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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黑色笔记左边“来源”一栏下继续空着。然而，右边“钱”的标题下却记满了文字。］
五色镜电视台的里杰纳德·塔勃洛克先生致安娜·沃尔夫的信：上周，我阅读了你的大作《战争边缘》——当时只是偶尔翻翻，这我必须承认！但我即刻被它的新颖而诚挚的笔触吸引住了。当然，我们一直很关注电视剧的合适主题。我很想为此事跟你谈谈。不知你是否愿意于下周五下午一时跟我一起喝点什么——你认得大波特伦街的黑牛餐馆吗？请务必打个电话给我。
安娜致里杰纳德·塔勃洛克的信：非常感激你的来信。但我有必要马上对你说，我所看过的电视剧几乎没有一部能激励我为此种宣传媒体枉费笔墨。非常抱歉！
里杰纳德·塔勃洛克致安娜的信：非常感谢你如此坦诚。很赞同你的看法，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要给你写信的原因（我刚看完你的美妙的《战争边缘》）。我们迫切需要真正完美的、富有新意的好剧本。请于下周五跟我在红男爵酒家共进午餐。那是一家不显眼的小餐馆，但他们的牛排很不错。
安娜复里杰纳德·塔勃洛克：非常感谢，但我确实不是说着玩的。如果我相信《战争边缘》能够改编成电视剧，并多少让自己感到满意的话，那我的态度早就不一样了。但事情就这样明摆着——你的诚挚的安娜·沃尔夫。
里杰纳德·塔勃洛克致沃尔夫小姐：多遗憾啊，因为像你这样富有令人愉快的正义感的作家没能够多几个。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不是如饥似渴地寻找真正的创造天才，那我也不会写信给你了。电视需要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请于下周一在白塔楼餐馆跟我共进午餐。我觉得我们需要认认真真、安安静静地长谈一次。你的极其诚挚的里杰纳德·塔勃洛克。
在白塔楼跟五色镜的里杰纳德·塔勃洛克共进午餐。
账单：六英镑十五先令七便士。
准备换装赴约时，我心里想：摩莉一定很喜欢这种事——扮演某个角色什么的。觉得自己真像个“女作家”了。我有一条裙子，就是太长了些，上衣也极不合身。穿上裙子和上衣，戴上一些附庸风雅的珠子。是几颗长长的珊瑚耳环。看上去很有点像模像样了。但总觉得一点也不舒服——好像里面裹着的不是自己的身体。很气恼。一个劲地想摩莉也无济于事。最后一分钟总又换回原装。真折腾人。塔勃洛克先生（“叫我里奇吧”）很感吃惊，他早就在那里等待女作家了。一个中年英国男子，很和气，很英俊。沃尔夫小姐——我可以叫您安娜吗——您最近在写点什么？“我靠《战争边缘》的版税过日子。”自己也感到有些吃惊——那口气好像我只对钱感兴趣。
“那它一定很成功吧？”“译成了十五种语言。”我抛下这么一句。他滑稽地做了个鬼脸——妒忌的表示。我摆出一个有献身精神的艺术家的姿态说：“当然，我不想匆匆赶写第二部。第二部小说太重要了，你说是吗？”他显得高兴起来，并松了口气：“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写出一流的作品。”他叹息道。“你一定也在写吧？”“你真聪明，一猜就猜对了！”再次不由自主地扮了个滑稽可笑的鬼脸，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笑意，“我抽屉里藏着一部刚写了一半的小说——这份工作让人腾不出多少时间来写东西。”这个话题占用了我们吃蒜味明虾和主菜的全部时间。我等着他开口。“当然，一个人总得不停地去奋斗，才能钻出蜘蛛网，不致使自己的事业半途而废。当然，他们什么也不懂，我是说上面那些混饭吃的人。”（他自己就处在那条通向“上面”的阶梯上。）“一点也不懂。他们一个个愚蠢透了。有时候你会想，这都是何苦呢？”然后点了份哈尔瓦(1)并要了土耳其咖啡。他点了支雪茄，给我买了香烟。至此为止，我们还没谈及那本美好的小说。“告诉我，里奇，为了拍摄《战争边缘》，你打算把摄影组带到中非去吗？”他脸上的表情凝滞了一会儿，但随即又松弛开，依然神采奕奕：“哦，我很高兴你问起这个。当然，这确实是个问题。”“你不觉得场景在那部小说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吗？”“哦，很重要，我同意。写得妙极了。你对场景的感觉真敏锐！真的，我几乎能闻到那里的气息，写得太妙了。”“你是不是就在制片场里拍？”“是呀，这是个关键的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找你谈的原因。告诉我，安娜，如果有人问你：您的那部大作主题是什么，你将怎样回答呢？说得简单点，当然，电视实质上是一种简单的宣传工具。”“简单地说，它的主题是种族隔离。”“哦，我很赞同你的意见，那是很可怕的事。当然，我自己并没有经历过，但当我读了你的小说——太可怕了！但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的意思——我希望你能理解。光凭魔术箱……（扮了个鬼脸）……是不可能把《战争边缘》按原作的样子拍出来的。有必要进行简化，将最美妙的核心内容留着不动：如果把场景放在英国，不知你会怎么看——你先听我说，如果我把我的道理说清楚了，相信你一定不会反对我——电视的关键在于视觉效果，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始终是问题的关键，但我总觉得我们的作家往往把它给忘了。现在就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吧。这是一个战时的空军训练基地。地点在英国。我自己就在空军服过役——哦，不是穿蓝衣服的军人，只是办事人员——也许这也正是你的书为什么使我印象那么深刻的原因：你把气氛渲染得太妙了……”“什么气氛？”“哦，我亲爱的，你真了不起，真正的艺术家都那么了不起，有时候你们连自己写了什么都不知道……”我实在忍不住插了一句：“也许我们其实是知道的，只是不想说出来。”他皱起眉头，决计不答我这茬，并继续说下去：“正义是它美妙的主题——但一切都那么令人失望——太激动人心了——我还从来没有那样激动过……好了，我想要建议的就这一些：我们要把小说的核心保留下来，因为它太重要了，我是这样想的。空军基地。一个年轻的飞行员。他爱上了一个当地的女孩。他的父母反对——阶级的偏见。唉，在我国，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两个情人不得不分手。最后是发生在火车站那扣人心弦的一幕——他要走了，我们知道他不久将阵亡。你觉得这不好吗，请你仔细想想——依你看该怎么处理好呢？”
“你是想让我重写一个本子吧？”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你的故事基本上是一个爱情故事。不错，它是写爱情的。种族问题是非常……哦，我知道，种族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种事实在太可恶了，但你的故事实质上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那都明摆着，相信我吧，是那么回事——就像那部《派系之争》一样，我真希望你能像我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你必须记住：电视的关键在于视觉。”“看清楚了，你当然可以把小说《战争边缘》弃之一边，另起炉灶。”“不完全抛开，因为小说已有很好的口碑，而且也确实写得精彩。我想把书名留下。‘边缘’一词显然不是地理学上的含义，是不是？实质上不是，对吧？我就不那么看。这是一种经验的边缘。”“好了，也许你最好写封信给我，把你们重新创作电视剧的条件一一列出来。”“不完全是重新创作。”（古怪地眨了眨眼睛。）“把《战争边缘》改编成《派系之争》那种样子，你不觉得那些已经读过这本书的人会感到很吃惊吗？”（又古怪地扮了个鬼脸。）