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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7月。
夕阳把“博雅”宅的院墙和门楼镀上了一层厚重的金黄色,檐下那暗红色的大门便融在阴影里了。门前的古槐,龙钟的老干和婆娑的树冠都被染成了古铜色,枝叶间传出悠长的“伏天儿——伏天儿——”,仿佛在故意拖延这炎热的长昼。
一条长长的、蓝幽幽的影子从路面跳上青石台阶,随之,一个少女的身姿就出现在大门前了。她轻快地迈动双脚,脚上穿着白色丝袜和方口扣襻儿黑布鞋,是最平常的样式。双腿挺秀而白晳,被飘然下垂的白裙子遮住了大半。她的右肩挎着蓝印花布书包,放学回来的路上走得热了,象牙色的面庞上泛出微微的潮红。她抬起手,拂去垂在额头上的一绺乱发,两条短辫子在耳后轻轻地晃动。她习惯于梳这样的辫子:短短的,辫梢不用绸带,也不用猴皮筋儿;编到了头儿,再返回去掖进辫子里,呈垂露似的圆形,简洁而舒适。她不必特别地打扮自己,便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朴素的美。
她微微地喘息着,向紧闭的大门伸出手去,拍响门钹上的铜环。
“来了,来了!”她听到在大门旁边倒座南房中的姑妈的应声,随着一串橐橐的脚步声,门闩响动,大门便“呀”的一声开了。
“新月?我还当是你哥先到家呢!”胖胖的姑妈叨唠着。
“姑妈!”新月抬腿迈过那高高的、中间被踩得凹下去的门槛,把挎在肩上的书包拿下来,提在手里,“我们学校今天……”
“得了,得了,先甭跟我说了,”姑妈神色不安地打断了她的话,等她进来,又把门关上,往里院瞅了瞅,“今儿个家里又不安生!”
新月的脸上立时罩上了阴云,她放学回来一路上的好兴致全被破坏了。她知道姑妈所说的“不安生”是什么。
她垂下头,提着书包,默默地从影壁旁边的藤萝架下走过,穿过垂华门,然后,不走天井中的甬路而直接沿着抄手游廊回自己的西厢房。果然,她听到上房里在争吵,时高时低,时断时续。
“你倒是说话呀,怎么又不言语了?”这是妈妈的声音。她在生气的时候,平时的和善、宽容一点儿也没有了,变得十分威严,声色俱厉。但又不同于市井常见的泼妇骂街,她从不摔盆砸碗、捶胸顿足,从不口吐脏字,即使在大怒的时候也很少失态而有损自己的形象,而只希望对方充分认识她的凛然不可侵犯并且不得不服从。
“我……我说什么呀?既然我的话在这个家一点儿用都没有,还不如什么都不说!”这是爸爸的声音,显得愤然、屈辱而又无可奈何。和妈妈正好相反,他平时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孩子们都对他有几分畏惧。而一旦和妈妈发生了冲突,他那份威严感便一落千丈,仿佛受了多少委屈而又无法申辩,敢怒不敢言似的。这时候,他常常是垂着头,坐在椅子上,两只瘦骨嶙峋的大手捂住脸,好像要避开一切纷扰;或者倒背着手站在那儿,两眼失神地望着顶棚,老半天一动也不动,黧黑的额头上泛着青光,太阳穴暴着青筋,两颊的皱纹明显地加深了,嘴唇无声地嚅动,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说。现在,不知他是在采取哪种姿态,反正是又在受折磨了。
妈妈又说话了:“哟,这可是把正话反着说了!这房子是你的,家是你的,你挣工资养活居家老小,你是一家之主,谁敢贱遇你啊?”她的话说得很慢,但很有力,像咀嚼牛蹄筋儿似的,让你慢慢品味、琢磨,每个字都好似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说的全是奉承话,可让人听起来却句句是嘲讽和挖苦。新月有时候完全凭主观想象,觉得慈禧太后大概就是用妈妈的这种语调说话。
“哼,真是这样儿吗?”又是爸爸的声音,“那你就再让我做一回主,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成不成?”
“哼,笑话!”妈妈冷笑着,“你当我是你花钱雇来的佣人?是两旁世人?我是她妈!我不管,谁管?”
“你呀,亏得还是她妈!你……没个当妈的样儿!……算了吧你!”爸爸好像失去了控制,他的声音急促,带着愤愤的喘息,以往的争吵很少达到这种几乎要爆炸的高潮,他似乎全然不顾后果了,“你毁了我一辈子还不算,还要毁了后辈?”
“哗啦”一声,上房里的什么东西被摔碎了,新月猜想那是一只喝茶的青花盖碗。她的心怦怦地跳,不知道这场战火将蔓延到什么地步。
姑妈并没有回到倒座南房里去,而是一直陪着新月往里走。里边的争吵使她不安,她感到恼火、难堪,却又没有足够的权威去平息战火;她不愿意让新月因为父母的不和而遭受刺激,但也没法儿不让新月听见。老太太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心惊肉跳地随着新月往里走,这会儿已经走到了西厢房廊子底下。上房的吵闹突然激化,下边将要发生什么事儿就难说了!一向没有主见的姑妈这时突然急中生智,想到了新月正是她要搬的救兵,便可着嗓子朝上房嚷了一声,虽然她极力装得轻松、随便、若无其事,但那声儿却因为紧张而显得古怪:“俩人没事儿又逗闷子玩呢?新月都放学回来了,该吃饭了咳!”
