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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敬尧 采访
何：《断代》的书写突破了以往同志文学的单一位置，企图站在一个更高点、更宽广的面向上，重新回顾台湾同志历史。对您而言，此书写角度有何意义？
郭：我一直对于同志文学这个标签有疑问。譬如，你要如何定义它？作品中有同志角色？是否要验明正身，我是同志，所以我写的东西叫同志文学？读者是同志，所以才归类为同志文学？甚至，是不是同志文学只是同志运动底下的附庸？作为创作者，我不会先想这是不是同志文学，只是认真对待让我觉得值得思考的主题。我从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出发，探索这些同志角色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如何应对面貌丕变的大环境。现在的人很容易受短线的激情刺激一下，而后却是船过水无痕。以同志的背景去切入台湾这三十年的变化，可以帮助我带出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八◯年代以后，台湾时常处于“纯真失落、激情过后”的焦虑与彷徨。这与同志运动很像：诸多以往受争议且不见于大众讨论的话题都揭开了，可是接下来要如何走下去呢？像台湾的环境，忽然解严、选“总统”了，但接下来要面对一个大疑问：还能相信什么？过去的威权洗脑、国族的负担、旧的身份都拿掉了，好轻松，激情兴奋了一下，却发现接下来衍生了更多问题，比想象中更难处理。
何：所以其实更像是描述时代的小说？
郭：我认为作家一定都会被自己的时代制约，但同时作家最重要的任务，则是要观察自己的时代。我们这一代的人最大的冲击与痛苦是，知道这世界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这样而已，那还要相信什么呢？纯真失落之后，激情之后，还有什么可以相信？我找到的方式，则是一种文学上的处理，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运动的议题，而是要把这些议题拉到一个文学的再创造。真正说起来，这是一本关于时间与回忆的小说。若你说《断代》是用一个更高点、更宽广的角度来看，我则会说，这是回归到以文学来思考的原点。我想要把前因后果经由我现在的观点来重新整理。这样的书写，早十年我可能也做不到。我从二◯◯◯年返台之后，这十多年来也经历了时代的激情，但创作者如果随之起舞，可能就无法进行写作。我也是到二◯一◯年才开始把心静下来。文学都是需要沉淀的，与网路的即时很不相同。到目前为止的《夜行之子》《惑乡之人》到《断代》，我都是在处理这样沉淀过的心情。所以，我不会自己设计出一种叙事的风格或策略框限住自己，而是让题材考验自己还能不能找出不同的书写方式。
何：《断代》安排了“阿龙”这一位异性恋（双性恋？）的人物，作为串联篇章的角色，这样的角色象征什么？
郭：故事中，一定要存在属于这个时代的人，不能只是沉溺在八◯年代。看望过去的理由，是为了看接下来要如何走。现在要做 gay 会比以往简单，认识人的管道也多，但这么多复杂的选项，反而令人更迷糊。这些更多的选项，真的能让孩子们理解性是什么？爱是什么吗？譬如阿龙，他对于异性有感觉，但又同时认为他做酒店小姐的女朋友是不干净的，在这种羞耻心之下，还有更深一层的羞耻：若爱的是同性，他喜欢的会是年纪大的五十几岁的欧吉桑，这样反而让他更困惑——做了同志，他将成为边缘世界里更边缘的人。开了门之后，才知道那是另一个世界，才发现自己的心何其复杂，真正面对自己也更困难。揭开问题，并不代表就会得到答案。
何：在 gay bar“美乐地”门前的众多鬼魂聚会，让读者心惊胆破，此情节是否暗喻了什么？
郭：鬼故事很难处理。在所有的文本里都存在着鬼，不是那种眼睛看到、撞邪的鬼，我想要拉出来的鬼，是在故事、历史、记忆里的鬼，让它自然呈现出来。我想要抓住故事里本身的鬼，就算读者看到也不会觉得奇怪，像是我的《夜行之子》《惑乡之人》里面都有鬼呀。我一直企图跟不同的鬼沟通，毕竟，鬼比人有趣多了。我想要将有形／无形、阳间／阴间这样的空间概念打破，就像是那一间 gay bar，进去便是一个梦，可以通往各处。我想要创造出一些新的鬼，而这些鬼都是同志，我觉得很有趣。
何：《断代》的一些章节，引用了王尔德、萨特、E. M. 福斯特、加缪的名句作为引言，是否与小说主题有所关联？
郭：确实很有关联。我想探索一个新时代的存在主义需要思考的问题。我想要回到存在主义式的提问：关于同志的“存在”是什么？早年存在主义宣布了上帝已死，现在我们一步步走向更无所依靠的世界。我企图用小说提供了一个假设：人类除了没有神，而同时以往相信的性、婚姻、家庭三者合一的关系也可能面临崩解，那会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问题探到底处，是不分同性或异性恋的。“我究竟是谁？”究竟“我”是社会给我的位置、是用你如何爱或选择不爱所做的宣誓？还是存在其他意义？我的小说希望能给有这些对存在抱持疑问的读者来看，就算你不是同志，也能从这些问题看见自己。
——《联合文学》杂志三六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