“亲爱的安娜，不会的，他们对任何事都不会感到惊奇，面对魔术箱，他们怎么可能惊奇呢？”“好了，这顿午餐吃得很满意。”“哦，亲爱的安娜，你是对的，你当然是对的。但凭你的聪明，你肯定知道我们不可能到中非去拍摄，上面那些混饭吃的人是不会让我们得到那样一笔款子的。”“当然不会——这一点我本来应该在信中提醒你。”“它可以拍成一部很好的电视。告诉我，你想不想让我跟我在电影界的一个朋友提一提这件事？”“早就有人为我提过了。”“哦，亲爱的，我懂了，我完全懂了。我想，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继续去努力。每当我晚上回到家里，看了看案上——那里少不了总有十来本书，上百部稿子有待我去审阅，而抽屉里还有我自己那部写了一半，已好几个月没有时间看上一眼的小说——我总安慰自己：在这个蜘蛛网里，我毕竟在做一点富有新意、靠得住的事——请考虑考虑我的建议吧，我完全相信这是可行的。”我们动身离开餐馆。两个侍者向我们鞠躬。里杰纳德拿了他的外衣，向侍者手里塞了一枚硬币，脸上露出歉意的笑容。我们来到人行道上。我很不满意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呢？从五色镜电视台的第一封来信中，我就知道事情会有什么结果。惟一意料不到的是：他们比原先预料的还要糟。既然我明明知道，为什么又要上这里来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吗？我的厌恶感逐渐变成了另外一种我很熟悉的情感——即某种轻微的歇斯底里。我清楚地知道，再过一会儿，我就会说出一些恶言粗语，诅咒起别人或谴责起我自己。那时候，我要么克制住自己一言不发，要么就大发宏论，弄得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走在人行道上，他想着如何跟我分手。我们朝托特纳姆大街的地铁站走去。我说：“里奇，你知道我到底想怎样来处理《战争边缘》吗？”“我亲爱的，告诉我吧。”（他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我想把它改编成一部喜剧。”他吃惊地站住了，随即又继续往前走：“喜剧？”他迅速瞟了我一眼，目光中分明流露出对我的不满。他说：“亲爱的，这部小说气势磅礴，完全是一个悲剧，我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任何喜剧的场面。”“你还记得自己曾谈到过的那种大骚动，即战争的脉搏吗？”“我亲爱的，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本书写的也正是这个。”停顿了一会儿。那张英俊而富有魅力的脸绷紧了：他看上去显得既警觉又谨慎。我的声音硬邦邦的，充满怒气和厌恶。自我厌恶。“现在请你告诉我：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我们已经来到地铁的入口处。那里挤满了人。卖报人的脸长得很丑陋，简直就没有鼻子，只有一张长着一口兔牙的嘴巴，眼睛则深深陷进长满疮疤的眼眶里。“好了，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你的故事吧。”我说，“年轻的飞行员，勇敢而英俊，但有些鲁莽。当地的少女，某个当地商人漂亮的女儿。战时的英国。培训飞行员的基地。就这些。请你记住，这种场景我们在电影里已司空见惯——飞机飞过德国上空。反映飞行员乱糟糟的生活的镜头——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与其说漂亮不如说性感，但她们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飞行员天性粗野。一位英俊的军人在读母亲的来信。壁炉架上放着运动奖品。”停顿了一会。“我亲爱的，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样的电影我们确实拍得太多了。”“飞机着陆了。少了其中两位。一大班人站在那里等待着，注视着天空。喉头的肌肉僵住了。有关飞行员宿舍的镜头。空空的床位。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他一言不发。他坐在那里看着那张空床。喉头的肌肉僵住了。他向那张空床走过去。床上放着一只玩具熊，他拿起玩具熊。喉头的肌肉僵住了。再来点飞机着火的镜头。镜头换成抱玩具熊的年轻人，双眼紧盯着一个姑娘的照片——不，不是姑娘，最好是一只牛头犬。镜头再切回到燃烧的飞机上去，还有国旗。”沉默了一会儿。长着一张兔子脸、没有鼻子的报童在呼叫：“金门开战了！金门开战了！”里奇觉得自己确实弄错了，他于是笑笑说：“我亲爱的安娜，你刚才用了喜剧一词。”“你很敏感，不会看不出这本书真正谈的是什么——对死亡的沉思。”他皱起眉头，那皱起的眉头这一回没有马上松弛开。“，我很惭愧，我得修正一下自己的意见了——让我们拍一部表现无益的英雄主义的喜剧片吧。让我们改编成这样一个不幸的故事吧：二十五个年轻人正值风华正茂时丢了性命，留下一大堆玩具熊和足球赛的奖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超然地望着天空，那里，又有一队飞机穿过蓝天飞往德国。她喉头的肌肉僵住了。这怎么样？”卖报人还在叫：“金门开战了。”突然，我觉得自己好像就站在一部经过改编的剧本的某个场景里。我开始笑了起来。这笑声有点歇斯底里。里奇看着我，皱起眉头，表示他很反感。他的嘴巴原先还特意微微张开着，表示他渴望摆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此刻却显得有点儿恶意和刻毒。我停止了笑，我那突发的恶劣的心情一下子消逝了，我又变得清醒起来。他说：“好了，安娜，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必须保住自己的饭碗。那里确实存在着一个喜剧性的主题——但那是电影表现的东西，不是电视。是的，我能够看出这一点。”（由于我恢复了常态，他说话时也恢复了原有的姿态，）“当然，这种喜剧很残忍。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会接受它。”（他歪了歪嘴巴，又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看了我一眼——他不相信我们间多出了一份恨意，我自己也不相信。）“它会成功吗？那场战争毕竟已结束了整整十年——那显然不是电视应反映的东西。电视只是一种简单的媒体。它的观众——我其实用不着对你说，那是一些最不聪明的观众。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我买了一份报纸，报上有这样一个标题：“金门开战了”。我以闲谈的口吻说：“只是因为那里在打仗，我们才多认识了一个地方。”“我亲爱的，你说得对，事情简直太糟了，不是吗？我是说我们大家都太消息不灵了。”“我一直让你站在这里，你一定得回你的办公室了。”“时间确实不早了，再见，安娜，见到你真是件开心的事。”“再见，里奇，谢谢你的款待。”回到家里，我陷入极度的沮丧之中，然后又怒气冲冲地厌恶起自己来。这次会面惟一使我不感惭愧的是我有一阵子曾表现出歇斯底里和愚昧。我再也不会去理睬那些来自电视台或电影公司的邀请了。何苦呢！我一个劲地对自己说：你不再写作是对的。写作实在太丢人，太丑恶，你应该远远避开它才对。你既然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什么偏要继续往自己的胸口扎刀子呢？
美国电视系列剧剧组“蓝鸟”的代理人爱德文娜·莱特夫人来信：亲爱的沃尔夫小姐，我们一直密切地关注着那些能搬上屏幕并具有永久性意义的电视剧。当你的小说《战争边缘》引起我们的注意时，我们真是太激动了。我现在写信给你，希望我们能在许多对于你我都有利的方面携手合作。在我去罗马和巴黎的途中，我将在伦敦停留三天，希望你能打电话到布莱克旅馆找我，以便我们能够见个面并喝点什么。随信附上我们所编写的一份小册子，仅供参考。你的诚挚的爱德文娜·莱娜。
