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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与黑》[1]
既然您这样希望知道，我现在就把我有幸在昨天晚上说给您听的全都写出来。
法国外省妇女最大的消遣就是看小说。在法国的这些小城市里，社会风气是非常纯洁的；每一个女人都在监视她的女邻人，世上是不是还有比这更完备的警察制度，那只有天知道了。一个男人上一个人家去上六次，只要这个人家有一个姿色稍微过得去的女人，肯定会在左邻右舍引起纷纷议论。而且这种如此警觉的警察制度给人的惩罚是可怕的。一个不幸的女人，住在人口不满两万的法国城市里，而且引起别人对她的评论（这是外省的假正经创造出来的无比神圣的用语），那她就不会再被邀请参加在她这个小城市举行的任何一个舞会。这种正式的惩罚带来了普遍的蔑视。如果这个女罪人想出办法进入舞会的大厅，女人们也会装出不跟她说一句话。羞耻、蔑视、痛苦是过度的。而法国人的性格是什么都能忍受的，唯独不能忍受当众表示出来的蔑视，这些在女邻居们眼里稍微受到爱情连累的不幸女人，每一年我们都能看到她们中间有人用自杀来结束从此以后无法忍受的生活。
那些没有这么坚强的女人，只好躲到乡下去，这一辈子再也不在她们小城的狂欢节舞会上和社交场所里露面。在乡下，那些最贫困的农民同情她们，但也有点儿蔑视她们。我们曾经见到过有些当丈夫的，他们比小城的公众宽容得多，不顾小城的长舌妇们和笃信宗教的女人们有一天宣布他们的妻子是罪人，对她们倍加敬重和热爱。这些好丈夫试图把妻子从乡下接回来；而且还愿意把她们领到小城市的公共散步场去；立刻所有的女人都离开这个遭唾弃的不幸女人跟她丈夫溜达的散步场的这一侧。连陪着这个不幸女人散步的年幼的孩子们，也发现了大家的这种举动，问她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给法国外省带来的风气。这两位君主，特别是前一位，尽管他很少有兴致干风流事儿（他被认为完全不适于做这种事），但是他们很优雅，喜欢女人，懂得怎样和她们交谈，而且离愚蠢的假正经非常遥远，正是这种愚蠢的假正经，在他们的统治下，使法国变得愁闷，使法国失去了被称为快乐的权利，而在革命以前它是和这个称号那么相配。我们可以说，拿破仑为了他的专制主义的利益，创立了这种令人感到讨厌的假正经，圣会把它固着在外省的社会风气里。圣会把告密和密探带到各地。它的首领们希望知道法国每座小城里的每个人家看的报纸的名称，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希望知道每个人家每天接待的是什么客人，他们能够知道，而这一切不用花费一文钱，全靠那些思想正统的人自愿从事的密探活动。
这就是《红》的作者德·司〔汤达〕先生所希望描绘的法国的新社会风气。但是在分析这部作品之前，我们应该指出法国的道德习惯的，它在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三二年间建立的社会风气的另外一个后果。可以这么说，这些社会风气，对还在玛蒙泰尔的短篇小说里或者是德·让利斯夫人的长篇小说里寻找法国社会的写照的外国人说来，是完全陌生的。
在法国一切都彻底地改变了。革命前外省城市的风气的忠实写照，到玛蒙泰尔的那些矫揉造作的短篇小说里是找不到的，应该到德·贝藏瓦尔男爵的那部书名叫《忧郁》的、篇幅不大的、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里去找。在那部小说里可以看到，在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法国，人们玩得有多么痛快。另外一个证明就是：所有那些拿破仑的传记故事，一开始都是描写他在瓦朗斯（多菲内省）过的愉快生活，当时他在驻守这个小城市的团队里当炮兵少尉。每天晚上那儿都有三四家人家敞开大门。今天没有了一点相似之处，在有六千到八千人口的城市里一切都是忧郁的，不自然的。外国人在那儿度过夜晚比在英国还要感到局促不安。男人们开始爱好打猎和农业，他们可怜的妻子不会写小说，就以看小说来安慰自己。
法国要消耗巨大数量的小说，原因就在这里。外省妇女每月不看上五六本小说的很少很少，有许多人甚至看到十五到二十卷，因此在每座小城市里都能找到两三个借书处，以每册每天一个苏的代价从那儿租阅小说。如果是名作家的小说，每天会给借书处带来两个苏，有时候甚至三个苏的收入。如果有托尼·约阿诺，这个确实有其独特才华的、闻名一时的画家的版画做插图，如果小说曾经在报纸上受到过分吹捧，那么借书处的主人就会把小说的每一册裁成两半，每一半一天可以租三个苏。但是为了获得这样大的成功，书必须是印成八开本的。
