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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时候对玉熹说:"叫人家笑话我们,连个媳妇都娶不起?还是我恶名出去了,人家不肯给?"我不要,他也是受够了,实在怕了,
只要虚位以待,冬梅要是上头上脸起来,随时可以扬言托人做媒,不怕掐不住她。她现在还不敢,不过又大着肚子挺胸凸肚走出走进,那副神气看着很不顺眼,她又不傻,当然也知道孩子越多,娶填房越难。差不多的人家,听见说房里有人已经不愿意,何况有一大窝孩子,将来家私分下来有限,图他们什么?
孩子多了,银娣嫌吵,让他们搬到楼下去又便宜了他们,自成一家。一天到晚在跟前,有时候又眉来眼去的,叫人看不惯。玉熹其实不大理她,不过日子久了,总像他们是夫妻俩。
他还算有出息的。虽然不爱说话,很够机灵,有两次做押款,因为田上收不到租,就是他接洽的。找了人来在楼下,她没下去,东西让他经手,他这一点还靠得住,因为他要她相信他。东西到了他自己手里能保留多久,那就不知道了。她只希望他到了那时候懂事些。
她最大的满足还是亲戚们。前两年大爷出了事,拖到现在还没了,隔些时又在报上登一段,自从有了国民政府还没出过这么大的案子。亲戚们本来提起大爷已经够尴尬的,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据说是同事害他,咬他贪污盗窃公款,什么都推在他头上。他被免职拘捕,托病进了医院,总算没进监牢。被她在旁边看着,实在是报应,当初分家的时候那么狠心,恨不得一个人独占,出去搂钱可没有这么容易。
他家只有他一个人吃这颗禁果,落到这样下场。向来都说姚家子孙只有他是个人才,他会不知道那句老话,"朝中无人莫做官"。
官司拖了几年,背了无数的债。大奶奶去求九老太爷夫妇,也只安慰了几句,分文无着。结果判下来还是着令归还一部分公款。他本来肝肾有病,恢复自由以后,出院不久又入院,就死在医院里。大奶奶搬到北京去住,北边生活比较便宜。那边还有好些亲戚,对他们倒还是一样,北边始终又是个局面。他们来了还有一番热闹。大家都说北京天气好,干爽,风土人情又好,又客气又厚道。北边好。不犯着迎头赶上去,给人讲着又不是好话。"
这两年好几家都搬走了。生活程度太高,尤其是鸦片烟。
在上海越搬越小,下不了这面子,搬到内地去仍旧可以排场相当大。有时索性搬到田上去住,做起乡绅来,格外威风。明知乡下不平定,吃烟的人更担惊受怕。祖上替他们在上海买房子,总算想得周到,这时候住到土匪窝里去。"
在上海的人都相信上海,在她是又还加上土著的自傲。风声一紧,像要跟日本打起来了,那家新乡绅吓得又搬回来了,花了好些钱顶房子,叫她见笑。上海虽然也打,没打到租界。
她哥哥家里从城里逃难出来,投奔她,她后来帮他们搬到杭州去,有个侄子在杭州做事。也去了个话柄。
上海成了孤岛以后,不过就是东西越来越贵。这些人里还就是三爷,孵豆芽也要在上海,这一点不能不说他还有见识。有一个时期听说大爷每月贴他两百块,那时候大爷是场面上的人,嘴里说不管他的事,不免怕他穷急了闹出事来,于官声有碍。三奶奶那里也每月送一百块,大爷向来是这派头,到处派月敬,月费。世交,老太爷手里用的人,退休了的姨太太,以及她们收的干儿子干女儿,往往都有份。大爷一倒下来,她最担心的就是三爷怎么了,没有月费可拿了。好久没有消息,后来听见说他两个姨奶奶搬到一起住了。现在想必过得真省。两个住在一块儿倒不吵?人家三爷会调停。我们三爷有本事。他现在靠什么?他姨奶奶有钱。哪一个呢?她也养活她?我们三爷有本事嘛。他也不容易,年纪也不小了。他那个小少爷脾气。
这都是揣测之词。大家都好些年没看见他。他用的人又是一帮,不是朋友荐的就是"生意浪"带来的,与亲戚家的佣人不通消息,所以他们这三个人的小家庭是个什么情形,亲戚间一点也不知道。年数多了,空白越来越大,大家渐渐对他有几分敬意。在他们这圈子里现在有一种默契,任何人能靠自己混口饭吃,哪怕男盗女娼,只要他不倒过来又靠上家里或是亲戚,大家都暗暗佩服。说是现在从来不出去。楼都不下。
她记得他曾经笑着对她说:"老了,不受欢迎了。"其实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不过没有钱了,当然没有从前出风头。