小册子铅印而成，共有九页半的篇幅。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工作室每年都收到上百部剧本。其中许多剧本表现了作者的真情实感，但由于对我们的基本要求缺乏了解，大都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我们每周推出一部为时一小时的电视剧……”如此等等。要求第一款：蓝鸟系列剧的宗旨是多样性！对题材不作任何限制！我们征稿的范围包括冒险故事、传奇、游记、海外经历、国内生活、家庭生活、父子关系、幻想剧、喜剧、悲剧等等。蓝鸟对于富有真情实感、表现真实的情感历程的任何电视剧一概不予拒绝。第二十五款：在美国，蓝鸟电视剧每周拥有九百万各种年龄的观众。蓝鸟给平民百姓、妇女儿童献上生动而真实的电视剧。蓝鸟讲究信誉和责任。鉴于此，蓝鸟作家必须记住自己与蓝鸟共同承担的这种责任：蓝鸟将不考虑涉及宗教、种族、政治或婚外恋题材的电视剧脚本。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读到您的电视剧脚本。
安娜·沃尔夫小姐致爱德文娜·莱特夫人：亲爱的莱特夫人，谢谢您的来信，真令我受宠若惊。从你们发给作者的那本指导性的小册子中我注意到：你们并不欢迎涉及种族和婚外恋的电视剧。而《战争边缘》恰好两者都具备。因此，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把小说改编进蓝鸟系列剧的可能性了。您诚挚的安娜·沃尔夫。
爱德文娜·莱特夫人给沃尔夫小姐发来了电报：非常感谢您那么迅速而负责地回信给我／请于明晚八时在布莱克旅馆与我共进晚餐／复电费已付。
布莱克旅馆，与莱特夫人共进晚餐。账单十一英镑四先令六便士。
爱德文娜·莱特夫人，四十五或五十岁左右，是一位体态丰腴、皮肤白中泛红的女子，长着一头亮亮的铁灰色鬈发，眼睑涂成灰色，嘴唇红扑扑的，浅粉色的指甲亮闪闪的。她身穿一套价格不菲的宝蓝色套装。真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我们一边喝马丁尼(2)，一边亲切而随和地交谈着。她喝了三杯，我喝了两杯。她大口大口地喝，显然离不开酒。她引我谈论英国文学界的人士，想知道我跟他们有什么私人交往。可那些人我几乎一个也不认识。她在设想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总算把我定了位——她笑笑说：“我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她指的是一个美国作家）“……他总对我说他讨厌……别的作家。但我知道他的未来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我们进入餐厅。那里温暖，舒适，安静。坐下后她环顾四周，愣了一会儿神——她那化过妆的脸睑皱了起来，淡红色的嘴唇微微张开——她在寻找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她流露出一种遗憾的、悲伤的神情，她的情感是真挚的，因为她言语中就含有那样的意思：“我喜欢英国。我喜欢到英国来。我总要找机会到这里来出差。”我不知道这家旅馆是否就是她心目中的“英国”，但她看上去似乎很精明，很睿智，你无法知道她心里到底怎么想。她问我是否还想来一杯马丁尼，我正打算拒绝，但看见她自己又要了一杯，于是就也要了。我心里感到一阵紧张，我知道是她的情绪感染了我。我看了看她那张克制的、戒备的、漂亮的脸，心里为她而难过。我完全能理解她的生活。她点了菜——她显得既热情又乖巧。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某个男人带到这里来的。但她并不是个男人。她只是习惯了如何在这种场合把握自己。我能感觉到她在扮演这种角色时是多么的不自然，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当我们等水果上来时，她点燃了一支烟。她坐在那里，垂着眼，弹着手中的烟，一边再次审视起这家餐馆。她的脸突然露出宽慰之色，但她很快把它掩饰了。她朝一个刚刚进来的美国人微笑着点了点头。只见那人独自在旅馆的一角坐下，并向她招了招手。她微笑着，口中吐出的烟圈在她眼睛的上方盘旋。她转身对着我，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她转眼间好像苍老了许多。我越发喜欢她了。我能清楚地想见：当天晚上她将穿上最能反映女性特征的服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是的，我还看见了那女装上的花边……
是的，她把自己打扮成那样子，是对白天不得不扮演的角色的一种补偿。她甚至还一边看花边上的褶子，一边跟自己说几句俏皮话。她在等人。然后，房门轻轻地敲响了。她打开门，跟来人开了个玩笑。他们亲热地喝酒，最后都有点昏昏沉沉了。又喝了一杯。接着便干巴巴地，有节有度地做爱。如果在纽约，他们会相约在舞会，相互说说风凉话。她现在正挑挑剔剔地吃着水果。最后她评论说：英国的食物更具风味。她谈起自己如何渴望丢下工作，到新英格兰的乡村去生活，写写小说。（她从来不提她的丈夫。）我发现，我们谁都无意提起《战争边缘》。她已掂量过我。她对我说不上赞成也说不上反对。她总是见机行事。吃这顿饭纯粹是为了花点钱——这也是她的工作。再过一会儿，她会跟我既亲密又敷衍地谈论起我的小说的。我们开始喝一瓶醇和的勃艮第葡萄酒，一边品尝牛排、蘑菇和荞菜。她再次说英国的食物味道比美国的好，并补充说，我们应该学会烹调。由于喝多了酒，我这时的心情跟她一样愉快。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种紧张不安的情绪在蔓延——是她的紧张不安感染了我。她不时地看看坐在角落里那个美国人。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稍不留神，我会脱口说出几星期以前跟里杰纳德·塔勃洛克说过的那番滑稽可笑的话。我决心保持冷静。我太喜欢她了。她让我受惊了一下：“安娜，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很高兴，谢谢。”“我回家想了想，你的小说使我对非洲、包括非洲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露齿一笑，说道：“但书里涉及了种族问题。”她也笑了，表示她感激我的坦诚。她说：“这通常是个身份的问题。在你那部精彩的小说中，你让年轻的飞行员跟黑人姑娘睡觉。你觉得这事很严重吗？你是否认为他们的性关系是故事最关键的情节？”“不，我不这样看。”她犹豫了一会儿。她显得有些疲惫，她那极其敏锐的目光流露出失望。她本来希望我不作妥协，尽管她此行的目的是要说服我作出妥协。我现在看清了，在她看来，性实际上是小说的关键。她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觉得自己正在跟一个为了使小说能搬上电视屏幕而宁可牺牲自己的正义感的作家打交道。我说：“显而易见，即使他们以最纯洁的方式相爱，也冒犯了你们的道德法则，是不是？”“这是一个看你如何认识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是我的态度不好吗？不是。是因为她一直焦虑不安地惦记着坐在角落里那位孤独的美国人。我看见他看了她两次；我觉得她的焦虑是情有可原的。他在犹豫是否走过来，或者独自先去什么地方。他看上去似乎非常喜欢她。侍者过来清理盘子。当我说我只要咖啡，不要甜食时，她显得很高兴：此次旅行她每天都有两顿饭的应酬，当我们省去一道菜时，她感到如释重负。她又瞟了一眼那位孤独的美国同胞，那人似乎并没有要走的意思，她于是继续谈她的工作：“我一直在考虑如何采用你那美妙的题材，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把它改编成一部精彩的音乐片——音乐片中你可以把某一严肃的思想回避掉，这在一部直截了当的小说中是做不到的。”