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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就是男女问题,这谁不知道呢?一个男人生活作风出了问题,一定是搞了女人,问题越严重,搞的女人越多。我那时候十三岁,性腺半生不熟,我知道父亲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男人,就要搞女人,但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搞了多少?搞那么多女人有什么用呢?这事不好问别人,张不开口,我自己琢磨,琢磨得下身勃起了,就不敢再琢磨了。我不敢勃起,因为我母亲不准我勃起,勃起是对她最大的冒犯。她不管我是故意还是无意,一律严惩不贷。有一天早晨,我梦见了熟悉的综合大楼的楼梯,很多年轻貌美的女人像孔雀一样开着屏,朝父亲四楼的办公室拾级而上,她们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地走,走到三楼,每个人都转过身子,对我回眸一笑。我陶醉在一种陌生而美妙的幻觉里,迷迷糊糊的,我被母亲用塑料拖鞋打醒了,她愤怒地瞪着我支起来的短裤,把我打下了床。她一边打一边骂,无耻的孩子,下流的孩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翘得那么高要干什么?我让你学他的坏样,让你无耻,让你下流!
母亲对男性生殖器感到厌恶和愤怒,我的也一样受牵连。她与父亲的决裂从分床开始,他们划清了界限,但没有马上分道扬镳。起初我以为母亲要挽救父亲,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挽救,也不是恩赐,是一种债务清理。父亲在母亲的眼里已经贱若粪土,没必要挽救了。她要留下时间做一件事,什么事?惩罚。她放不下自己的这项特权,她要惩罚父亲。母亲最初的设想是惩罚父亲的精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的精神,正如他突然弯曲的脊背,已成一堆废墟,没有多少惩罚的余地了。于是,先惩罚父亲的精神还是先惩罚他的身体,便成为母亲两难的选择。
母亲早晨出门的时候,父亲替她搬过自行车,叮嘱道,路上小心,骑慢一点。母亲说,你那脏手别碰我的自行车,我骑慢骑快不关你的事,让拖拉机撞死了才好,干脆一了百了。父亲知趣地离开自行车,说,那你广播念稿子慢一点,千万别出错,现在墙倒众人推,别给人抓住辫子。母亲冷笑一声,说,多谢你,你还在充善人,现在我还有什么资格念稿子?谁敢给我开麦克风?你知道我在广播室干的什么事?我天天给张小红剪报纸呢!母亲说到她给同事剪报纸的时候情绪失控了,屈辱使她歇斯底里,她的手突然朝地上一指,库文轩,都怪你,你死有余辜,给我跪那儿去,给我跪着!
父亲惊愕地看着母亲,他说,这是你不讲理了,我是好心嘱咐你几句,你怎么能让我下跪呢?
母亲的手不依不饶地指着院门口的地面,跪下,你这种人不配站着,只配跪!你到底跪不跪?今天你不跪,我就不去上班了!
父亲犹豫起来,也许他在心里评估自己的罪恶,是否必须要以下跪来洗清。我在房间里窥视着僵持不下的父母亲,他们大概对峙了两三分钟,父亲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朝我的房间窗户观察了一眼,扯了扯裤腿管,慢慢地跪下了,跪下了。他跪在院门口,对母亲故作轻松地笑着,跪就跪吧,我死有余辜,该跪。
母亲脸上的愤怒不见了,她的表情风云变幻,看不出来是满足还是不满,也许是一种深深的悲伤而已,她的眼睛着了魔似的,死死地盯着父亲的膝盖,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你跪在院门口什么意思?让街坊邻居来参观吗?人家一开门就看见你了,你还有脸笑?你不嫌丢脸我嫌丢脸!
父亲站起来,嘀咕道,你还记得注意群众影响,很好,那我跪哪儿合适呢?他朝四周扫视了一圈,物色了大枣树下面的一块石锁,他缓缓地跪在石锁上,抬头看着母亲,表情有点讨好,有点无奈。母亲扭过脸去,推了自行车就走,走到院门口,我看见她去拔门闩,拔了几次都没有拔下来。母亲突然回过头注视着石锁上的父亲,她已经泪流满面,我听见了她凄厉的尖叫声,你气死我了!让你跪你就跪?库文轩我告诉你,男儿膝下有黄金你懂不懂?你这种男人,看以后谁会瞧得起你?