他这人就是还知趣。他热闹惯了的人,难道年纪大了两岁,就不怕冷清了?他一辈子除此以外,根本没有别的生活。
人家说他不冷清,有人陪着,而且左拥右抱,两个都是他自己拣的。他爱的是海——两瓢不新鲜的海水,能到哪里?他不过是钻到一个角落里,尽可能使自己舒服点,想法子有点掩蔽,不让别人窥视,好有个安静的下场。这一点倒跟她差不多。她近年来借着有病,也更销声匿迹,只求这些人不讲起她。他那边的寂静仿佛是个回声。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年数隔得越久,那点事迹也跟着增加。她对他有一种奇特的了解,像夫妻间的,像有些妻子对丈夫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仍旧能够懂得他。他至少这点硬气,不靠亲威,家里给娶的女人他不要了,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是最受不了寂寞的人,亏他这些年闷在家里,倒还是那样,她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变了个人——穷极无聊倒也没来找她。这些年不见,也甚至于想着可以借两个钱。他知道没用。他就是还识相。
她看着他跟她差不多情形,也许是带着一厢情愿的成份。
但是事实是处境与她相仿的人越来越多。自从日本人进入租界,凡是生活没有问题的人都坐在家里不出去做事,韬光养晦。所以不光是她的亲戚们,所有洁身自好的市民都成了像她那样,在家里守节。现在她可以名正言顺地节省起来,大家都省。她叫冬梅自己做煤球,蹲在后天井里和泥,格子布罩袍后襟高高撩起,搭在一方大屁股上,用一把汤匙捏弄着煤屑,她做得比佣人圆。
不过她还是不会过日子,银娣火起来自己下厨房,教女佣炒菜,省油,用一只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玉熹吃不惯,要另外添小锅菜,她也怕传出去又是个话柄,不久就又推病不管了。家里外表也仍旧维持从前的规模,除了辞掉厨子,改用女佣做饭,现在许多人家都这样。不像卜家现在就是卜二奶奶自己下灶。卜家人多,一向闹穷,老太爷老太太都还在。娇滴滴的卜二奶奶,老爱吃吃笑着,从前跟她们妯娌们一见面就大家取笑的,现在总是上菜上了一半的时候进来,热得脸红红的,剪短了的头发湿粘粘的,掠在耳朵背后,穿着件线呢夹袍子,像个小母鸡,站在一边,仿佛事不关己,希望不引起注意。人家让她上桌,称赞今天菜好,她只帮着夹菜,喃喃地说声:"哦,虾球还可以吧?这两天虾仁买不到。"卜二奶奶真有本事,会做全桌酒席,炒鸡蛋炒得又匀又碎,鱼鳞似的,筷子都搛不起来。"
在沦陷的上海,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当自警团。家里没有男佣人的,都是花钱论钟头雇人。他们是卜二爷自己去站岗。
玉熹亲眼看见,回来告诉她,卜二表叔瘦高个子,戴着黑边大眼镜,扛着肩膀,扬着脸似笑非笑的,带着讽刺的神气,肩上套着根绳子,斜吊着根警棍,拖在袍襟上。他们人多,少出来见人。
现在一提起她家总是说:"他们现在还是那冬姑娘?"憎恶地皱着眉笑着,扮个鬼脸。"就是她一个?也没有再娶?……
几个孩子了?"
她没给儿子娶填房,比逼死媳妇更叫人批评。虐待媳妇是常事,年纪轻轻死了老婆不续弦,倒没听说过。
她听见了又生气,这些人反正总有的说,他们的语气与脸上的神气她都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有句话吹到她耳朵里,马上从头到尾如在目前。她就是这点不载福,不会像别的老太太们装聋作哑,她自己承认。
有许多亲戚都不来往了。有人问起:"二太太还是那样?"
还是一提起来就笑。"怎么老不听见说?"她有病,
她有病是两便,大家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找她,她自己也有个藉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有钱,现在还是那冬姑娘?几个孩子了?