我们将要分析的这部作品，获得了租金三个苏的荣幸，而且还遭到了这种五马分尸的刑罚。
所有的法国妇女都看小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妇女都具有同等的教育程度；因此有了为女仆写的小说（我请求原谅这个粗俗的说法，我相信是书商创造出来的）和客厅小说的区别。
为女仆写的小说一般都印成十二开本，而且是皮戈罗先生的店里出版的。皮戈罗先生是巴黎的一个书商，他在一八三一年的商业危机以前，曾经从使外省美丽的眼睛流泪中赚到五十万。因为皮戈罗书店出版的十二开本小说里的主人公总是十全十美的，相貌美得动人，简直像画出来的，而且有一双凸出的大眼睛；尽管有为女仆写的小说这个轻蔑的名称，这种小说在外省，比勒瓦瓦瑟尔书店或者戈斯兰书店出版的、作者追求文学价值的八开本小说，拥有更多的读者。
有那么一个作家写过八十卷小说，都是在巴黎出版的，他的名字在图卢兹、马赛、巴荣讷、阿让，挂在每一个人嘴里，但是在巴黎可以肯定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譬如说，德·拉莫特-朗贡男爵先生的情况就是如此，他写过书名叫《省长先生》等二十多部小说。保尔·德科克先生和维克多·迪康热先生等人，如果不是决定把自己的小说改变成正剧和情节剧，他们也会像德·拉莫特-特贡男爵先生一样，在巴黎默默无闻。
在巴黎、鲁昂和法国北方的那些文化水平比南方高的城市里，为女仆写的小说从来不进入客厅。对巴黎说来，再没有比为女仆写的小说中的这种永远完美的男主人公，还有这些天真纯洁、遭受迫害的不幸女人更乏味的了。
外省人有时也看为有教养的人写的小说，由勒瓦瓦瑟尔书店出版的八开本小说，但是一般说来，并不能完全看懂。外省人看它，宁可说是完成一个任务，而不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快乐。
瓦尔特·司各特和孟佐尼先生是仅有的例外，这两位伟大诗人的作品在外省和巴黎都同样拥有读者。不过有这个不同之处：巴黎人对瓦尔特·司各特的充满了描写得太详细而又太不生动的细节的头几卷感到厌倦，相反地，这些细节却把外省人迷住了。巴黎人对孟佐尼先生关于一六二八年米兰的鼠疫和untori[2]的那些细节描写稍微有点感到厌烦，而外省人却相反，他们为之感到颤栗。
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在法国有过两百左右的模仿者。这些作者的所有作品都曾拥有读者，其中有些作品甚至还印过好几版，而且能够在巴黎获得读者；但是在一两年以后就完全被人遗忘了。
为女仆写的小说里，情节荒谬，那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情节恰恰是为了让主人公大显身手而特地安排的，总之一句话，正是人们用嘲笑口气称之为传奇式的情节。
外省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妇女只向作者要求能使她们感动得掉泪的离奇场面。至于导致这些场面的方法并不重要。巴黎的夫人们却相反，她们阅读八开本的小说，对离奇的情节，严厉得要命。只要有一个情节看上去好像是故意为了让主人公大显身手而安排的，她们就会立刻把书扔掉，作者在她们的眼里也显得十分可笑了。
正因为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要求，要写一部同时在外省的女市民的卧房里和巴黎的客厅里为人所阅读的小说，实在是极其困难的事。
这就是一八三〇年法国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瓦尔特·司各特的天才曾经使写中世纪风行一时，一个人用两页来描写从主人公所在的那间卧房的窗口看到的景致，用两页来描写他的服饰，再用两页来形容他坐着的扶手椅的式样，十拿九稳可以获得成功。德·司〔汤达〕先生对这个中世纪，对尖拱，对十五世纪的服饰，完全感到厌恶，他敢于叙述在一八三〇年发生的一桩故事，让读者完全不知道德·雷纳尔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穿的连衫裙的式样。这是他的两个女主人公，因为这部小说一反至今一直遵循的规律，有两个女主人公。
更有甚者，作者还敢于描写巴黎女人的性格，巴黎女人爱她的情夫，仅仅是由于她每天早上相信自己就要失掉他。