父亲在石锁上欠起身子,仰望着母亲,看上去他有所触动,一个膝盖下意识地抬了起来,另一个膝盖却服从向下的惯性,按兵不动。母亲出门后他慢慢地站起来,我冲出了房间,父亲发现了我,羞惭的表情从脸上一闪而过,他拍着膝盖,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闹着玩的,东亮,你最近为什么不甩石锁了?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就说出了两个字,没用!
什么有用没用的?锻炼身体嘛。父亲弯着腰站在大枣树下,讪讪地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苦笑了一声,是没用,东亮你说对了,什么都没用了,我们这个家快要散了,你母亲,迟早要跟我决裂的。
我不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父亲回家后,一种幼稚而紊乱的理性让我摇摆不定,有时候我同情母亲,更多的时候我怜悯父亲。我盯着父亲衬裤膝盖处的两块黑印,目光小心地向上攀升,我看见他衬裤的褶皱凸显了一个中年男子阳具的形状,斜向下垂,垂头丧气的,像一个毁坏的农具挂在干瘦的树上。我不知道父亲勃起时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父亲搞了多少女人,时间,地点,细节,她们都是什么样的女人?一些幽深而复杂的联想遏制不住,我的目光鬼鬼祟祟,引起了父亲的警觉,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衬裤,厉声问我,东亮你在看什么?你往哪儿看?
我吓了一跳,赶紧转过脸去,说,我看什么了?我什么也没看。
父亲恼怒地扯了一下自己的衬裤,撒谎!你告诉我,刚才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躲避着父亲的目光,嘴里申辩道,你又看不见我脑子,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什么也没想。
父亲说,还嘴犟?你脑子里一定在动什么坏念头,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我被他逼急了,横下一条心,对着他嚷嚷起来,妈妈说得对,公狗才乱搞母狗!你到底为什么要乱搞女人?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都要怪你的——我没能说出那两个字来,父亲慌张地瞪着我,两只手掐住了我的喉咙,把那两个字消灭在我喉咙里了。即使在愤怒中,他还是保持了冷静,也许怕我窒息,很快他松开了手,在我脸上补充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他说,没想到两个月不见,你这孩子就不学好了,整天在琢磨什么?下流透顶!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也骂我下流,与母亲相比,他是没有资格骂我下流的,如果说我下流,那是因为他先下流了。我有满腹的委屈,可我不愿意对父亲说。我正要往屋子里跑,听见院门被撞开了,铁匠的儿子光明拿了个铁箍站在我家门槛上,一声声地喊着,空屁,空屁,我来营救你,我们去滚铁箍吧!
谁要你营救我?我没好气地骂了光明,滚什么铁箍?滚你妈个头去!
我父亲疑惑地看着光明,光明你过来一下,我问你,你叫我家东亮什么?
空屁。光明爽快地回答,叫他空屁呀,现在大家都叫他空屁了。
讨厌的铁匠儿子被我赶走了,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祸害,他泄露了我的绰号。我父亲对这个绰号很好奇,你为什么叫空屁?他皱着眉头审视着我,以前你没有绰号的,叫什么绰号不行,为什么要起这么难听的绰号呢?
你去街上问别人,我不知道。空屁就空屁,我不姓你的姓了——我不姓库,姓空;我也不叫东亮了,我的名字是屁,我叫空屁。
你给我住嘴,告诉我,这绰号是谁给你起的?
告诉你有什么用?你没用了。我忽然感到伤心,朝父亲嚷嚷起来,都怨你,你把我也连累了!你以后什么用也没有了,我是空屁,你也是空屁!
