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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敬尧 采访
何:《断代》的书写突破了以往同志文学的单一位置,企图站在一个更高点、更宽广的面向上,重新回顾台湾同志历史。对您而言,此书写角度有何意义?
郭:我一直对于同志文学这个标签有疑问。譬如,你要如何定义它?作品中有同志角色?是否要验明正身,我是同志,所以我写的东西叫同志文学?读者是同志,所以才归类为同志文学?甚至,是不是同志文学只是同志运动底下的附庸?作为创作者,我不会先想这是不是同志文学,只是认真对待让我觉得值得思考的主题。我从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出发,探索这些同志角色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如何应对面貌丕变的大环境。现在的人很容易受短线的激情刺激一下,而后却是船过水无痕。以同志的背景去切入台湾这三十年的变化,可以帮助我带出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八◯年代以后,台湾时常处于“纯真失落、激情过后”的焦虑与彷徨。这与同志运动很像:诸多以往受争议且不见于大众讨论的话题都揭开了,可是接下来要如何走下去呢?像台湾的环境,忽然解严、选“总统”了,但接下来要面对一个大疑问:还能相信什么?过去的威权洗脑、国族的负担、旧的身份都拿掉了,好轻松,激情兴奋了一下,却发现接下来衍生了更多问题,比想象中更难处理。
何:所以其实更像是描述时代的小说?
郭:我认为作家一定都会被自己的时代制约,但同时作家最重要的任务,则是要观察自己的时代。我们这一代的人最大的冲击与痛苦是,知道这世界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这样而已,那还要相信什么呢?纯真失落之后,激情之后,还有什么可以相信?我找到的方式,则是一种文学上的处理,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运动的议题,而是要把这些议题拉到一个文学的再创造。真正说起来,这是一本关于时间与回忆的小说。若你说《断代》是用一个更高点、更宽广的角度来看,我则会说,这是回归到以文学来思考的原点。我想要把前因后果经由我现在的观点来重新整理。这样的书写,早十年我可能也做不到。我从二◯◯◯年返台之后,这十多年来也经历了时代的激情,但创作者如果随之起舞,可能就无法进行写作。我也是到二◯一◯年才开始把心静下来。文学都是需要沉淀的,与网路的即时很不相同。到目前为止的《夜行之子》《惑乡之人》到《断代》,我都是在处理这样沉淀过的心情。所以,我不会自己设计出一种叙事的风格或策略框限住自己,而是让题材考验自己还能不能找出不同的书写方式。
何:《断代》安排了“阿龙”这一位异性恋(双性恋?)的人物,作为串联篇章的角色,这样的角色象征什么?
郭:故事中,一定要存在属于这个时代的人,不能只是沉溺在八◯年代。看望过去的理由,是为了看接下来要如何走。现在要做 gay 会比以往简单,认识人的管道也多,但这么多复杂的选项,反而令人更迷糊。这些更多的选项,真的能让孩子们理解性是什么?爱是什么吗?譬如阿龙,他对于异性有感觉,但又同时认为他做酒店小姐的女朋友是不干净的,在这种羞耻心之下,还有更深一层的羞耻:若爱的是同性,他喜欢的会是年纪大的五十几岁的欧吉桑,这样反而让他更困惑——做了同志,他将成为边缘世界里更边缘的人。开了门之后,才知道那是另一个世界,才发现自己的心何其复杂,真正面对自己也更困难。揭开问题,并不代表就会得到答案。
何:在 gay bar“美乐地”门前的众多鬼魂聚会,让读者心惊胆破,此情节是否暗喻了什么?
郭:鬼故事很难处理。在所有的文本里都存在着鬼,不是那种眼睛看到、撞邪的鬼,我想要拉出来的鬼,是在故事、历史、记忆里的鬼,让它自然呈现出来。我想要抓住故事里本身的鬼,就算读者看到也不会觉得奇怪,像是我的《夜行之子》《惑乡之人》里面都有鬼呀。我一直企图跟不同的鬼沟通,毕竟,鬼比人有趣多了。我想要将有形/无形、阳间/阴间这样的空间概念打破,就像是那一间 gay bar,进去便是一个梦,可以通往各处。我想要创造出一些新的鬼,而这些鬼都是同志,我觉得很有趣。
何:《断代》的一些章节,引用了王尔德、萨特、E. M. 福斯特、加缪的名句作为引言,是否与小说主题有所关联?
郭:确实很有关联。我想探索一个新时代的存在主义需要思考的问题。我想要回到存在主义式的提问:关于同志的“存在”是什么?早年存在主义宣布了上帝已死,现在我们一步步走向更无所依靠的世界。我企图用小说提供了一个假设:人类除了没有神,而同时以往相信的性、婚姻、家庭三者合一的关系也可能面临崩解,那会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问题探到底处,是不分同性或异性恋的。“我究竟是谁?”究竟“我”是社会给我的位置、是用你如何爱或选择不爱所做的宣誓?还是存在其他意义?我的小说希望能给有这些对存在抱持疑问的读者来看,就算你不是同志,也能从这些问题看见自己。
——《联合文学》杂志三六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