“以中非为背景的音乐片？”“首先，作为音乐片，背景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的故事背景写得很出色，但不适宜上电视。”“你是说把非洲的风景作为一种摆设？”“是的，正是这个意思。简单的故事情节。年轻的英国飞行员在中非训练。在一次聚会中碰到了一位漂亮的黑人姑娘。他很孤独，她对他很友好。他碰见了她的父母。”“但在那种地方，他根本不可能在聚会中碰见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除非具有某种政治的背景——比如说有一小部分人想要破除种族隔离现象。你不打算把它拍成一部政治性的音乐片吧？”“哦，这我倒没有想过……那就设想他在街上出了车祸吧，她过来帮助他，把他扶到她家里。”“她如果把他扶回家，那就非得违背许多清规戒律不可。如果她把他偷偷地带到家里，那事情会变得很严重，也很危险，这与音乐片的气氛是格格不入的。”“音乐片能够表现非常非常严肃的东西。”她反驳我，但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可以采用当地的歌曲和舞蹈。中非的音乐对我们的观众来说一定很新鲜。”“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里，那些非洲人都听从美国引进的爵士乐曲。他们还没有开始发展自己的音乐形式。”她这时朝我看了看，那眼神是说，你这人显然在有意找碴。她放弃了拍音乐片的打算，接着说：“好了，如果我们买下版权，打算马上拍摄你的故事，那场景看来只好变一变了。我建议把它改成英国的某个空军基地。美国的某个空军基地也行。某个美国兵爱上了一个英国姑娘。”“一个黑人美国兵怎么样？”她犹豫了一会儿。“那就难办了。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毕竟是一个非常明了的爱情故事。我非常非常钦佩英国的战争片。你们的战争片拍得太好了——情感那么节制。你们有那么一套办法。那种情感，我们也应该去追求。战争的气氛——首先是具有英国气氛的战争，然后才是爱情故事。我们的某个士兵爱上了你们的某个姑娘。”“但如果你们把他当成一个美国黑人士兵，那你们就用得上来自最西部的土著人的音乐了。”“是的是的。但你知道，那对我们的观众来说并不新鲜。”“我现在懂了，”我说，“你是说在战时的某个英国乡村，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合唱队跟另一个英国少女合唱队在一起跳英国的乡村舞蹈。”我向她咧嘴笑了笑。她皱起了眉头。然后她也笑了起来。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她又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完后又笑了一次。然后她克制住自己，坐在那里皱眉头，好像刚才那歇斯底里的笑根本没有发生过。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当然，你是个艺术家——一个很出色的艺术家，能见到你并跟你交谈，我感到非常荣幸。你有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思想倾向，那就是不愿让人家改动你已经写出的东西。但你必须允许我对你说一句：对电视过于不耐烦是一种错误。电视是一种属于未来的艺术——我自己就是这样看的。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乐意为之工作的原因。”她停了下来：那位孤独的美国人环顾四周在找侍者——还好，他又要了一份咖啡。她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继续说：“艺术，正如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物所说，是一个耐心的问题。不知你是否愿意认真考虑考虑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并给我写封信——也许你愿意就别的主题给我们写一个电视剧本？当然，我们本来是不敢对那些没有电视剧创作经验的艺术家委以重任的，但我们乐意尽可能给你提供指导和帮助。”“谢谢。”“你想去看看美国吗？我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我们会考虑你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我迟疑了一会儿。我正打算回绝她，但又觉得不应一口回绝，我于是说：“能有机会访问你们的国家，那对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但很可惜，我不会得到你们的允许的，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她惊愕地睁大了那双蓝莹莹的眼睛。她同时还下意识地做了个动作——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准备起身离去。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看见的是一个受了惊吓的女人。我感到既抱歉又惭愧。我说这话出于多种原因，首先是因为我天真：我想吓她一跳。其次同样出于某种天真：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说出来——如果事后有人对她说，这人显然是个共产党，那这位女士就会觉得我一直在瞒着她。再次，我想看看事情的结果。她坐在我的对面，呼吸急促，目光游离不定，早已弄污的红唇微微张开。她心里在想，下面我说话得小心一点了。她还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害者——那天上午，我读过一批来自美国的剪报，说有好几个美国人受了反美调查委员会的严刑拷打，最后还丢了工作。她喘着气说：“你们英国的情况与我们那里大不一样，我意识到……”她那善于社交的假面再也见不到了，她脱口说了一句：“亲爱的，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她的意思是说：我那么喜欢你，你怎么可能是个共产党呢？我突然感到很生气。那是一种偏狭的思想观念，每当我听见人家说出这样的话，心里总是想：做一个共产党又怎么样呢？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总比与现实隔绝，只能说说那样的蠢话强得多。突然间，我们都变得生气起来。她避开我的目光，企图使自己镇静下来。我忽然想起两年前跟那位俄国作家谈话的那个晚上。我们用的是同样的语言——共产党的语言。但我们的经历大相径庭，因此，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不同的意义。我感到一切都是假的。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其实已是次日凌晨），我最后用实际上已发生过的事实阐释了我们所说的某句冠冕堂皇的假话——我告诉他，杰恩正在莫斯科某所监狱里遭受酷刑。当时，他的目光也是那样惊慌失措地凝聚在我的脸上，然后又不由自主地移开，好像要躲避什么——我所说的那些话如果出自他的口，那他也会进监狱的。事实是，我们那些源于同一哲学的语言都只是用来掩饰事实真相。事实明摆着，除了共产主义这块招牌，我们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今跟这个美国人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整个晚上大谈民主，但各自的感受并不相同。