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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29日深夜,我为《穆斯林的葬礼》点上最后一个标点。当时,我已经心力交瘁,但仍然不忍释卷,怀着深深的爱怜和依恋,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浸透心血和汗水的书稿通读一遍,又动手作《后记》,写毕已是9月1日凌晨。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请接住她,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这句话,是对编辑说的,也是对读者说的。从那一刻,婴儿脱离了母体,剪断了脐带,带来了人间。
二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婴儿,如今已经整整二十岁了。当母亲回头注视着在人间闯荡了二十年的孩子,不禁百感交集。感谢真主的慈爱,这孩子成长得很健康,而且人缘儿极好。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她出世不久就戴上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更重要的是,她拥有了那么多真诚的读者。据北京出版社的不完全统计,仅他们一家二十年来的累计印数已经超过140万册,这还不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中国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各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多种版本,更不要说那些根本无法统计的盗版书。每一本书又在读者中辗转传阅,持续蔓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数次全文广播,又把读者面扩大到无数的听众。读者、听众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他们当中,有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有与我血脉相连的穆斯林同胞,有饱经沧桑的耄耋老者,有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绝大多数都和我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一本书,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心灵沟通了。许多人是偶然从朋友或同学那里看到这本书,顺手翻一翻,便放不下了。许多人是在辛劳的工作或学习的间歇,一边捧着饭碗,一边收听广播,一节听完,意犹未尽,期待着明天同一时刻继续收听。他们含着热泪向我倾诉,我含着热泪感受他们的心声。有的回族同胞说,他从这本书里了解了自己的民族,增强了民族自尊和自豪;有的读者说,她是读着我的书长大的,《穆斯林的葬礼》改变了她的命运;有的年轻朋友说,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使他懂得了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并将陪伴他一生。他们对这部作品的挚爱之情令我感动,但这些赞誉,我不敢当。《穆斯林的葬礼》不是史书,不是教科书,而是一部文学作品。我不是民族史专家,不是宗教职业者,而只是回族当中普通的一员,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一个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作家,我只是写了自己所了解、所经历、所感受的北京地区的一个穆斯林家族的生活轨迹,而不可能涵盖整个民族。我也不是哲人,没有先知先觉之功,怎么可能去改变他人命运,影响他人的人生?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而更愿意相信,是因为读者在阅读中融入了自身的人生感悟,和作者共同创造了文学。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一不是由广泛流传获得了生命,活在读者之中。读者的选择,历史的淘汰,最是无情也最有情。
还有的读者以极大的兴趣和我探讨《穆斯林的葬礼》的艺术技巧,这使我想起一位前辈作家说过的话:“寻诗争似诗寻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互动”过程:你在“寻”她,她也在“寻”你。你为了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众里寻她千百度”;而她好像是一件早已存在的、完整的、有生命的艺术品,等待着你的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创作状态,对作者来说已不是苦行,而是艺术享受。《穆斯林的葬礼》不是依照作者的设计,而是遵循她自身的规律,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书稿分两期在《长篇小说》杂志上刊出,上半部发稿时,下半部还只有一个目录,但我并不担心,一个已经孕育成熟的生命,分娩自然是指日可待的。
二十年后回忆当初,早已淡忘了“分娩”的阵痛,有的只是母爱的温馨和岁月的感慨:孩子大了,母亲老了。值得欣慰的是,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雨寒暑,我的孩子已经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既然我把她交给了读者,就让她继续生活在你们中间吧!在她的二十岁生日到来之际,我谨向尊敬的读者致以由衷的谢意,感谢你们二十年来对她的厚爱和呵护,并且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一如既往!
2007年8月29日
写于抚剑堂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