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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那年,我去了云南。我去的那地方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平原,有翠绿的竹林和清澈的小河。旱季里,天空湛蓝湛蓝的,真是美极了。我是兵团战士,穿着洗白了的军衣,自以为很神气,胸前口袋里装着红宝书,在地头休息时给老乡们念报纸。我从不和女同学谈话,以免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除此之外,那几年我干的事情就像水漏过筛子一样,全从记忆里漏出去啦。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使我终生难忘,印象是那么鲜明,一切宛如昨日。
事情发生在那年春天。队里有个惯例,农忙时一天要给牛喂两顿红糖稀饭,要不牛就会累垮。那一天,教导员从营部来,正好看见我的朋友大许提了桶稀饭去喂牛。他一见瞪起眼来就喊:“给牛喝稀饭!哪个公子哥儿干的事儿!”
他等着大许跑到他面前来认罪。可是大许偏不理他。教导员喊一声没人理,又直着脖子吼起来:“谁干的?”
大许走过去说:“我提来的稀饭。耕牛都要喂稀饭,不然牛要垮的。”
教导员斜着眼打量了他一番,冲他大喝一声:“牛吃稀饭!人吃什么?你给我哪儿来的送哪儿去!”
大许被他溅了一脸唾沫星子,不由地发怒:“哪儿来的?那边大锅熬的,一头牛一桶。”
教导员大怒:“你放屁!拿粮食喂牛就是要改!把桶提到伙房去!给人喝!”
大许冷笑一声:“人不能喝啦,教导员。桶里我撒了尿啦。”
大许没撒谎。牛就是爱喝人尿。我猜这是为了补充盐分,另外据说尿素牛可以吸收。因此,我们在没人的地方常常撒尿给牛喝,有时就撒到牛食桶里。教导员以为大许是拿他开心,伸手就揪大许的领子,要把他提溜走。大许当然要挣扎,两人撕扯起来。教导员大骂:“你这流氓!二流子!”大许回嘴:“你知道个屁!你就会瞎喳喳!”
后来,别人把他们劝开了。教导员怒气不息,坚持要开大许的批判会,队长百般解释,他执意不听。直到队长急了,冲着他大叫:“教导员同志!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工作!我要向团党委汇报。”教导员这才软下来。可是晚点名时他又说:“你们队,拿大米喂牛!我批评以后还有人和我顶起来,好嘛!有两下子嘛!这叫什么?这叫无政府主义!”老职工在下边直嗤他:“他是怎么搞的,喂牛的饲料粮是上面发下来的嘛!”“咱们的牛都瘦成一把骨头了,还要犁地,他娘的不犁地的还要吃四十二斤大米哩。”
从此以后,教导员见了大许总斜着眼。他知道大许出身不好,背地里常骂他狗崽子。后来就三天两头往我们队里跑,想找大许的碴儿。我发现他来意不善,常在背地里关照大许:“教导员要整你啦。”大许并不害怕,说:“我干我的工作,他整得着吗?”
碴儿到底还是给教导员找着了。那年秋收时,大许的脚扎伤了,雨后地里潮湿,队里照顾他在场上干活。几千斤稻谷上了场,需要留人翻晒,于是又派了我和一个女同学邢红。
早上雾气消了以后,我们打开麻袋,把半湿的稻谷倒出来,摊在场上,这活儿直到中午才干完。下午我们到场上时,她已经在那儿了。她洗了头,长发披在肩上,在树荫底下盘腿坐着,笑嘻嘻地看着小鸟飞,好像很感兴趣。我去拿耙子,想把稻谷翻一遍,可是她对我说:“别翻了!五分钟以前我刚翻过一遍。”
于是我们俩也到树荫里坐下。我对大许说:“我看你什么时候还是去找教导员谈谈,他可能对你有误解,谈了就解开了。”
大许回答得很干脆:“我不去!”
我说:“还是去谈谈好。我可以替你先去说说。”这时我听见哧哧的响,原来是她在鼻子里哼哼。她说:“没意思。干吗让大许去讨饶?”
我白了她一眼,觉得她瞎搭碴儿。她觉察出来,就笑了笑,走开了。
大许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忽然,他抬起头来大叫一声:“不好!来雨了!”
我一看,果然,乌云已经起来半天高了。我们赶紧去收稻谷。她不见了。我就喊:“邢红!邢红!来了雨了!”
她在远处答应:“知道了!我在拉牛。”
她从河边拉来一头牛。我们给牛架上个刮板,用牛拉着把稻谷堆起来果然快得多,一会儿就把谷堆撮起来一多半。风来了,雨马上就到,偏巧这会儿牛一撅尾巴。她赶快把牛尾巴按住说:“这个该死的!”她笑起来了。我连忙把牛赶到一边去,让它拉了一脬牛粪。这一弄实在耽误工夫。等我们堆好谷堆,雨点子已经劈里啪啦地打了下来。当时有一块盖谷堆的席子不合适,反正那席子已经烂了半边,大许就拿镰刀削下一块来,然后盖上防水布。刚弄完雨就下大了。
我们跑到凉棚里躲雨,大许还拿着那块席片呢。我说:“扔了吧。”他说:“留着可以补箩筐。”忽然邢红弯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后直起腰来在大许肩上拍了一下说:“你看这儿!”
我们一看,席子上粘着一角人像。坏了,那会儿根本没有别人的像。大许吓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画像揭下来捧在手里看。
这块席原来一定是草屋里打隔断的。我说:“怎么办?另一半在谷堆里呢。天晴以后打开就该被别人看见了。大许,你快报告去吧。”
她说:“报告说是谁搞坏的呢?”
我没吭声。大许说:“当然是我。”
邢红说:“你瞎说,不是你。教导员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大许不干,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要是人家看见了,问是谁弄的,就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不知道谁干的,这样就谁也不用承认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时,那片席子就被上场摊稻谷的人发现了,而且教导员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赶了来,逼问我们这是谁弄的。我们当然说记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罢甘休!他把我们挨个逼问了一通,让我们仔细讲一遍当天下午的活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尤其是盖席子的过程,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讲。不知他们感觉怎么样,反正在教导员逼我的时候,我觉得手心出冷汗,舌根发硬,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讲完了以后他盯住我说:“你热爱毛主席吗?”
我说:“热爱。”
“好。你再讲一遍,是谁用刀削下席子的那个角的?”
“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也许席子本来就缺一角。”
他瞪起眼来说:“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来是不缺角的,一个缺角的也没有。你再想想。”
我流着冷汗说:“我不记得有谁拿过刀。也许是折了以后撕的?”
他眼睛发出亮光:“对,对,是谁?”
“不记得是谁,我没看见。”
他冷笑着看着我。
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忽然心狂跳起来。也许这真是犯罪行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吗?我对得起毛主席吗?一想到这个,我的心脏都要冻结了。
正在这时,我又听到教导员在隔壁房间里咆哮:“就是你干的!你这个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宽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来是在审问大许!
教导员吼了半天,大许没理他。他把大许轰走了,又把邢红叫了去,对她也像对我一样说了一气。邢红回答得很干脆:“我记不清是谁撕的席子了,很可能就是我。”
教导员说:“你再想想。”
她说:“实在想不起来。要是你一定要找个承担责任的人,就说是我撕的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