这就是巨大的虚荣心产生的后果，虚荣心差不多变成了这个城市的唯一热情，而这个城市里的人是那么有才智。在别的地方，一个情夫可以通过对自己的强烈的爱情、自己的忠诚，等等，等等提出保证，以及用事实向他的美人儿证明这些值得赞扬的优点，来使自己被爱上。在巴黎，他越是表明自己海枯石烂永不变心，越是表明他爱到崇拜的地步，他越是在他的情妇的心里把自己毁掉。这是德国人决不会相信的事，不过我担心德·司〔汤达〕先生是忠实的画家。
德国人的生活是趋向静观的，富于幻想的，法国人的生活完全由虚荣心和活动构成。
从德·司〔汤达〕的书里得出的是这样一个在美人儿们看来极其可恶的教训：在虚荣心即使没有变成热情，至少也是变成每时每刻都有的感情的文明社会里，年轻的男人，如果您希望自己被爱上，那就请您每天早上彬彬有礼地对头天晚上还是您崇拜的情妇的女人表明，您即将离开她。
这个新的办法一旦采用，就会使整个爱情对话面目一新。直到德·司〔汤达〕先生的这个所谓的发现以前，当一个情夫不知道该对他的美人儿说什么的时候，当他即将感到厌倦的时候，通常他总是忙不迭地再次投入在对最强烈的感情的保证之中，投入在狂喜之中，投入在幸福的激情之中，等等，德·司〔汤达〕先生带着他的两卷有趣的书来到，他向那些可怜的情夫证明，他们认为无足轻重的这些话是他们的祸根。根据这位作者的见解，当一个情夫在他的情妇身边感到厌倦的时候，——在这个如此道德的，如此虚伪的，因而也是如此使人厌倦的世纪里，这种情况有时候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他最好的做法是，不如干脆承认自己的厌倦，这是一个意外事件，是一个不幸，与别的意外事件和不幸完全没有什么两样。这在我们意大利似乎非常简单，举止和言语里的自然，在意大利是理想的美；但是在法国这个比较矫揉造作的国家，这将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举止和言语里的自然，是德·司〔汤达〕先生在他的小说每一个重要场面里都要重新达到的理想的美。而且仅仅根据忠于时尚的书商勒瓦瓦瑟尔放在封面上，做装饰的那个小插图来判断，还有一些可怕的场面。在这个小插图上我们看到女主人公德·拉莫尔小姐双手捧着她的情夫的刚被砍下的脑袋。但是在达到这个情况以前，这颗脑袋曾经干过许多荒唐事，这些荒唐事虽然令人吃惊，却又始终是很自然的。这正是德·司〔汤达〕先生的长处。
在通俗小说的主人公们干的那些荒唐事里，只有头一件是好的，因为它令人吃惊。其余的所有那些荒唐事都像是傻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干的古怪事，人们料想得到，不过它们毫无价值，它们是平淡的。平淡的文风是为女仆写的那些十二开本小说的巨大的暗礁。但是这种小说的作家们最大的幸运是，在巴黎客厅里让人觉着平淡的地方，对阿尔卑斯山麓的或者比利牛斯山麓的八千人口的小城来说是有趣的，对美洲和国外来说，更是如此，成千上万卷的法国小说就是这样销到那儿去的。
道德的法国在国外是不为人所知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谈德·司〔汤达〕先生的小说以前，必须说明：从一七一五年到一七八九年作为欧洲典范的法国是快乐的，有趣的，有点儿放荡的，从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三〇年耶稣会士、圣会和波旁王朝的统治留给我们的法国是严肃的，有道德的，阴郁的，两者之间毫无一点共同之处。至于小说，再没有比如实地描绘，不抄袭别人的书更困难的了，在德·司〔汤达〕先生以前还不曾有人敢于为这如此不可爱的社会风气写照，鉴于欧洲的绵羊般的驯服精神，这社会风气虽然不可爱，最后将从那不勒斯一直流行到圣彼得堡。
请注意我们在国外不会想到的一个困难。为一八二九年（这部小说的写作年代）的社会写照，作者就是冒得罪那些丑陋面孔的危险，因为他刻画出他们的相似之处。那些丑面孔在当时权力极大，很可能把他送上法庭，像马加隆先生和丰唐先生那样，押到波瓦西去服十三个月的苦役。
现在终于可以谈一谈这部非常有趣的小说的故事了。
维里埃尔是弗朗什-孔泰的那些最美丽的城市中的一座，它建造在一个小山的斜坡上，高大的栗树丛中。杜河，法国风景最美的河流之一，在南边的小山脚下流过，维里埃尔就是展现在小山的斜坡上。北面，维里埃尔被汝拉山脉的一座大山掩护着。红瓦白墙的房屋、锯木工厂和制造钉子的美丽姑娘集合在一起，使这座小城市显得喜气洋洋。城市是整洁的，因为大部分是在一八一四年以后，拿破仑垮台和商业在法国得到复兴的时期建造的，但是它是笃信宗教的，完全受本堂神父、市长德·雷纳尔和副本堂神父玛斯隆的左右。本堂神父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教士，市长德·雷纳尔先生是一八一五年圣会任命的，而副本堂神父玛斯隆是一八二四年派来监视本堂神父和市长的，因为权势变得极大的圣会发现他们还不够盲目地忠诚于它的利益。