孩子太多,看上去几乎一般大小,都是黑黑胖胖的,个子不高,长得结实,穿着黄卡其布短裤,帆布鞋,进附近一个弄堂小学。到了他们这一代,当然都进学堂了。家长看不起这些学校,就拣最近、最便宜的,除此以外也无法表示。放了学回来,在楼下互相追逐,这间房跑到那间房,但是一声不出,只听见脚步响,像一大群老鼠沉重地在地板上滚过来滚过去。楼下尽他们跑,他们的父母搬到楼下住了。那一套阴暗的房间渐渐破旧了,加上不整洁,像看门人住的地下层,白漆拉门成了假牙的黄白色,也有假牙的气味。下午已经黑赳赳的,只有玉熹烟铺上点着灯。冬梅假装整理五斗橱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见旁边没人,往前走了两步,站在烟铺跟前。她的背影有一种不确定的神气,像个小女孩子,旧绒线衫后身往上缩着,斜扯着粘在大屁股上方,但是仍旧稚拙得异样。买煤的钱到现在也没给。僵着脖子,并没有稍微动一动,指着楼上。
玉熹袖着手歪在那里,冷冷地对着灯,嘴里不耐烦地嗡隆了一声,表示他不管。
一群孩子咕隆隆滚进房来,冬梅别过身去低声喝了一声,把他们赶了出去。
楼上因为生病,改在床上吸烟,没有烟铺开阔,对面没有人躺着也比较不嫌寂寞。一个小丫头在床前挖烟斗,是郑妈领来给她孙子做童养媳的,拣了个便宜,等有便人带到乡下去,先在这里帮忙。银娣叫她小丫头,也是牵冬梅的头皮,有时候当着冬梅偏要骂两声打两下。现在堂子里成了暴发户的世界,玉熹早已不去了,本来是件好事,更一天到晚缩在楼下。这冬梅太会养了,给人家笑,像养猪一样,一下就是一窝。她这样省俭,也是为他们将来着想,照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年头,钱不值钱。前两年她每天给玉熹三毛钱零用。堂子里三节结帐,不用带钱的,不过他吃烟的人喜欢吃甜食,自己去买,出去走走,带逛旧货摊子,买一只破笔洗,一锭墨,刻着金色字画,半只印色盒子,都当古董。自己家里整大箱的古玩,他看都没看见过,所以不开眼。三毛钱渐渐涨成一块,两块。改了储备票又一直涨到二百块,五百块。今年过年,大家都不知道给多少年赏。向来都是近亲给八块,至多十块,远亲四块。照理应当看她给多少,大房不在上海,她是长房,不能比她多给。所以她生气,那天卜二奶奶来拜年,她拦着不让她多给钱,就把这话告诉她,让她传出去给姚家这些人听听,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现在大房搬到北边去了,老九房只有儿子媳妇,九老太爷夫妻俩都过世了。这些亲戚本家就是老九房阔,不过从前有过那句话,九老太爷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其实不是姚家人,不算。剩下还就是她这一房还像样,二十年如一日,还住着老地方,即使旺丁不旺财,至少不至于像三房绝后。大房是不必说了,家败人亡,在北京,小女儿又还嫁了个教书的,是她学校的老师。人家说女学堂的话,这可不说中了?大奶奶不愿意,也没办法,总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是师生恋爱,"大家只笑嘻嘻地说。"从初中教起的"。年纪那么小!二儿子在北京找了个小事当科员,娶的亲倒是老亲,夫妻太要好了,打牌,二少奶奶在旁边看牌,把下颏搁在二少爷肩膀上。大奶奶看不惯,说了她两句,这就闹着要搬出去住——还打牌!人家还是照样过日子。大太太现在可怜罗,
她大儿子在上海,到底出过洋的人有本事,巴结上了储备银行的赵仰仲,跟着做投机、玩舞女。他少奶奶也陪着一班新贵的太太打牌,得意得不得了。等日本人倒了怎么样?德国已经打败了,日本也就快了。她对时事一向留心,没办法,凡是靠田上收租的,人在上海,根在内地,不免受时局影响。
