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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孤独是与志同道合的人定下目标,没皮没脸地往前冲,等到离光明不远的时候,你扭头一看,却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已经不见了。
谁也无法预计自己在何时会遇见怎样的人。
经过多年的回忆,我发现,人与人擦肩时,往往会投来短暂且善意的眼光,你以为对方只是在浅显地打量,但对方表达的却是友善的“你好”。你伸出手,便能并肩行走。你错过,便再无下文。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都很简单,只是相识之后,才会随着时间与相知而变得越来越复杂。
1999 年,我18 岁,从湖南的小城市郴州进入省会长沙读大学。
从未接触过同城之外的同学,也从来没有认真使用普通话与人交流。
连起码的问候,也只是在佯装的自然中探索前行。那时的我是一个极其缺乏自信的人,唯唯诺诺的性格,最先生厌的人便是自己。
因为不知道如何与同学交流,穿了军训的服装便把帽檐压得很低,尽量不与人目光对视,尽量避开所有迎来的注视。坐在床沿上,看各地的同学迅速地彼此熟络、互相递烟以及刚开始流行不久的互发槟榔。
香烟和槟榔递到我这儿时,我很僵硬地摇头,本来想说谢谢,也许是因为普通话使用不利落,也许是因为脸涨红的原因,总之最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因为害怕与人交流,居然就喜欢上了军训。站得笔直,任太阳拼命地照,彼此不需要找搭讪的理由,也不需要找如何继续话题的转折点,教官在一旁狠狠地盯着每一个人,谁说话就严惩谁,这样的制度也正合我意。
湖南师范大学很大,正赶上我们那年扩招,新生特别多。师范大学的传统是军训期间要编一本供所有新生阅读的《军训特刊》,这个任务自然由我们文学院来完成。我还记得那是一本每周一期的特刊,上面是各个院系同学发表的军训感悟,不仅写了名字,还写了班次。特刊并不成规模,但对于中文系的我们来说却是趋之若鹜。而它产生驱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期的卷首语写得很好,落款是李旭林,99 中文系。
99 中文系,和我们同一年级,同一系别。在大多数人什么还没弄明白的情况下,居然就有同学在为全校新生写卷首语了。同学们争抢着看特刊编委会的名单,“李旭林”三个字赫然印在副主编的位置上。
这个名字迅速就在新生中蔓延开来。再军训时,有人悄悄地议论,那边那个男孩就是李旭林。顺着同学的指示看过去,一位身着干净的白衬衣、戴金丝眼镜、面容消瘦的男同学正拿着相机给其他院系的军训队列拍照片。
后来听说他是师范中专的保送生,家里条件不好,靠自己努力争取到读大学的名额。写文章很有一手,所以一进学校就被任命为文学院的宣传部副部长。再听说,他在读中专的时候就发表了多少多少诗歌、多少多少文章,女生们在聊起“李旭林”三个字时眼神里全是光芒,闲聊的信息里也包括了“他的字是多么的隽永,家境是多么的贫寒,性格是多么的孤傲”,印象里的才子就应该是这样的。
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能与这样的人成为同学,当然也就更没有想过能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即使后来知道他与自己是同乡,同样在郴州城里读了好几年的书,但感觉上的那种遥远仍然存在,不因同乡这个词而靠近。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那样的感受——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不在于身高、年纪、出身或是其他,而是别人一直努力而使自己产生的某种羞愧感。我觉得我与李旭林之间便是这样的差距。
大学生活顺利地过了三个月,院学生会招学生干部,我也就参照要求报了宣传部干事的职位。中午去文学院学生会办公室时,李旭林正在办公室写毛笔字,看见我进来便说:“同学,你毛笔字怎么样?”
除了会写字之外,我的字实在算不上规整,更不用提有型了。
看我没什么反应,他一边继续写,一边问我的情况。
我没有发表过文章,也从来不写文章,字也写得不好,只是中小学时常常给班级出黑板报,没有其他的特长,唯一的优点恐怕就是有理想了,连性格开朗都算不上。
“哦,对了,我也是郴州的。”最后我补充了一句,同时咧开嘴笑了起来。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因为实在无法在各种对话中找到与对方的一丝共鸣,那是我不丢面子地解决自己尴尬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他没有任何反应,我也能全身而退。
“哦,是吗?那还挺巧的。”他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并没有看到我灿烂的笑,继续把注意力放在毛笔字上。
我略带失望地继续说着,“我想报名学生会的干事,具体哪个部门我也没有要求,总之我会干事情。”
“那你下午再来吧,我大概知道了。”他依然没有看这边。
“那先谢谢你了。”我不抱任何希望地走了出去。
“你叫什么名字?”
“刘同。”
“我叫李旭林。”
“我知道。”
“哦,对,你说你也是郴州人……”这时他才转过头来看着我,身形与脸庞一样消瘦,但不缺朝气。看他的嘴角微微地笑了笑,我补充了一句:“早在《军训特刊》时就知道了。”
“哦,这样啊。那你住哪个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