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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进客厅，装乐谱的书包磕碰着她穿着冬季厚袜子的小腿，另一只胳膊因抱着的教科书往下坠，她站住脚，倾听着教室里传出的声音。一串轻柔的钢琴和弦与小提琴的调音声。这时，比尔德巴赫先生用他厚重、带喉音的嗓音朝她喊道：
“是你吗，小蜜蜂？”
脱手套的时候，她看见自己的手指仍然按照早晨练习过的赋格曲在抽搐。“是的，”她回答道，“是我。”
“我是。”那个声音纠正道，“等一下。”
她能听见莱夫科维茨先生的说话声——他说出的单字像光滑、模糊的嗡嗡声。比起比尔德巴赫先生，她觉得，他的嗓音几乎像是女人的嗓音。她有点心神不定，注意力无法集中。她随手翻了翻带来的几何课本和Le Voyage de Monsieur Perrichon注3，然后把书放到了桌子上。她在沙发上坐下，把乐谱从书包里向外拿。她再次看见自己的手——手指上颤抖的筋脉，红肿的指尖上缠着卷曲、肮脏的胶布。这个景象加深了过去几个月里折磨着她的恐惧。
她不出声地嘀咕了几句来鼓励自己。上好这堂课——上好这堂课——就像从前那样。教室地板上响起了比尔德巴赫先生冷漠的脚步声，房门“嘎吱”一声打开了，她闭上了嘴巴。
有那么一阵，她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在她十五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一直在寂静中观察从门后探出来的那张脸和肩膀，而那种寂静仅被微弱且单调的拨动小提琴琴弦的声音所打破。比尔德巴赫先生，她的老师，比尔德巴赫先生。牛角边框眼镜后面一双敏捷的眼睛；淡而稀疏的头发和其下方一张窄长的脸；饱满的嘴唇轻轻抿在一起，下嘴唇是粉色的，被牙齿咬得发亮；太阳穴处交叉的血管明显地跳动着，隔着房间就能看见。
“你是不是早到了一点？”他问道，瞟了一眼壁炉上方一个月前就停在十二点差五分的挂钟。“约瑟夫在这里。我们在排练他认识的一个人写的小奏鸣曲。”
“好啊，”她想挤出点笑容，“我听听。”她能设想自己的手指无力地陷入一排模糊的琴键里。她觉得很累，觉得要是他再多看她一会儿，她的手就可能会颤抖起来。
他犹豫不决地站在房间中间，使劲咬住自己发亮肿胀的嘴唇。“饿不饿，小蜜蜂？”他问道，“安娜做了苹果蛋糕，还有牛奶。”
“我上完课再吃吧，”她说，“谢谢。”
“上完一堂精彩的课之后，是吧？”他的笑容似乎从嘴角那儿消失了。
他身后的教室里传来一声响动，莱夫科维茨先生推开另一扇门，站在了他的身旁。
“弗朗西丝？” 莱夫科维茨先生微笑着说，“曲子练得怎样了？”
莱夫科维茨先生总让她觉得自己臃肿和发育过早，然而他并非有意这样。他身材瘦小，没有拿着小提琴的时候总显得有点无精打采。他那平板犹太人面孔上的眉毛向上拱起，像是在提问，眼皮却倦怠冷漠地耷拉着。今天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她看着他漫无目的地走进客厅，僵直的手指握住镶嵌着珍珠的琴弓，在一大块松香上不紧不慢地擦着琴弓上的白色马鬃。他的眼睛眯成两条明亮犀利的细缝，从领口垂落的亚麻布手绢把眼底的阴影衬托得更深了。
“我猜你最近进步很大。”莱夫科维茨先生微笑着说道，尽管她还没有回答他的上一个问题。
她看着比尔德巴赫先生。他转过身去，厚实的肩膀把门推得更开了。午后穿过教室窗户的阳光在落有灰尘的客厅里投下黄色的光柱。她能看见老师身后那架低矮的长钢琴、窗户和勃拉姆斯的半身塑像。
“没有，”她对莱夫科维茨先生说，“我弹得很糟糕。”她纤细的手指翻动着乐谱。“不知道怎么搞的。”她说，眼睛看着比尔德巴赫先生弯曲着的健壮后背，那个后背僵在那里，在听。
莱夫科维茨先生微笑着说道：“有时候会这样，要我说的话，一个人——”
教室里响起一个急促的和弦。“你看我们要不要赶紧把这个排练完了？” 比尔德巴赫先生问道。
“马上就来。”莱夫科维茨先生说，朝教室门走去前他又擦了一下琴弓。她能看见他从钢琴上拿起小提琴。看见她在看他，他放下乐器，说：“你看到海梅的照片了吧？”
她的手指在书包的尖角处收紧了：“什么照片？”
“海梅《音乐信使》里的照片，就在桌子上放着呢。在内封上。”
小奏鸣曲开始了。尽管简单，却不怎么协调。空洞，但有一种鲜明的风格。她找到那本杂志，翻开来。
海梅就在那里——左边的角落上。他托着小提琴，手指勾住琴弦在拨奏。深色的哔叽灯笼裤在膝盖下方整齐地束住，上身穿一件毛衣，衣领翻开。一张很糟糕的照片。尽管是一张侧面照，他的眼睛却扭向了摄影者，而他的手指看起来像是会拨错弦。他似乎因转向摄影器材而感到别扭。他更瘦了，肚子不再凸出来，不过，过去的六个月里他的变化并不大。
