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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闷了很久，终于开口：“保珍，你还小，还不懂事，你不知道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两家人，结了婚以后会有多少麻烦。我们做长辈的，比你有社会经验，所以在这种大事上，必须为你做主。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和你妈都不愿意看到你今后生活不幸……”
姐姐打断父亲，她抱着父亲的双腿哭道：“爸，只要您同意，今后的路我自己走，摔多大跟头我认了，摔了我自己再爬起来。”
父亲说：“你自己爬起来，你爬起来不还是要回你的娘家来。所以这事不光涉及你一个人，也涉及到我和你妈，涉及咱们全家，我们当然有权利发表意见。”
姐姐说：“我摔倒了我不回来还不行吗，我有多大事我都不再求你们了还不行吗！我只求你们答应我和权虎好。以后我保证，我们就是沿街要饭都不到咱家门口来要！”
父亲的话却就此打住，不想再和姐姐争执下去，他转脸对保良的母亲说道：“你先带保珍回她屋吧，今天晚了，这事先不谈了。”
母亲弯腰，要拉姐姐起来，姐姐的身子往后一退，坐在了地上，她哑着哭坏的嗓子说：“爸，您要是非不同意，我只有跟着权虎走了，如果权虎他爸也不同意，我们明天就离开鉴宁！”
姐姐这个毒誓发的，让父亲脸色涨红，让母亲眼圈发红。母亲对父亲说：“你就答应她吧，女儿嫁人这是好事啊，怎么话都说成了这样，咱们女儿要是真跟人私奔跑了，咱们丢不起这份人啊……”
保良看到父亲脸色迅速由红变紫，一拍床板站了起来，他冲姐姐颤声吼道：“你要嫌这个家妨碍你了你就走，你就别当我是你父亲，你也别要你妈你弟弟了，你说出这种话来，你还有没有良心……”
父亲的怒吼和姐姐的抽泣，至此全都戛然而止，保良冲进门去，因为他看到父亲的身体趔趄了一下，脸色忽然由红变白，白得就像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脏蜡。母亲和姐姐也都吓坏了，都去扶持父亲。扶着他在床沿坐下。母亲显然感觉到了父亲手上异常的冰冷和剧烈的脉跳，她慌慌张张让姐姐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来。父亲有高血压、高血糖，心脏也曾经犯过病的，这些病让母亲犹如惊弓之鸟，稍有征兆就如临大敌。这天夜里他们把父亲送到医院后，医生给他开了床吊上了药瓶，才对母亲说你们幸亏送得及时，要不麻烦可就大了。
第二天权虎带着权三枪来医院探望父亲，他们带来了一大堆水果和一大篮鲜花，代表二伯问候病情。并且马上叫医生把父亲从急诊室的观察间搬到了一个正规的单人病房里。当然，父亲病着，权虎和姐姐谁也没再提起他们的事情。父亲也没提。大家彼此之间，都是一脸客气。
权虎他们走后，吃过午饭，父亲就要下床出院。母亲说：你在医院住两天吧，权虎刚才给保珍钱了，保珍到收费处替你交住院费去了。父亲说：咱们家又不是没钱，干吗要收权虎的钱！是不是非要做出一家人的样子来逼我同意？母亲说：你讲话不能总这么难听，人家看你病了，是表一下做晚辈的心意。父亲命令母亲：你去叫保珍不用交住院费了，她要不想让我再犯病就去把钱还给权虎，我出院回家躺一天就好。
母亲怕父亲再犯病，不敢违拗，急急地出了病房找姐姐去了。父亲让保良搀着下床，让保良这就搀他回家。保良说：不等我妈我姐了？父亲说：咱们先走，不等了。
保良也不敢多话，扶了父亲出门，在医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刚一上车父亲就用手机给什么人拨打电话，和那人约了地方说有事要谈。于是，车子半路转弯，没往保良家去，而是开到了离保良家不算太远的群众体育馆，在那里保良见到了父亲约来的那人。
那人不是别人，又是父亲原来的同事小于叔叔。
父亲给了保良十块钱，让他到一边玩儿沙壶球去。父亲当刑警时带保良来这里玩儿过沙壶球，不过那次玩儿是免费的。
保良就去玩沙壶球了。
保良玩着沙壶球，眼睛却是瞄着父亲的。因为他能感觉到，在这个轻松热闹的体育馆里，父亲和于叔叔的表情都不轻松。父亲情绪激动，说话时连肢体都会夸张地用力。保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在说姐姐的事情，在说姐姐的婚事。现在除了这件事能让父亲如此激动，还有什么事呢？
小于叔叔——其实也不小啦——先是平静地听，然后参与到对话中去。他的表情时而平缓时而激烈，有一刻保良看到，他差点和父亲吵起来了，但又马上压住。他们即便是争吵也全都压着声音，并且不时环顾左右，一副生怕隔墙有耳的样子。除了从表情动作上能感受到他们彼此的分歧，他们的谈话保良一句无法听清。
保良心里很乱，乱得没了玩兴，尽管他以前对沙壶球曾极度着迷，但此刻每个球都被他推得方向错失。几个中学生模样的人过来问他：你还玩儿吗，你还玩儿多长时间？虽然保良已经交了半个小时的钱，但他说了句：不玩儿了，便离开球台向父亲走去。这时父亲和小于叔叔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一致，父亲安静下来，闷着面孔听小于叔叔如此这般地解释着什么，劝说着什么……看见保良过来，父亲中断谈话皱眉询问：
