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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孤独是与志同道合的人定下目标，没皮没脸地往前冲，等到离光明不远的时候，你扭头一看，却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已经不见了。
谁也无法预计自己在何时会遇见怎样的人。
经过多年的回忆，我发现，人与人擦肩时，往往会投来短暂且善意的眼光，你以为对方只是在浅显地打量，但对方表达的却是友善的“你好”。你伸出手，便能并肩行走。你错过，便再无下文。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都很简单，只是相识之后，才会随着时间与相知而变得越来越复杂。
1999 年，我18 岁，从湖南的小城市郴州进入省会长沙读大学。
从未接触过同城之外的同学，也从来没有认真使用普通话与人交流。
连起码的问候，也只是在佯装的自然中探索前行。那时的我是一个极其缺乏自信的人，唯唯诺诺的性格，最先生厌的人便是自己。
因为不知道如何与同学交流，穿了军训的服装便把帽檐压得很低，尽量不与人目光对视，尽量避开所有迎来的注视。坐在床沿上，看各地的同学迅速地彼此熟络、互相递烟以及刚开始流行不久的互发槟榔。
香烟和槟榔递到我这儿时，我很僵硬地摇头，本来想说谢谢，也许是因为普通话使用不利落，也许是因为脸涨红的原因，总之最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因为害怕与人交流，居然就喜欢上了军训。站得笔直，任太阳拼命地照，彼此不需要找搭讪的理由，也不需要找如何继续话题的转折点，教官在一旁狠狠地盯着每一个人，谁说话就严惩谁，这样的制度也正合我意。
湖南师范大学很大，正赶上我们那年扩招，新生特别多。师范大学的传统是军训期间要编一本供所有新生阅读的《军训特刊》，这个任务自然由我们文学院来完成。我还记得那是一本每周一期的特刊，上面是各个院系同学发表的军训感悟，不仅写了名字，还写了班次。特刊并不成规模，但对于中文系的我们来说却是趋之若鹜。而它产生驱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期的卷首语写得很好，落款是李旭林，99 中文系。
99 中文系，和我们同一年级，同一系别。在大多数人什么还没弄明白的情况下，居然就有同学在为全校新生写卷首语了。同学们争抢着看特刊编委会的名单，“李旭林”三个字赫然印在副主编的位置上。
这个名字迅速就在新生中蔓延开来。再军训时，有人悄悄地议论，那边那个男孩就是李旭林。顺着同学的指示看过去，一位身着干净的白衬衣、戴金丝眼镜、面容消瘦的男同学正拿着相机给其他院系的军训队列拍照片。
后来听说他是师范中专的保送生，家里条件不好，靠自己努力争取到读大学的名额。写文章很有一手，所以一进学校就被任命为文学院的宣传部副部长。再听说，他在读中专的时候就发表了多少多少诗歌、多少多少文章，女生们在聊起“李旭林”三个字时眼神里全是光芒，闲聊的信息里也包括了“他的字是多么的隽永，家境是多么的贫寒，性格是多么的孤傲”，印象里的才子就应该是这样的。
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能与这样的人成为同学，当然也就更没有想过能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即使后来知道他与自己是同乡，同样在郴州城里读了好几年的书，但感觉上的那种遥远仍然存在，不因同乡这个词而靠近。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那样的感受——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不在于身高、年纪、出身或是其他，而是别人一直努力而使自己产生的某种羞愧感。我觉得我与李旭林之间便是这样的差距。
大学生活顺利地过了三个月，院学生会招学生干部，我也就参照要求报了宣传部干事的职位。中午去文学院学生会办公室时，李旭林正在办公室写毛笔字，看见我进来便说：“同学，你毛笔字怎么样？”
除了会写字之外，我的字实在算不上规整，更不用提有型了。
看我没什么反应，他一边继续写，一边问我的情况。
我没有发表过文章，也从来不写文章，字也写得不好，只是中小学时常常给班级出黑板报，没有其他的特长，唯一的优点恐怕就是有理想了，连性格开朗都算不上。
“哦，对了，我也是郴州的。”最后我补充了一句，同时咧开嘴笑了起来。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因为实在无法在各种对话中找到与对方的一丝共鸣，那是我不丢面子地解决自己尴尬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他没有任何反应，我也能全身而退。
“哦，是吗？那还挺巧的。”他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并没有看到我灿烂的笑，继续把注意力放在毛笔字上。
我略带失望地继续说着，“我想报名学生会的干事，具体哪个部门我也没有要求，总之我会干事情。”
“那你下午再来吧，我大概知道了。”他依然没有看这边。
“那先谢谢你了。”我不抱任何希望地走了出去。
“你叫什么名字？”
“刘同。”
“我叫李旭林。”
“我知道。”
“哦，对，你说你也是郴州人……”这时他才转过头来看着我，身形与脸庞一样消瘦，但不缺朝气。看他的嘴角微微地笑了笑，我补充了一句：“早在《军训特刊》时就知道了。”
“哦，这样啊。那你住哪个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