海梅·伊斯拉埃尔斯基，才华横溢的年轻小提琴家，照片摄于老师位于河滨路的音乐室。即将十五岁的年轻大师伊斯拉埃尔斯基已受邀演奏贝多芬的协奏曲，与——
那天早晨，她从六点开始练琴，一直练到八点，这之后她爸爸逼着她和家人一起吃早饭。她讨厌早饭，吃了会不舒服。她宁可饿着，用她的二毛午餐钱买四根巧克力棒，上课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用手帕作掩护，放进嘴里慢慢咀嚼，锡纸发出哗啦声时立刻停下来。但是今天早晨她爸爸在她盘子里放了一个煎鸡蛋，而她知道如果煎蛋破了，黏糊的蛋黄流到蛋白上的话，她会哭的。结果还真的发生了。现在她又有了那样的感觉。她小心翼翼地把杂志放回到桌上，闭上了眼睛。
教室里的音乐似乎在强烈而又笨拙地诉求着某个无法得到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她的思绪从海梅、音乐会和那张照片上游离开来，再次萦绕在将要上的钢琴课上。她在沙发上移动位置，直到能看清楚教室里面——两人在演奏，眼睛瞟着放在钢琴上的乐谱，贪婪地汲取着乐谱上所有的东西。
她忘不了比尔德巴赫先生刚才看着她时的表情。盖住瘦骨嶙嶙的膝盖的两只手仍然下意识地随着那首赋格曲的旋律在抽搐。太累了，她真的太累了。还有一种眩晕和不断下沉的感觉，每当她练习过度，晚上入眠前常有这种感觉。就像那些疲惫的半醒着的梦，在她耳边嗡嗡作响，把她卷入一个不停旋转的空间。
神童——神童——神童。带着厚重德国发音的音节滚滚而出，震得她两耳轰鸣，随后减弱成一串细语。同时还有许多盘旋着的面孔。有的肿胀得变了形，有的缩成灰白的一小团——比尔德巴赫先生、比尔德巴赫太太、海梅、莱夫科维茨先生。一圈又一圈，围绕着带喉音的“神童”这个单词旋转。比尔德巴赫先生赫然出现在圆圈的中央，一副敦促的表情，其他的人则围绕着他旋转。
疯狂的乐句此起彼伏。她一直在练习的音符像一小把从楼梯上滚落的玻璃珠，在互相碰撞。巴赫、德彪西、普罗科菲耶夫、勃拉姆斯——与她疲惫身体上跟不上趟的脉搏以及那个嗡嗡作响的圆圈古怪地合上了拍子。
有时候，要是练琴不超过三个小时，或没去上学，她做的梦就不会那么混乱。音乐在脑子里清晰地飞扬，一些短暂精准的记忆碎片会重新出现，清晰得就像那张女里女气的《纯真年代》的照片，那是他俩联合演奏会结束后海梅送给她的。
神童——神童。十二岁的她第一次去他那里的时候，比尔德巴赫先生曾这样叫她。比她大的学生也跟着这么叫她。
不过他从来没有当面这么叫她。“小蜜蜂——”（她有一个很普通的美国名字，但是他从来不用，除非她犯了特别大的错误。）“小蜜蜂，”他会说，“我知道这肯定很难受。一天到晚顶着个糊里糊涂的大脑袋。可怜的小蜜蜂。”
比尔德巴赫先生的父亲是一名荷兰裔小提琴家。他母亲来自布拉格。他出生在这个国家，在德国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她曾无数次希望自己不只在辛辛那提一个地方出生长大。“奶酪”用德语怎么说？比尔德巴赫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用荷兰语又怎么说？
第一次来教室，她凭着记忆弹完整部《匈牙利第二狂想曲》。笼罩着暮色的房间里灰蒙蒙的，还有他俯在钢琴上方的脸庞。
“我们重新开始，”那天他是那么说的，“这个——演奏音乐——不能只靠聪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的手指展开超过一个八度——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用粗短的手指敲打着自己宽阔的胸脯和前额。“这里还有这里。你年龄足够大了，能够理解了。”他点燃一根烟，把第一口烟轻轻地吐在她头顶的上方。“练习——练习——练习。我们从巴赫的创意曲和舒曼的短曲开始。”他的双手又动作起来，这一次拉了一下她身后台灯的灯绳，然后指着乐谱说：“我会示范给你看我希望你怎样练习。仔细听着。”
她在钢琴前面坐了几乎三个小时，已经累坏了。他深沉的嗓音听起来像是已在她体内迷失了很久。她想伸手触摸他指着乐句的肌肉绷紧的手指，触摸那个闪亮的金婚戒和他壮实多毛的手背。
礼拜二放学后和礼拜六下午她都有钢琴课。礼拜六的课程结束后她经常留下来，在这儿吃晚饭和过夜，第二天早晨再乘有轨电车回家。比尔德巴赫太太以一种平静到几乎麻木的方式关爱着她。和她丈夫大不同，她安静、肥胖、动作迟缓。只要不在厨房里做他两人都爱吃的丰盛饭菜，她似乎都在楼上的大床上待着，看杂志或带着似有似无的微笑坐在那里发愣。他们在德国结婚时她是个抒情歌手。她不再唱歌了（她说是因为嗓子出了问题）。每次他把她从厨房里叫出来，让她评价一个学生的演奏时，她总是微笑着用德文说：好，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