电车、吊车;小工正七手八脚地拆卸脚手架——这说明新版本的师生恋就要开拍了。这座楼的样子就是这样。这个电影据说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我有十几年没见过老师。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了,我不知道。
人在公司里只有两件事可做:枪毙别人的稿子或者写出自己的稿子供别人枪毙。别人的稿子我已经枪毙完了,现在只能写自己的稿子。在黑色的屏幕上,我垂头丧气地写道:“……她从书架上拿了一盒烟和一个烟灰缸回来。这个烟灰缸上立了一只可以活动的金属仙鹤。等到她取出一支烟时,我就把那只仙鹤扳倒,那下面果然是一只打火机。为老师点烟可以满足我的恋母情结。后来,她把那支烟倒转过来,放到我嘴里。当时我不会吸烟,也吸了起来,很快就把过滤嘴咬了下来,然后那支烟的后半部就在我嘴里解体了,烟丝和烟纸满嘴都是;它的前半截,连同燃烧着的烟头,摊到了我赤裸的胸口上。老师把烟的残骸收拾到烟灰缸里,哈哈地笑起来了,然后她和我并肩躺下。她躺在床上,显得这张床很大;我躺在床上,显得这张床很小;这张床大又不大,小又不小,变成了一样古怪的东西。她钻到我的腋下,拍拍我的胸口说:来,抱一抱。我侧过身来抱住老师——这是此生第一次。在此之前,我谁都没抱过。自己不喜欢,别人也不让我抱。就是不会说话的孩子,见我伸出桅杆似的胳臂去抱他,也会受到惊吓,嚎啕痛哭……后来,我问老师,被我抱住时害不害怕。她看看垂在肩上的胳臂——这个东西像大象的鼻子——摇摇头上的短发,说道:不。我不怕你。我怕你干什么?”是啊是啊。我虽然面目可憎,但并不可怕。我不过是个学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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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h3>
今天上午,我室全体同仁——四男二女——都被毙掉了。如今世界上共有三种处决人的方法:电椅、瓦斯、行刑队。我喜欢最后一种方法,最好是用老式的滑膛枪来毙。行刑队穿着英国禁卫军的红色军服,第一排卧倒,第二排跪倒,第三排站立,枪声一响,浓烟弥漫。大粒的平头铅子弹带着火辣辣的疼痛,像飞翔的屎壳郎迎面而来,挨着的人纷纷倒地,如果能挨上一下,那该是多么惬意啊——但我没有挨上。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这么大的个子,枪毙太糟蹋了。
随着下午来临,天色变得阴暗起来。夜幕就如一层清凉的露水,降临在埃及的沙漠里。此时我被从墙上解了下来,在林立的长矛中,走向沙漠中央的行刑地,走向十字架。克利奥佩屈拉坐在金色的轿子里,端庄而且傲慢。夜幕中的十字架远看时和高大的仙人掌相仿……无数的乌鸦在附近盘旋着。我侧着头看那些乌鸦,担心它们不等我断气就会把我的眼睛啄出来。克利奥佩屈拉把手放在我肩头——那些春蚕似的手指给被晒得红肿的皮肤带来了一道道的剧痛——柔声说道:你放心。我不让它们吃你。我不相信她的话,抬头看着暮色中那两块交叉着的木头,从牙缝里吸着气说道:没关系,让它们吃吧。对不相信的事情说不在意:这就是我保全体面的方法。到底乌鸦会不会吃我,等被钉上去就知道了。克利奥佩屈拉惊奇地挑起了眉毛,先吸了一口气,然后才说:原来你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