我们坐在那里，心里一边在想：作为女人我们相互间是有好感的。但嘴里已无话可说，就像那天晚上与那位俄国作家在一起时一时间再也找不到话说那样。最后，她说：“好了，我亲爱的，我实在太感震惊了。我简直无法理解。”口气中含有责备的意思，我再次变得很生气。她却继续往下说：“当然，我很钦佩你的诚实。”我心里这时在想：如果我现在人在美国，正受到反美调查委员会的监视，那我就不能坐在某家旅馆里随便说自己是个共产党了。因此可以说，当时我不仅仅是生气——我始终是满怀愤恨的心情说出这句硬邦邦的话的：“在你邀请我国的作家共进午餐前，你最好先调查一下，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有可能使你陷入尴尬。”从她脸部的表情可以看出，她跟我的距离越发远了。她怀疑，我是否是个行动受到限制的共产党人，我是否在说谎。我仍记得跟那位俄国人交谈时的情景：他当时进退两难，不知是继续探讨我所提出的问题好呢，还是干脆回避它。他脸上显出一种讥诮的神情说：“我们的朋友后来变成了敌人，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换句话说，你已屈从于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压力。所幸的是，就在这时候，那位美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桌子跟前。我猜想，由于她这时已完全忘了他（并非出于故意），他已经再也沉不住气了。我为此感到难过，因为我知道这是事实。“嗨，杰瑞，”她说，“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碰面。我听说你在伦敦。”“你好，”他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此人衣冠楚楚，仪态沉稳，脾气温和。“这是沃尔夫小姐。”她有些为难地说，因为她感觉到那话的意思是：我在向一个敌人介绍自己的朋友。我应该以某种方式警示他一下。“沃尔夫小姐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作家。”她说。我看得出，当她说出“著名作家”这个话时，心中的紧张感已消除了许多。我说：“也许你们会原谅我就此告辞吧？我得回家看看我的女儿了。”她显然感到如释重负。我们一起离开餐厅。当我说了声再见转身离去时，我看见她用手挽住了他的胳膊。我听见她说：“杰瑞，你能上这里来我太高兴了。我原以为我得独自一人度过一个寂寞的夜晚了。”他说：“我亲爱的爱蒂，除非你自己执意要一个人待着，你何曾有过寂寞的夜晚呢？”我看见她笑了起来——对他既冷漠又感激。至于我，回家途中心里一直在想：尽管我们谈了那么多，但那天晚上惟一显得真诚的时刻就在我打破那令人愉快的表面关系的那一刻。然而，我仍感到羞愧、不满和懊丧，就像我跟那位俄国作家交谈后所感受到的那样。
［以下是红色笔记。］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昨天晚上，费尽心机想查找有关金门的资料。在我和摩莉的书架上几乎一无所获。我们两人都吓坏了，以为一场新的战争又将开始。摩莉然后说：“我们经常坐在这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结果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看得出，她担心的是别的什么事。最后她告诉我：在丛林派的同志中，她有几位亲密的朋友。当他们销声匿迹——据说去了捷克斯拉伐克时，她去总部打听过消息。他们向她暗示：她用不着为他们担心，他们正在为党做重要的工作。直到昨天，事情才真相大白：他们已经蹲了三年监狱，最近才释放！昨天她再次去了总部，问他们是否知道这些同志蹲了监狱。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一直知道这件事。她对我说：“我想退党了。”我说：“为什么不等些时候，看看情况是否会有所改观呢？他们搞大清洗，毕竟是学斯大林的样的。”她说：“上星期你还说过你要退党。反正这话我已对海尔说了——是的，我见到了那个大头头本人。我说：‘所有的恶棍都死了，是不是？斯大林，贝利亚，等等等等。你们为什么还要照样那样做呢？’他说这是一个是否支持困境中的苏联的问题。你知道，还是老生常谈。我说：‘苏联的犹太人又怎么样呢？’他说那是资产阶级散布的谣言。我说：‘哦，上帝，不可能又是谣言吧！’他还是长篇大论说了一大通，要我不要制造恐慌，那口气依然很友好，很镇静。我突然觉得，我们中似乎有人精神不正常了，要么是我，要么是他们。我对他说：‘你们这班人有必要学乖点，否则，你们党内将一个人也留不下来了——你们得学会讲真话，停止这一切偷偷摸摸的密谋活动和造谣生非。’他说我那么恼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的朋友进了监狱。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在找借口为自己辩护，因为我明明知道我是对的，他是错的。这不很奇怪吗，安娜？再过一会儿我说不定还会向他表示歉意呢！我得制止自己，于是我马上离开了。我回到家里躺了下来，心里感到很恼火。”迈克尔很迟才回来，我把摩莉所说的一切告诉了他。他对我说：“这么说你打算退党了？”听那口气好像如果我真的退了党，他还是会感到很遗憾的。他十分冷漠地说：“你和摩莉谈到了退党，安娜，你想过吗，你们那样做很大程度上将导致自身道德的沉沦。不过，确实已有成千上万极其正直的人（如果还没有被屠杀的话）退出了共产党，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他们退党是为了躲避自相残杀、悲观愤世、恐怖主义和背信弃义。”我说：“也许这还不是事情的关键吧？”“那么，这关键是什么呢？”我对他说：“刚才我有这么个感觉：如果我说我要退党的话，你会为此感到遗憾的。”他笑着承认了这一点，然后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笑了起来，说道：“我乐意跟你在一起，安娜，其原因也许就在于我觉得跟某个富有信仰的人在一起是件好事，即使我自己没有任何信仰也无妨。”“信仰！”我说。“就是你诚挚的热情。”我说：“可我从来不用这样的话向党表白我的态度。”“反正就这么回事，尽管你难用语言说清楚，但你是那样的——”他露齿笑了笑。我说：“是你自己说不清楚吧？”他似乎显得很不高兴，默默地坐着，一边在思考。最后他说：“好了，我们都尝试过了。我们都认真地尝试过了。事情并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让我们上床睡吧，安娜。”
我做了个希奇古怪的梦。我梦见一张由漂亮的织物组成的大网。它美得令人难以置信，其周边缀满了刺绣图案。这些图案阐释了人类的神话——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图画，而是人类神话本身，因此，整张柔软而闪着金光的大网充满了活力。那上面五颜六色，绚丽多彩，但这个巨大的织物给人总体印象是它的红色，一种色彩斑驳、金光闪耀的红色。我在梦中触摸着这种织物，高兴得哭了起来。我再看了一眼它，发现已经变成一张苏联地图。它开始扩大：像银光闪闪的大海逐渐向外渗透，侵蚀了苏联周围的一些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等。但它的边缘部分颜色又浅又淡。我依然高兴得泪流满面，但同时又心怀忧虑。那色彩柔和、金光闪耀的红色开始向中国延伸，并在中国上空凝聚成一团深红。这时，我就独自站在空中的某个地方，偶尔向下踩动双脚。地球在旋转，我的双脚踏在蓝色的雾霭中，而身上穿的却是代表共产主义国家的红色，并缀以代表世界其他国家的杂色。非洲是黑的，但那是一种光泽四溢、令人激动的深黑色，就像月亮靠近了地平线，即将升起时的夜空一样。我这时感到非常恐惧，心情很坏，好像正受到某种我不愿承认的情感的侵扰。