父亲沉默了。他走到门边,探头朝门外的街道张望了一眼,马上就把门闩上了。很好,很好,我也是空屁,你别委屈了,是我先做了空屁,你才变成空屁。他嘟囔着,突然苦笑一声,骂了句脏话,妈了个×,回到家,还是隔离审查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工作组审查我,老婆审查我,儿子也审查我!他嘴里发着牢骚,目光几次与我对接,都闪开了,他不敢看我怨恨的眼睛。
后来父亲蹲在横跨院子的晾衣绳下,打量绳子上的一堆鲜艳的演出服装。那都是我母亲年轻时候穿过的,她悉心保存着那些服装,每年冬天都要拿出来晾晒。绳子上悬挂的是春天,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有维吾尔族的小花帽、镶嵌金线的黑背心、翠绿色的灯笼裙,有藏族的半截袖、毡靴、彩条围裙,有朝鲜族妇女的白色长裙和红色腰带,还有两双芭蕾舞鞋,像四把美丽而柔软的刀子,耀武扬威地挂在绳子上。
父亲仰着头,不时地眨巴着眼睛,看得出来,他是在借助那些服装回忆母亲风华绝代的舞台生涯。他拨弄了一下芭蕾舞鞋,摘下小花帽,轻柔地掸着帽子上的灰尘,我听见他在一声声地叹气,然后他突然与我谈起了母亲的艺术才华,表情看起来非常沉重。东亮啊,你母亲最可怜,我连累了她,她什么舞都能跳,什么歌都能唱,这下哪个文艺团体也调不进去了,可惜了那么好的艺术才华!我说她不调走才好,要不然我们家谁洗衣服?谁做饭?我父亲失望地瞪着我,你这孩子没出息,光知道吃。我说,不跳舞不唱歌死不了人,不吃饭要饿死人的!父亲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这都是谁给你灌输的庸俗思想?我们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大概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不适宜谈教育,教育的话题突然中止,他站起身朝我走过来。东亮,我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记在心里。他拍打着我的肩膀,说,现在我们家是非常时期呀,我告诉你,以后要想吃你母亲的饭,要想维持我们这个家庭,都靠你了,你一定要好好表现,要让她高兴,千万千万别惹她生气!
我听懂了父亲的叮嘱,非常时期,我知道母亲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可惜这个责任落在我肩上,有点张冠李戴,我没有什么信心取悦我母亲。说起来悲哀,我只有惹她发怒的诀窍,至于母亲的快乐,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不了解我母亲,不了解她的心,她在文艺舞台上的笑脸是伴随音乐绽放的,家里没有舞台没有音乐,我从来不知道母亲高兴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还是先说说我母亲乔丽敏的艺术才华吧。
她年轻时候是油坊镇上出名的美人,是群众文艺活动的明星,人称油坊王丹凤。如果不是腰身略长,腿稍短,她就比那个电影明星更加美丽更加出众了。她凤眼葱鼻、鹅蛋脸,能歌善舞,尤其音色善变,可以甜美,可以高亢,除了文艺舞台之外,最能展示母亲才华的其实是高音喇叭。对于油坊镇居民来说,广播员乔丽敏字正腔圆的声音是一个神奇的风向标,中音区代表着国内国际形势一片大好,次中音区代表工农业战线捷报频传,次高音区代表人民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最令人叫绝的是她的高音区,那音色里隐藏着稀有的金属质感,带有天然的穿透力和震撼力。在一次公审大会上,她呼喊的口号竟然让历史反革命分子郁文荪当场小便失禁;还有一次,她的口号还没喊完,收购站的贪污腐败分子姚会计就昏倒在台上了。你如果在现场听过我母亲呼喊口号,就知道这不是笑话,她是用整个生命在呼喊,因此她呼出的口号总是气贯长虹,响彻云霄,那声音像一串华丽流畅的惊雷在油坊镇上空炸响,惹得街上鸡飞鸭跳,猫狗发傻,台下所有人的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而一些天生有耳疾的人,由于耳膜脆弱,经不起刺激,不得不提前用棉球塞住自己的耳朵。
父亲曾经说,母亲浑身上下透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风韵。革命与浪漫,都是她追求来的结果。她的少女时代是在马桥镇度过的,她的美貌和文艺才华早就被人注意,但马桥镇的世界太小,少女乔丽敏在那里英雄无用武之地。也不知道是妒忌还是偏见,马桥镇人对母亲的评价显得不三不四,他们暗地里叫她“肉铺家的王丹凤”,这绰号暴露了我母亲的出身门第,也暴露了我母系的血缘。在马桥镇上我有个外祖父,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为什么呢,他是屠户出身,一辈子在宰牲口卖猪肉,这门第不是资产阶级,不是地主富农,但也绝对不是无产阶级,这不三不四的家庭出身,与母亲是不匹配的。传说外祖父在饥荒年代卖过人肉馒头,来一次运动,这丑闻就被张扬一次,我母亲无法忍受这种屈辱,一个逃离家庭的计划悄悄酝酿了好几年,终于在她十八岁那年付诸实现。有一次回家,她打碎了心爱的储蓄罐,一边清点储蓄罐里的钱,一边向家里人隆重地宣布,她与这个家庭划清界限了。家里人问她,怎么划清?她说,不吃你们的,不穿你们的,我出去独立生活。家里人又问,你一个女孩子家,靠储蓄罐里这点钱怎么独立生活?你到底有没有对象?你的对象到底是谁?母亲对家里人低估她的未来很愠怒,她说,什么对象不对象?我的对象,告诉你们你们也不懂,我的对象就是文艺舞台!你们别怨我狠心,我不跟你们划清界限,你们就会影响我的前途,你们不要前途,我要前途!