维里埃尔在这本书里是一个虚构的地方，作者挑选来作为外省城市的典型。
市长德·雷纳尔先生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有着一张只显露出对金钱爱好的大脸盘儿。他的年龄在四十八到五十岁之间，他获得过好几种勋章，对自己的贵族出身很看重，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女人。他在维里埃尔的大街上走过，作者向我们描写了农民们尊敬地向他行礼。
八年到十年以来，德·雷纳尔先生在维里埃尔可以为所欲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除掉非常正直的本堂神父和市长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值得一看的人物，这就是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他的这个职位给他带来一万到一万二千法郎的收入，他只有表明自己是圣会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才能保住这个职位，他是圣会的宠儿。根据这个宗派的重大决策，市长德·雷纳尔先生和本堂神父谢朗先生，尽管是保王党人，一有机会就应该由厚颜无耻的瓦尔诺先生和头脑狂热的副本堂神父玛斯隆先生代替。
在我们的这部小说开场时，长期受到德·雷纳尔先生保护的瓦尔诺先生，开始引起了市长的嫉妒。
我请求您一刻也别放过这两个人物：德·雷纳尔先生和瓦尔诺先生。这两个人是一八二五年前后法国的富裕者中的半数人的写照。德·雷纳尔先生是支持政府的，小城市里的重要人物。瓦尔诺先生是外省有过的那种短袍耶稣会士，胆子大，活动力强，狡猾，任什么事也不会使他感到害臊，为了讨好他的耶稣会会长，什么角色都愿意扮演。反过来这位会长为他的前途负责；我们随着这个故事的进展，将看到瓦尔诺先生先后变成了男爵和国民议会议员，总之一句话，他飞黄腾达，可是他不过是一个小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他父亲只给他留下一件绿色上衣和六百法郎的年金。在本故事开始时，圣会已经让瓦尔诺先生当上了维里埃尔的贫民收容所所长，他已经有了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几匹马，他设宴招待思想正统的人，而维里埃尔的那些希望发迹的野心家喜欢他家的晚宴胜过出身非常高贵的德·雷纳尔先生的晚宴，他火气很大。
瓦尔诺先生新近买了两匹诺曼底骏马，他刚从巴黎运到的四轮敞篷马车也使德·雷纳尔先生的四轮马车相形见绌。为了重新夺回自己的优越地位，德·雷纳尔先生想到给他的三个孩子请一位家庭教师。他选中了这座小城的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名叫于连·索雷尔的人，担任这个职务。于连是悲剧的主人公，我有必要谈谈他是怎样一个人。
于连是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体质羸弱，相貌好看，一双黑眼睛，脸上留着热情的痕迹。因为他使斧子的本领不如他的哥哥们和他的父亲（老索雷尔有一家锯木厂），所以他受到他们的蔑视。他还挨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打，他恨他们。他读书识字，这在他家里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本事。一位叔叔在临死时给他留下了卢梭的《忏悔录》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于连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作品，他的心灵从中得到了培养。因为他在家里是拳头和嘲笑的对象，经常不变的目标，所以他这个十分敏感、不断受到侮辱的人，变得多疑，易怒，嫉妒心重，甚至嫉妒他看到自己被野蛮地剥夺掉的所有那些幸福，特别是变得非常高傲，比有漂亮的房屋、财产、马车、贵族出身和挂在钮扣眼上的所有十字勋章的德·雷纳尔先生还要高傲。