我感到一阵恶心，昏昏沉沉的，不敢再朝下张望那正在转动的地球。后来我还是看了，地球这时好像变成了一个幻影——时间的概念不复存在了，我所看到的似乎就是人类的全部历史，人类那冗长的故事。它好像就是一曲表达胜利和喜悦之情的欢乐颂，痛苦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对位音。我发现那一片红色的区域正受到世界其他地区更其亮丽的色彩的侵蚀。各种颜色正在融合，相互渗透。它变得实在太美了，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整个世界已经连成一片，统一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金光闪耀的色彩中。这一刻我感到幸福极了。这幸福似乎还在膨胀，直到一切突然间崩裂，爆炸开来——我站在那里，一下子沉寂了，说不出一句话。我的脚下也是一片沉寂。那缓缓转动着的地球开始慢慢地解体，分裂，变成碎片飘浮在空中。我的周围到处是这些失重的碎片，它们相互碰撞着飘远了。世界不存在了，一切只有混乱。我就孑然一身立在这混乱之中。我的耳边清晰地传来一个轻微的声音：有人拉了拉这织物上的一根线，它于是全瓦解了。我醒了过来，既高兴又得意。我想叫醒迈克尔，把这梦告诉他，但我心里又十分清楚，我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梦中的感觉。刹那间，梦的含义开始淡化。我对自己说：梦的含义就要消失了，快抓住它！然后我又想：我并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含义。含义没有了，我感到不可言状的懊丧。黑暗中我独自坐了起来，迈克尔就躺在我身边。再次躺下时我用胳膊搂住了他，他转过身来迷迷糊糊地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上。然后我心里想：我其实一点也不关心政治、哲学这一套东西，我惟一关心的是迈克尔会不会在黑暗中转过身来，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胸口上。接着我便悠悠地睡着了。今天早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梦，记得自己当时的感觉。我尤其忘不了那句话：有人拉了拉这织物上的一根线，它于是全瓦解了。一整天，这梦一直在萎缩，消损，而现在，它已经只是个记忆中小小的亮点，完全失却了意义。但今天早上，当迈克尔在我怀里醒过来时，他睁开眼睛，朝我笑了笑。当他对着我微笑时，他那双蓝莹莹的眼睛洋溢着热情。我心里想，我一生中经历过那么多的挫折和痛苦，而此时，当幸福像一股温暖的、蔚蓝的潮水向我袭来时，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安娜·沃尔夫；我就是我，安娜，我很幸福。
［下面粘贴着几页写得十分潦草的文字，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昨晚上作家团体的会议。我们五个人讨论斯大林有关语言学的理论。文艺批评家莱克斯建议逐句讨论这本小册子。三十年代过来的“无产阶级作家”乔治抽着烟斗，摆出莫测高深的样子说：“我的天，有这个必要吗？就是全谈理论的章节也用不着这样做。”专写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的记者克拉夫说：“是的，我们必须认真地讨论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家狄克说：“我们至少应吃透主要的精神。”莱克斯于是带头发了言。他用那种多年来大家所熟悉的恭敬的口吻谈及斯大林。我心里在想：我们这几个人如果在酒吧相聚，或者在街上碰面，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口吻来说话，变得既冷漠又痛苦。当莱克斯说他简短的开场白时，我们大家都沉默着。然后，刚刚去过俄国的迪克（他经常到某个共产党国家去旅行）提起他在莫斯科跟一位苏联作家谈及斯大林对某位哲学家异常严厉的批判：“我们必须记住：他们辩论的传统比我们的传统粗俗随便得多了。”他用的是咄咄逼人、完全以好人自居的口吻，我自己有时也这样做，“好了，你当然还得记住，他们的法律传统与我们的也是大不一样的。”我一听见这种口吻，心里就很不自在。几天以前，我听见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于是嘀咕起来。我平时并不犯嘀咕。我们每人手上都有一本那样的小册子。我心里很沮丧，因为在我看来，它简直是一派胡言，但我理论上的修养不够（莱克斯在这方面很内行），总担心自己会说出什么蠢话来。我当时的心情还不止这些。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冒失：别人所谈的话一下子全听不进去了。我发现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段话，好像都成了一种外语——他们本应表达的意思与他们实际上所表达的意思之间存在着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我脑子里一直在考虑那些像《芬尼根守灵》那样破坏了语言规范的小说。满脑子都是语义学。斯大林费心劳神就这个问题发表他的意见，这正是语言不得安宁的一个信号。但是，连那些最著名的小说都在采用这些胡言乱语，我还有什么权利再批评它呢？不过，我依然觉得这本小册子很拙劣。我说：“也许译得很糟糕。”我为自己的声音中含有为作者辩护的意思而感到惊讶。（我知道，如果我跟莱克斯单独在一起，我就不会为作者辩护了。）我即刻明白：我已表达了大家的看法：这本小册子实际上写得很拙劣。许多年以来，我们总是说来自俄国的小册子、文章、小说、公告等等都有可能“译得很糟糕”，但现在我却存心想说：“这本小册子写得很拙劣。”让我大为惊讶的是，这话我并不情愿说出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参加这样的会议前本打算说一说自己的不安与厌恶，但一旦会议开始，又由于此种顾虑而一言不发了。）最后——我说话的口气可爱得有些像个“小女孩”——我说：“你们看，我并不具备对它进行评判的理论修养，但这句话显然很重要：‘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基础’——这话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要么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要么就是一种遁词。要么就是狂言。”（我如释重负，一边说一边抛开了那种存心让人失去警觉的女孩子样，变得严肃起来，不过，情绪依然很激动。）莱克斯脸红了，他不断地翻动着小册子，说：“是的，我必须承认，这句话对我的印象也是……”沉默了一会儿，乔治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说：“这种理论性的问题是我最头痛的。”我们大家都变得很不自在起来——只有乔治例外。目前，有许多同志持这种粗暴的态度，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当做缺乏文化修养的人。乔治就是这种人，他而且还以此为乐。我心里想：他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如果他就以这样的态度留在党内，那么，他应该……在没有作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我们就打算放弃讨论了。我们不再去理会那本小册子，而开始谈论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包括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政治主张等等。