“保良，你怎么不玩儿了？”
保良说：“不想玩儿了。”
父亲说：“是不是他们抢你的台子？”
保良说：“没有，我不想玩儿了。”
父亲说：“怎么不想玩儿了？”
保良没有回答，小于叔叔说：“老陆，那就这样吧，你身体有病，先带儿子回去，这事就这么办吧。回头我等你电话。”
父亲说了句好吧，小于叔叔便和保良打了个招呼，匆匆走了。在父亲的提醒下，保良冲他的背影追了一声：“于叔叔再见！”
保良跟着父亲回家，路上父亲始终在想问题，始终没和保良说话。
第二天，父亲跟二伯告假，说要上省城看看病去。二伯在电话里说：上省城干什么，干脆上北京去看，我帮你找个大医院，你是看心脏还是看什么？父亲说：朋友帮我联系了省城的一位老中医，我这病，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还是得找中医综合辨证地调理一下。二伯说那要不要跟个人啊，要不让三枪陪你一趟？父亲说不用了，我让我女儿陪我去就行。
父亲带着姐姐走了，去了省城。
照理，该由母亲陪父亲去省城的，可父亲偏偏让姐姐陪他。
姐姐陪父亲去省城看中医的第二天，权虎来看望母亲，给父亲带来些降压强心的补药，又托母亲转达他的问候。权虎还带来一台IBM的台式电脑，最新款的，让人安装在保良的屋里。这是保良拥有的第一台电脑，而且比学校里和任何网吧里的电脑都高级多了。母亲死活不收，权虎死活让人安上，还让安电脑的师傅教保良学习怎么使用。母亲看着保良眉开眼笑爱不释手的样子，终于没再逼权虎把电脑拆走。
姐姐陪父亲去省城看中医了，一连三天，保良一放学就泡在那台电脑前废寝忘食。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三天以来，父亲始终没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报过一声平安。
三天之后，母亲有些着急，打父亲的手机，手机是关的。母亲让保良去问权虎，看权虎有没有接到姐姐的电话。权虎说没有接到，这两天他一直拨打姐姐的手机，可姐姐的手机也是关的。
第四天，母亲急得几乎要报警了，父亲的电话这时才打回家来。一听到父亲的声音母亲悬着的心一下落地，可父亲电话中的语气却是万分的焦急。
父亲问母亲，保珍有没有回家，有没有往家里打过电话。母亲慌了，慌得口吃起来：没，没有啊，保珍不是跟你在一起吗？父亲说：保珍不见了，我打她电话，手机也关掉了。
姐姐失踪了。
母亲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权虎。
她让保良陪着她到百万豪庭大酒楼去找权虎，可权虎听到姐姐失踪的消息也同样大吃一惊：没有啊，她没有给我来过电话，她走以后一次都没跟我联系过。二伯也闻讯赶过来了，和父亲又通了电话。据父亲说，他们住在省城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天去看了医生，昨天去街上逛了逛，今天一早起来，姐姐就不见了。原以为她又出去逛街了，父亲还生气了一个上午，到午饭时还不见姐姐回来，才疑心出了意外。二伯又厉声追问权虎，是否知道姐姐的下落，权虎赌咒发誓，坚称不知。保良和母亲都相信权虎的表情不是装的。于是，二伯建议父亲别再等了，应当马上报警！
于是，父亲在省城报了警。
母亲和权虎当天晚上也赶往省城去了。两天后二伯也赶过去了，据说二伯在省城有不少关系，在公安局公安厅也有不少熟人。
两周之后，父亲和母亲一起从省城回来了，回来时两手空空。虽然二伯在省城托了不少关系，点了不少钞票，但姐姐还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母亲天天流泪，什么事都干不下去，家里又脏又乱，前所未有。保良也哭了两场，但他看到父亲没哭，而且还一个人到厨房去找吃的。在父亲那照例沉默的表情里，保良看不到应有的悲伤。没有人留意到保良看父亲的眼神，连父亲本人也不会察觉，一个刚满十三岁的孩子，眼神中的疑惑究竟意味着什么。
父母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天还没黑，母亲不想做饭，拿钱让刚刚放学的保良去巷外饭馆买些饭菜回来。保良买回饭菜，又帮母亲收拾餐桌摆好碗筷。母亲满脸憔悴，有气无力地对保良说：去，喊你爸过来吃饭。保良去了父亲的卧室，卧室里没人，又去卫生间找，卫生间也空着，但卫生间旁边的后门却半开半掩。保良从后门探头出去，隐约看到那条夹道般的小巷端口，父亲的影子一闪。保良叫声：爸！小巷里只有空洞的回声。保良犹豫了一下，顺着窄巷寻踪而去，出了巷口不见人迹，只有坡地上那座庞然大物的废窑横亘眼前。保良不知为什么竟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做贼般地摸到了废窑跟前，他忽然听到窑里传来笑声，那笑声让保良心惊肉跳，因为他几乎可以断定，那轻松笑着的家伙，就是父亲以前的同事小于叔叔。
保良心口突突跳着，踮着步子慢慢往前，尽量不让脚下发出一点声音。他终于看到了于叔叔。于叔叔嘴角的笑纹，这时尚未收净，在那副轻松表情的对面，是一个微驼的背影，那瘦削却又宽阔的脊背上，架着父亲硕大的头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