我母亲离开马桥镇的肉铺后在很多地方奔波,她报考过北京的歌舞团、装甲兵的文工团、外省的越剧团、地区的京剧团,甚至还考过一个杂技团,不知为什么每次都是虎头蛇尾,最后一关总是过不了,人家不是嫌她腿短,就是嫌她家庭出身不过硬,总之,正规的文艺团体都不收她,她的盘缠用光了,信心也受到了打击,就放低了要求,转而把目标锁定在群众文艺的舞台上。退一步海阔天空,她顺利地进了丰收氮肥厂,那厂里有一支金雀河地区著名的文艺宣传队。在丰收氮肥厂的文艺宣传队里,我母亲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她的美丽终于引人注目了。宣传队员白天包装化肥,利用晚间业余时间排练节目,我母亲不是领舞就是领唱,她走出氮肥厂的大门,蓝色工作服上散发着氨水的气味,但敞开的衣领里有一个鲜艳动人的舞台世界。我父亲那时候还在林场锻炼,他去氮肥厂采购化肥的时候遇见了母亲,第一次见到母亲,他吃惊地发现她工作服里的酱红色的丝绸小袄,原来是跳红绸舞的舞台服装,他不知如何评价她的穿着打扮,更不知如何总结这姑娘身上奇特的魅力。我父亲第二次与母亲见面,是熟人撮合的约会,地点在化肥厂外的排污渠边。父亲看见母亲从后门口袅袅婷婷地走出来,身上打扮仍然鲜艳夺目,这次她的内衣是水绿色的,也很眼熟,他想起来那是跳采茶舞的服装,这次他斟酌过了,第一句话就奉承了母亲,也打动了母亲,他说,小乔同志,你的身上,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呀。
我父母的恋爱,与其说是恋爱,不如说是发现,是一次互相发现,父亲发现了母亲的美貌和才华,母亲发现了父亲的血统和前途。父亲的身高比母亲矮半个头,他们的婚姻,从前看来就不匹配,不匹配,却有结合的理由,直到那年九月父亲的问题东窗事发。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我父亲勾引妇女惯用的第一句话,某某某同志,你的身上,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呀。母亲说她的肺气炸了,也许是她平时过多使用胸腔共鸣,她的肺部似乎特别敏感。我亲耳听她对医院的郝医生描述过肺部古怪的反应,郝医生,我一看见东亮他爸爸就喘不出气来,一看见他的人影,我的肺噼噼啪啪地响呀,我的两片肺叶,至少爆掉一片啦!
愤怒和伤痛使母亲再度发现父亲,牛粪乔装成花园,欺骗了鲜花,她一朵鲜花终究还是插到了牛粪上。那年冬天母亲对这个家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我父亲预感到母亲的心离家越来越遥远,他束手无策,派我去关心母亲。可是每次我去对她表示关心的时候,母亲总是不领情,你总在我面前晃什么晃?你拿杯茶来干什么?谁告诉你我要喝茶?我知道是谁教你的,没用,没用了,我对你们两个人,都死心了。我一气之下就当着她的面,把一杯茶都泼在水池里了,这一下惹恼了母亲,她过来揪住了我耳朵,你要死呀,这么好的茶叶一口没喝就泼掉?你不会挣钱倒会浪费!