我们谈到了俄国、中国、法国和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期间，我一直在想，尽管我们谁都没有说事情从根本上出了差错，但我们所说的话中显然隐含着那个意思。我禁不住总要去思忖这样一个现象——当我们只有两人在一起时，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往往跟三人在场时大相径庭。两人在一起就跟非党人士没有两样，总以批评的姿态探讨政治问题。（所谓非党人士，我是指那些不会说行话、在一个旁观者看来不像个共产党员的人。）一旦超过两个人，气氛便完全不一样了。这一点在谈论斯大林时尤为明显。尽管我打心底里觉得他是个狂人和刽子手（当然，我始终忘不了迈克尔说过的那句话：在我们这时代，任何事物要想弄清其真相都是不可能的），但我很愿意人们谈到他时表现出纯朴而友好的敬意。这是因为那种敬意一旦被人弃之一边，某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也会随之而去了。可笑的是，我总相信民主和正义的一天一定会实现。一个梦想就要破灭了——至少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如此。
我们的谈话变得漫无边际起来，我主动起身弄茶，大家都为会议即将结束而高兴。我一边弄茶，一边记起上周收到的一个短篇小说。那是一位住在利兹(3)附近的同志寄来的。我读了开头几行，便觉得它是一个讽喻性的习作。我发现它在有意模仿某一类作品，其技巧倒也十分娴熟。然后我意识到它是严肃的——当时我还搜索起自己的记忆，意欲从根本上消除自身的幻想。我觉得重要的是，它诙谐中不失严肃，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讽刺性作品来谈。在我看来，它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事物的支离破碎，痛苦的分裂感与我此刻对语言的感受相关，这是语言的贫困与经验的厚重之间的矛盾。我终于把茶弄好了，我说我要给他们读一篇故事。
（此处有几页粘在一起的普通的书写纸，它们是从蓝色的便笺簿上撕下来的，字写得十分工整。）
当泰德同志得知自己已被选入教师代表团即将出访苏联时，感到十分自豪。一开始，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如此的荣誉。但他决不会错过这个造访第一个工人当家做主的国家的机会！伟大的一天终于到了，他和其他同志在飞机场集合。代表团里有三位教师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也都是好样的。泰德觉得这次飞越欧洲大陆的旅行很愉快——他的激动每时每刻都在上升。当他终于在莫斯科某家旅馆的一间价格昂贵的客房里安顿下来时，他简直激动得有些忘乎所以了。代表团到达时已近半夜，这样，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国家的兴奋之情只有等到天明再表达了！泰德同志在客房里一张供他使用的桌子边坐了下来——那桌子大得至少坐得下十个人——并开始写他的日记。因为他下决心要把旅途中珍贵的分分秒秒全记录下来。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他说：“请进！”原以为进来的是代表团中的某个同志，结果却是两个戴布帽子，穿矿工靴的小伙子。其中一个说：“同志，跟我们出来一下。”他俩都有一张单纯的脸。我并没有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必须满怀羞愧地承认，我当时因想起从资本主义报刊上读到的那些故事而有点心情紧张——我们谁都不能幸免，都中了它的毒害！）我跟随两位友好的向导乘电梯下了楼。服务台后的女子朝我笑了笑，并跟我的两个朋友打了招呼。一辆黑色的小汽车正在等我们。我们坐了进去，肩并着肩，但没有说话。转眼间已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前。路程显然很短。我们穿过大门，车子在一扇边门前停了下来。我的两个朋友下了车，为我打开车门。他们笑着说：“跟我们走吧，同志。”我们登上大理石铺就的宽敞的楼梯，它的两侧琳琅满目挂满了艺术品。我们然后进入一条简朴的小走廊。我们在一扇普通的房门前停了下来，那门跟别的门没有什么两样。其中一位向导敲了门。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进来。”两位年轻人又朝我笑了笑，还点了点头。他们挽着手臂下楼去了。我壮着胆子走进房间，心里多少有一点预感，知道自己将见到什么人。斯大林同志就坐在一张普普通通，因使用过久而显得有些陈旧的书桌后，身上穿着衬衣，嘴里叼着烟斗！“进来，同志，坐下吧。”他慈祥地说。我看着那张慈祥的脸和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心里不再紧张了，于是坐了下来。“谢谢您，同志。”我坐在他的对面说。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他微笑着审视着我。然后他说：“同志，请原谅我半夜三更打扰您……”“哦，”我赶紧打断他，“全世界都知道您是个工作到深夜的人。”他用他那只工人的大手掠了掠额头。我从那上面看见了疲劳过度的痕迹——他是在为我们操劳啊！他是在为全世界操劳啊！我感到自己既自豪又渺小。“我这么迟打扰您，同志，是因为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听说你们国家派来了一个教师代表团，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我所知道的，什么都行，斯大林同志……”“我老是在想，有关我们的欧洲政策我是否有了正确的了解，尤其是我们对不列颠的政策。”我静静地听着，但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是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人那样，他随时准备听取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党的干部的意见。“同志，如果你能大致说说我们对大不列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将非常感激。我知道，你们的传统跟我们的传统有很大的差别，我意识到，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没有把这些传统考虑进去。”我这时的心情开始平静了下来。我告诉他：我常常觉得苏联共产党在处置大不列颠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我觉得这都是由资本主义势力出于对这个蒸蒸日上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的仇恨而强行采取孤立的政策造成的。斯大林同志倾听着，抽着烟斗，一边还点着头。当我变得有些犹豫不决时，他便再三说：“请继续说下去，同志，别害怕，把心里所想的全说出来吧。”我这样做了。我从分析英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开始，说了将近三个小时。他按了一次铃，另外一位年轻的同志用托盘端上两杯俄国茶，其中一杯就放在我的面前。斯大林啜了一小口，一边听一边点头。我把我认为正确的对英政策扼要地说了一篇。当我说完时，他爽快地说：“谢谢您，同志，我现在才知道我太不了解情况了。”他然后看了看表说：“同志，很抱歉，太阳升起以前我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我站起身。他伸出手。我握了握它。“再见，斯大林同志。”“再见，来自英国的好同志。再次感谢您。”我们交换了一个无言的微笑。我知道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将为这些眼泪自豪一辈子！当我离开时，斯大林又装上烟斗，他的目光已经落在那一大堆等他审阅的公文上。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过去了，我走向门口。那两位年轻的同志正在等我。我们相互心领神会，交换了微笑。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我们驱车悄悄地回到旅馆。一路上我只说了一句话：“那是一位伟人。”他们点了点头。回到旅馆后，他们陪我回到我的房间，默默地握住我的手。然后我继续记我的笔记。此刻确实值得记一记了！我伏案写作一直到太阳升起，心里一边想着半英里以外那位和我一样没有睡觉，为了我们大家的命运而工作着的全世界最伟大的人。