年老、正直的本堂神父谢朗看到这个可怜的小于连体质太弱，不适于干木匠这一行，出于仁慈之心，教他学拉丁文。谢朗先生发现他有热情，富有同情心，而且热爱读书，打算把他送进神学院，培养他当教士。谢朗先生对德·雷纳尔先生说：这个年轻人精通拉丁文。根据这个推荐，维里埃尔的市长先生开始和于连的父亲谈判，要把于连请到他家里来。在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以后，也在抓住机会描写法国外省一接触到钱时会有的那些习俗以后，德·司〔汤达〕先生让您看到于连住进了德·雷纳尔先生的那所美丽的房子，成了他三个年幼的儿子的家庭教师。
于连除了他瞒着本堂神父谢朗，偷偷看卢梭的《忏悔录》，从中学到的那么一点以外，他对人和上流社会一无所知。卢梭年轻时处境和他有不止一个相同之处，因此这本书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于连避免谈卢梭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因为本堂神父谢朗和德·雷纳尔市长是热诚的保王党人，所以于连提到拿破仑时，总要在他偷偷崇拜的这个人名前面加上一个侮辱性的形容词。
在上流社会人士的眼里，于连的全部学问就在于会念拉丁文本的《旧约》，他把它熟记在心，他向任何人都背诵，如果您愿意的话，他还可以从最后一节背起，倒背到头一节结束。
这种本领很容易得到赏识，没有人能够否认它。记忆力和军人的勇敢一样，是一点也做不了假的。因此于连到了德·雷纳尔先生家里，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成功。德·雷纳尔先生佩服他，家里的朋友和仆人也都佩服他。对虚荣心重的维里埃尔市长说来，是怎样的幸福啊，整座小城光在谈论他有幸为他的孩子们找到了这样一位家庭教师。更使他高兴的是，瓦尔诺先生羡慕他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家庭教师，用尽一切办法要从他那儿把年轻的家庭教师抢走。
在一位小城暴发户的这种卑劣的权势和这种如此丑陋的富裕中间，年轻于连的性格以一种朴实的、充满魅力的真实性描写出来，他在他那颗还如此年轻的心灵深处，隐约地，然而深深地感到了市长先生的奢华生活有多么丑恶。作者决没有把于连处理成一个为女仆写的小说的主人公，他写出了于连的所有缺点，所有不好的内心活动，首先他是非常自私的，因为他是非常脆弱的，而从虫豸到英雄，一切生物的头一条法则就是保存自己。于连正是一个受侮辱的，孤立的，无知的，好奇的农家子弟，他充满了傲气，因为他的心是高洁的，而且他对自己蔑视富有的、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的德·雷纳尔先生的卑劣行为感到惊异。于连看到自己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每天都有人在他面前诅咒拿破仑，他崇拜这个拿破仑，因为拿破仑让勇敢的年轻农民当上尉，而且很快地就提拔成将军。于连为了扮演他那个虔诚的年轻教士的角色，不得不大声诅咒拿破仑。于连的内心处在一个愤激的状态中，他什么人也不爱，使他每天都感到惊奇的是他应该比头一天更加鄙视德·雷纳尔先生，瓦尔诺先生，以及上市长家里来吃肥阉鸡的、小城里的所有那些坚定的保王党的头面人物。
在前面我们谈到了一些描写得很真实的，但是并不可爱的人物。自从一八〇〇年侵入法国的这种如此令人厌倦的，如此充满了怀疑的外省新生活，造就了一种可爱的女人性格，这种性格在一七一五年到一七九〇年间流行的那种快活的风尚中间是不可能有的。我要说的就是德·雷纳尔夫人。像德·雷纳尔夫人这种可爱女性在外省有着许许多多。
生活在外省的人，即使是市长，即使是由多疑的圣会雇用的人，也怕遭到邻人的揭发。多亏了孤独，多亏了因为怕遭到邻人告密而过着的离群索居的生活，德·雷纳尔夫人成了这样一种女人：她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漂亮，完全不知道，她们把自己的丈夫看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男人，在他们面前战战兢兢，相信自己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们。她们温柔，端庄，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家务上，她们贞洁而且过着隐居生活，爱天主而且经常做祷告。更何况她们的晨衣是优雅的，她们经常穿着白色的连衫裙，她们喜爱花、树林、流水、唱歌的小鸟、在一群小鸡围绕中奔跑的母鸡。这些可爱的女人不爱摆阔，没有忧愁，没有快乐，常常到死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