说到底我还是擅长惹恼母亲,我就知道会这样。父亲对我的指望落空了,我对自己的表现也很失望,别人都叫我空屁,我就像一个空屁,即使在我母亲身边,我也像一个空屁。我没有办法讨好母亲,我没有办法留住母亲。
母亲开始把洗好的秋装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一只樟木箱里,而她以前那些珍贵的舞台服装,都装进了一只皮箱。那皮箱也珍贵,是我母亲辉煌的文艺生涯的凭证,箱盖子上印了一圈红字,丰收氮肥厂,奖给群众文艺演出积极分子。
我们一家三口最后的家庭生活凄凉不堪,甚至吃喝拉撒都充满了冰冷的条文和纪律。母亲把家务分成了三份:一份归她自己,主要负责我和她的午餐晚餐;另一份归我,主要是扫地抹灰倒垃圾;第三份家务繁重得多,早晨为一家人准备早餐,每天两次打扫厕所,包括我父亲自己的所有日常生活料理,他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由自己负责。母亲在分配这些工作时明确表示,我这是为你们好,我不会给你们做一辈子老妈子,锻炼锻炼,对你们自己有好处。
也就是那年冬天,我发现了父亲和母亲之间最后的秘密。我母亲仿照了工作组的模式,将他们的卧室临时开辟成一个隔离室,对父亲执行了最后的审查,只不过审查者是我母亲,主题便稍有局限,可以想象,主要内容都集中在父亲的生活作风问题上。母亲的审查通常在夜里七点过后,有线广播里《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音乐响起来,母亲就进了卧室,她打开上锁的梳妆台抽屉,拿出她的圆珠笔和工作手册,对着外面喊,库文轩,你进来!我父亲有一次赖在茅房里不肯进卧室,母亲让我去敲厕所的门,你去,快去把他拉出来!我不肯去,她自己去了,拿了把扫帚,用扫帚柄捅厕所的门,捅了好久,父亲终于被她捅出来了,打开门,弯着腰从扫帚下穿过,他大叫一声我受不了啦,准备朝院门外逃跑,我母亲在后面发出一声尖利的冷笑,看着他跑。父亲跑到门边站住了,回头看着母亲,我什么都说了,没什么可交待的了,我要出去散散心!母亲用扫帚指着他,严厉地说,你开门,你出去散心呀,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看看油坊镇上还有没有你散心的地盘!
母亲击中了要害,父亲果然没有勇气出去了,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终于驯顺地跟着母亲走进了卧室。卧室门窗紧闭,拉上了红色的窗帘,父母的身影一高一矮,都泛出一种猩红色的光晕,在灯光下晃动。大家心照不宣,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应该是关门审理的,他们采取了严密的措施提防我,他们越是提防我,我偷听的热情就越是高涨。事关人的下半身,好多事是难以启齿的,父亲做那些事很大胆,说这些事却很害羞,问深了,问细了,他招架不住,开始躲避,他尝试用闪烁其词、避重就轻的方法回答母亲的问题,这都被母亲看做消极对抗。她控制不住自己,就把家里的卧室当成了公审大会的现场,有一次我清楚地听见母亲高亢愤怒的声音传到了窗外,余音袅袅,飘荡在夜空中,<b>库文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b>!
其实他们越是吵闹,我越是不在乎;他们越是安静,我越是害怕。那天夜里房间里突然一片死寂,我什么也听不见了,那片死寂让我恐惧。我爬上了院子里的大枣树,视线轻易地穿过了房间的气窗。我看见灯光下的父亲和母亲,母亲拿着她的工作手册,坐在梳妆台边,满面是泪,而我的父亲,正像一条狗似的跪在母亲的脚下,他在褪他的裤子,他又在褪裤子了。他撅着屁股,向我母亲展示着光荣的鱼形胎记。我看见父亲苍白的干瘪的臀部,在暗红的灯光下闪烁着尖锐的光。母亲扭过脸去,她在哭,她哭得喘不过气来了。父亲很固执,裤子一直褪到膝盖下,他开始在地上爬,母亲的脸转到哪里,他就往哪里爬,突然,他一把抓住了母亲的脚,嘴里吼叫起来,快看我呀,你以前喜欢看的,现在为什么不能再看一眼?看我的胎记,我是邓少香的儿子,是真的!看啊,看清楚,一条鱼呀!我是邓少香的儿子,你别急着跟我决裂,决裂也别离婚,离了婚,你以后会后悔的!