［下面又是安娜自己的笔迹。］
当我把这篇文字念完时，谁也没有说话，最后乔治打破了沉默：“写得不错。很真诚，有基础。”这话的含义很笼统。我随后说：“我记得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幻想。对于他们的欧洲政策，我自己也是那样看的。”大家突然爆发出一阵令人难堪的哈哈大笑。乔治接着说：“一开始我就知道它是一个讽刺作品——很发人深思，是不是？”
克拉夫说：“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某部作品，译自俄国三十年代初期——我想是这样。那故事说的是两个年轻人来到红场，他们的拖拉机出了故障。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突然，他们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走了过来。他抽着一个烟斗。“怎么啦？”他问。“机器坏了，同志，我们不知道毛病到底出在哪里。”“你们不知道吗？嗯，这可太糟了！”身材魁梧的人用烟斗指了指机器的某个部件：“你们检查过那个地方吗？”两个年轻人试了试——拖拉机又隆隆地响了起来。他们转过身来感谢那位陌生人，他这时正眨巴着眼睛慈父般地看着他们。他们恍然大悟：他就是斯大林！但他已经转过身去，朝他们挥了挥手，踏着坚定的步伐穿过红场走回克里姆林宫了。”
我们大家又都哈哈大笑起来。乔治说：“那时候就是这么回事，信不信由你。噢，我得回家了。”
当我们分手时，房间里充满了敌意：我们谁都不喜欢谁，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明白。
［黄色笔记继续。］
第三者的影子
女编辑帕特里西娅·勃伦特建议爱拉去巴黎待上一星期。正因为说话的是帕特里西娅，爱拉的第一反应是即刻予以拒绝。“决不可让他们击垮我们。”她早就说过这话，这里的“他们”指的是男人。总之，帕特里西娅巴不得爱拉加入到被遗弃的女子的行列中来。她这样做自有她的好意，但也有幸灾乐祸的意思。爱拉说，她觉得去巴黎简直是浪费时间。去法国的原因是她得见一见法国某家类似的杂志的一位编辑，以便为英国的读者买下某个连载故事的版权。可爱拉说，这个故事对沃日拉尔(4)的妇女来说可能很不错，但对不列颠的女子来说就未必了。“现在正好是假期。”帕特里西娅说，她的话带刺儿，因为她明明知道爱拉拒绝去巴黎另有原因。但几天以后，爱拉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她提醒自己：自保罗离开她以后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她所做的，所说的，所感觉的始终摆脱不了他的影子。她的生活笼罩在一个不可能再回到她的身边的男人的阴影中。她必须解脱自己。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不存在道德上的制约。她已万念俱灰。保罗带走的不仅仅是她的幸福，而且是她的意志。她说她准备去巴黎，就像一个心情恶劣的病人终于同意服药，但同时又坚持对医生说：“当然，这对我已没有任何用处。”
时值四月，巴黎总是那么风光迷人。爱拉在左岸一家普通的旅舍开了一个房间。那旅舍她以前就住过，还是两年前和保罗一起去的。她进入客房，为他留下位置。直到她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时才猛然醒悟，她根本就不该上这家旅舍来。但如果离开这里另找一家，似乎也太麻烦了。天色还没有黑下来，高高的窗户底下，巴黎城显得生机勃勃，到处是葱绿的树木和漫步的行人。爱拉磨磨蹭蹭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走出房间，进入一家餐馆吃饭。她吃得很仓促，总觉得有些不安全。回旅舍时一路上小心翼翼，目不斜视。然而，还是有两个好脾性的男子跟她打招呼，但她每次都感到既紧张又恼火，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回到房里，锁上门，好像真的有什么危险似的。她然后在窗边坐了下来，心里一边在想，要是在五年前，她会非常乐意一个人进餐，为的就是那一份清静和与人邂逅的可能性。一个人从餐馆回来会使她感到愉快，她肯定会跟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喝上一杯咖啡或别的什么饮料。那以后会发生点什么事呢？自从认识了保罗，由于顾忌他的妒忌心，她已学会从此再不正眼看别的男人，即使随便看看也避免。跟他在一起，她好像成了来自某个拉丁国家的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她自以为这样做是对保罗的顺从，能消除他内心的痛苦；可现在她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爱拉在窗口边没精打采地坐了一会儿，观看着这座渐渐被夜幕所笼罩的繁华城市。她知道本该让自己到街上走走，强制自己跟别人说说话。她应该允许自己去交友，去卖弄点风情。但她知道，自己已不可能走下旅舍的楼梯，把钥匙留在服务台上，然后溜到街上去；她好像刚刚在凄凉的监狱里坐过四年的牢，如今刚被告知恢复行动的自由。爱拉上了床，但睡不着觉，与往常一样，她只能在思念保罗中进入梦乡。自从他离开以后，爱拉就再也没有体验过一次阴道高潮。她可以让自己得到外部的快感，用自己的手代替保罗的。但当她作出这样的举动时，内心却在哀悼一个真正的自我的沦丧。她躺在床上，精神刺激过度，心情紧张不安，身体疲惫不堪，总觉得自己被人骗了。如此思想着，她进一步认清了保罗那个“消极”的自我，那个阳奉阴违的男人。那个真实的男人离她越来越远。她差不多已记不起他那双充满温情的眼睛，那个幽默而风趣的声音。她觉得自己就躺在一个象征失败的鬼魂身边，那鬼魂脸上挂着苦涩而自嘲的微笑，即使当她偶尔苏醒过来，出于习惯伸开双臂让他把头搁到自己的胸口上，或者让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时，那鬼魂也是那样微笑着。然而，当她在梦中见到他时，不管他伪装成什么样子，她总能把他认出来，因为他的形象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具有男子的气概。在睡眠中，她始终与自己所爱的保罗在一起，但一觉醒来时，一切又化为乌有，剩下只有痛苦的记忆了。
第二天上午，爱拉睡过了头；自从儿子不在身边，她经常睡得这么迟。她醒来时心里想，迈克尔一定早几个小时就已跟朱丽娅一起起了床，穿好衣服，吃过早饭了。此刻他正在学校里，中饭的时间就要到了。然后她告诫自己，她这次来巴黎不是按儿子的生活节奏行事。她提醒自己，巴黎城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在门外等待着她，她得起身赴约，去见那位编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