现在大家又都研究"推背图",画的那些小人一个个胖墩墩的,穿着和尚领袄裤,小孩的脸相也很老,大人也只有那点高,三三两两,一个站在另一个肩上,都和颜悦色在干着不可解的事。但是那神秘的恐怖只在那本小册子的书页里,无论什么大屠杀,到了上海最狠也不过是东西涨价。日本人来不也是一劫?也不过这样。日本败下来怕抢,又怕美国飞机轰炸,不过谁舍得炸上海。熬过了日本人这一关,她更有把握了,谁来也不怕,上海总是上海?又不出头露面,不像大房的小丰,真是浑。他大概自以为聪明,只揩油,不做官。想必也是因为他老子从前已经坏了名声,横竖横了。大爷从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官,在此地的伪政府看来,又是一重资格,正欢迎重庆的人倒到他们这边。仗着他爸爸跟祖老太爷,给他当上了赵仰仲的帮闲。小丰现在阔了。前是神秘的微笑,现在笑得咧开了嘴。见了面一样热热闹闹的,不过笑得比较浮。民国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自己人,还客气,现在讲起来是汉奸,可以枪毙的。真是——跟他们大房爷儿俩比起来,那还是三爷。
三爷不过是没算计,倒不是他这时候死了,又说他好。去年听见他死了,倒真吓了一跳,也没听见说生病。才五十三岁的人,她自己也有这年纪了,不能不觉得是短寿。当然他是太伤身体,一年到头拘在家里,地气都不沾,两个姨奶奶陪着,又还不像玉熹这个老是大肚子。他心里想必也不痛快,关在家里做老太爷。替他想想,这时候死了也好,总算享了一辈子福,两个姨奶奶送终。再过几年她们老了,守着两个黄脸婆——一个是老伴,两个可叫人受不了,听说两个姨奶奶还住在一起替他守节,想必还是一个养活另一个,倒也难得。
她看着这些人的下场,只有他没叫她快心,但是她到底是个女人,从前和他有过那一场,他要是落得太不堪,她也没面子。他那时候临走恐吓她的话,倒也不是白说,害她半辈子提心吊胆,也达到了目的。
后来又听见说王三太太去看过他那两个姨奶奶一次,两人住着一个亭子间,就是一张床,此外什么都没有。她们说:一天到晚还不就是坐坐躺躺。两人背对背坐着。
她听了也骇笑。多大年纪了?不是有一个年纪轻些?其实有人要还不跟了人算了?这年头还守些什么,不是我说。"
大家听见刘二爷郎舅俩戒了烟,也一样骇然。都是三十年的老瘾,说戒就戒了,实在抽不起了。窘到那样,使大家都有点窘。每次微笑着轻声传说这新闻之后,总有片刻的寂静。现在不大听到新闻,但是日子过得快,反而觉得这些人一个个的报应来得快。时间永远站在她这边,证明她是对的。
日子越过越快,时间压缩了,那股子劲更大,在耳边呜呜地吹过,可以觉得它过去,身上陡然一阵寒飕飕的,有点害怕,但是那种感觉并不坏。三爷死了,当然使她想到自己,又多病。但是生病是年纪大些必有的累赘,也惯了。
她抹了点万金油在头上,喜欢它冰凉的,像两只拇指捺在她太阳心上,是外面来的人,手冻得冰冷的,指尖染着薄荷味。稍一动弹,就闻见一层层旧衣服与积年鸦片烟薰的气味,她往里偎了偎,窝藏得更深些,更有安全感。她从烟盘里拿起一只镊子来夹灯芯,把灯罩摘下来,玻璃热呼呼的,不知道为什么很感到意外,摸着也喜欢。从夏布帐子底下望出去,房间更大,屋顶更高,关着的玻璃窗远得走不到。也不知道外边天黑了没有。小丫头在打盹。反正白天晚上睡不够。
她顺手拿起烟灯,把那黄豆式的小火焰凑到那孩子手上。粗壮的手臂连着小手,上下一般粗,像个野兽的前脚,力气奇大,盲目地一甩,差点把烟灯打落在地下。她不由得想起从前拿油灯烧一个男人的手。忽然从前的事都回来了,砰砰砰的打门声,她站在排门背后,心跳得比打门的声音还更响,油灯热烘烘熏着脸,额上前刘海热烘烘罩下来,浑身微微刺痛的汗珠,在黑暗中戳出一个个小孔,划出个苗条的轮廓。她引以自慰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根本没有这些事,她这辈子还没经过什么事。大姑娘!大姑娘
在叫着她的名字。他在门外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