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眼泪,说不清楚是为父亲而流,还是为母亲而流。我说不清楚,我的眼泪是对他们的怜悯之泪,还是恐惧之泪,是伤心过度,还是惊吓过度。我从大枣树上下来,看了看我的家,看了看头顶上暗蓝色的夜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天空就止住了眼泪,我抹干了眼泪,对着天空,恶狠狠地说,离婚就离婚,反正都是空屁!
他们的离婚算是顺利的。有一天早晨我开门出去,看见我家门上贴了一张大红喜报,不知道是什么人张贴的:<b>热烈欢迎库文轩同志到向阳船队安家落户</b>。落款是<b>向阳船队全体船民</b>。早晨来了喜报,下午我父母亲就离婚了。我是他们唯一的问题。跟父亲就去向阳船队,跟母亲就留在油坊镇上,我又想去船上,又怕离开岸上,我对父亲说,我半年在船上跟着你,半年在岸上跟着她,行吗?我父亲说,我这儿行,去问你妈妈,她那里恐怕不行。我去问我母亲,母亲恼怒地对我喊道,不行,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这种人教育过的孩子,让我怎么教育?
不选不行。两堆不幸的礼物摆在我面前,一堆是父亲和船,一堆是母亲和岸。我只能选一样,我必须选一样。我选择了父亲。如今船民们偶尔还会谈起我当年的选择,他们絮叨地假设东亮如果跟着乔丽敏,他会怎样怎样,库文轩会怎样怎样,乔丽敏又会如何如何,我不听,这假设没有意义,假设都是空屁。就像水跟着水流逝,草连着草生长,其实不是选择,是命运,正如我父亲的命运,与一个女烈士邓少香有关,我的命运,注定与父亲有关。
是腊月里的事,街上天寒地冻,空气里提前飘荡着为春节熬猪油的香气,油坊镇上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年,我们家不过年。我在油坊镇上的家要消失了,怎么过年呢?我们去船上,母亲也要搬家。我不知道母亲搬家为什么那么仓促,就像急于离开坟墓一样,她手忙脚乱,不停地催促她请来的两个码头工人,快点,请你们快点。结果她把一只花布包扔在我的床上了,我随手一翻,从花布包里翻出了那本工作手册。母亲用画报纸为工作手册制作了一个封套,乍一看,工作手册就像一本隆重出版的书籍,封面是《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大半个红润的脸,封底可见李铁梅的一只手,举了一盏完整的红灯。母亲搬家的时候父亲躲在茅房里,我只有很短的时间思考,怎么处置这个特殊的本子,结果我做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不上交父亲,也不归还母亲,我把那本工作手册藏在了我的被褥下面。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由于母亲的疏忽,还是故意的安排,也许离婚终结了一切恩怨,她想把父亲的罪证交给他自己处理吧?我不清楚,也不敢问。我不知道我是为谁隐藏这个本子,是为了父亲,还是为了母亲,也许是为我自己?这个不可声张的秘密,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对母亲的记录倒背如流,或者说我对父亲的罪状倒背如流。我记得工作手册上的每一个字,即使是怀着愤恨,母亲的字迹仍然工整,娟秀。平心而论,手册上的主题内容并没有超越我的想象,生活作风就那么回事,母亲记录了我父亲对她的背叛:数量、时间、地点,偶尔地她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些愤怒的批注:无耻、下流、气死我了,还有一些红墨水画的感叹号,看上去血淋淋的。最让我吃惊的是一些姑娘媳妇的名字,竟然有那么多女人与父亲有染,我同学李胜利的母亲名字也在上面,还有赵春堂的妹妹赵春美,还有废品收购站的孙阿姨,还有综合大楼的小葛阿姨、小傅阿姨,她们平时多么端庄、多么正派啊!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她们的名字都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