上房里的吵闹声戛然而止,姑妈果然一鸣惊人,收到了奇特的效果。新月看见妈妈从屋里走出来了。
韩太太站在廊子底下,悠闲地摇着手里的芭蕉扇,根本不像刚刚吵过架的样子。她年纪已经过了五十,看起来还像一个中年妇女,面色白净,仪态端庄,丰满而不显肥胖,穿着一双藏青礼服呢面方口布鞋,烫得平平整整的灰色暑凉绸长裤,深褐色的拷纱短袖大襟上衣,露着象牙色的胳膊,一双手细腻而柔软,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镶翠面儿的金戒指。虽然年月变了,她仍然保持着昔日的风度,表明她和左邻右舍那些出门提篮买菜、进家洗衣裳做饭的老太太、半大老娘们儿是不同的,令人不敢小瞧。在家里当然更是这样了,在丈夫、孩子和孩子的姑妈眼里,她是这个家庭的主宰,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
她从容地摇着扇子,看见新月正噤若寒蝉地顺着廊子往里走。
“妈……”新月不安地叫了她一声。
“哎,放学了?”韩太太笑了笑,“瞧你晒的,脸上那红!”
新月一低头,进了西厢房。她也觉得脸上发烫,不是被太阳晒的吧?是让刚才父母的吵闹给臊的。
韩太太却像没事儿人似的,轻轻松松地朝姑妈说:“大姐,今儿晚上吃什么?”
姑妈瞅着一场大闹已经烟消云散,心里高兴,便笑吟吟地说:“打卤面!今儿不是新月的生日嘛,我买了点儿牛肉,买了点儿……”
“噢!”韩太太声音细长地接了这么一声“噢”,然后说,“那好哇,等天星回来,就吃饭吧!”
新月回到自己房里,把书包丢在床前的写字台上,听到姑妈的话,心里一动,才记起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唉,忘了,几个月来她一直像枕戈待旦的战士一样埋头复习功课,准备迎接严峻的高考,竟然把生日都忘了!看起来,要不是姑妈提醒,连爸爸妈妈也忘了,要不然,他们不会在这个日子吵吵闹闹。只有姑妈记着呢,她知道自己在姑妈心中的位置!新月不由得泛起一阵伤感:生我的父母,还不如姑妈疼我!可是,父母刚才的争吵又是因为什么呢?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和自己有关,因为她明明白白地听见爸爸说:“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听见妈妈说:“我是她妈!”爸爸还说:“不能让你毁了后辈!”这不是在指她吗?可是,汉语里的“她”和“他”发的是同一个音,使她又不能断定指的到底是她还是哥哥。咳,要是爸爸用英语吵架就好了,“she”和“he”分得清清楚楚!但妈妈又不懂英语……新月为自己的胡思乱想而觉得好笑了,她对着镜子无声地笑了笑,那笑容是困惑的,是苦涩的。
哥哥天星下班回来了,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饭。大门旁边的五间倒座南房,东头两间姑妈住,西头是厨房和贮藏室,中间这一间是接待一般客人的外客厅,也是一家人吃饭的餐厅。
姑妈端上了打卤面,这是为了祝贺新月的十七岁生日而特意做的“寿面”。北京人爱吃面,能做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名目,炸酱面、麻酱面、热汤面、一和汤面、汆子面……都不算什么稀奇,比较讲究的就算打卤面了;姑妈做的打卤面就更为讲究,她把面抻得又细又长又匀溜又筋道,捞在碗里,浇上又香又浓的卤汁,那里边有香菇、口蘑、木耳、虾仁、黄花菜、玉兰片,像流动的“金绞蜜”琥珀,不等吃到嘴里,看着就让人眼馋,何况又是在1960年!自从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珠米桂薪使人们把兴趣相当浓厚地集中到“吃”上:怎样让有限的粮食定量填饱肚子,怎样更有效地保持体内热量,怎样充分地受用那些珍贵的票、证……从家庭主妇、一般市民到机关干部、工人、学生都不得不在饥肠辘辘声中时时想到这些问题,切身体会“民以食为天”这一自古真理的严峻性。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的粮库几乎已经挖空,面临脱销的危险,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并且采取措施,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压低城乡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提倡采集、制造“代食品”……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姑妈为这顿打卤面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就简直像一场成功的战役了,也不知她是怎样从无货不缺的商店里买到那些原料的!
新月捧着这碗“寿面”,几乎要落下泪来。十七岁了,她已经度过了十六个生日。她不记得最初的几次生日是怎样度过的,自从她记事儿以来,这一天常常是毫无表示的,似乎被人遗忘了。而且,她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爸爸说是阳历七月七日,阴历六月初五。可是这两个日子很难赶到一天,就不知道该以哪个为准了。妈妈和姑妈都是不理睬阳历的,今天的这个生日显然也就按她们的原则来过的,爸爸也并没有反对。过生日无非是表达一点美好的愿望吧,爸爸不会因此而争执,何况也不是每年都过。如果不是姑妈心里记着,恐怕今天又被忘记了。新月端起碗来,深情地望着姑妈,说:“姑妈,谢谢您……”
姑妈慈祥地笑了,对她说:“新月,不是这么个说法儿,你该谢的是你妈,这一天是她为你受难的日子!”
新月顿时意识到自己的疏忽,脸微微红了,朝旁边望着妈妈,按照姑妈的指点,说:“妈,今天是我的母难之日,感谢您把我带到人间……”
韩太太刚要吃面,看新月说得那么一本正经,笑了笑,对姑妈说:“成了,成了,别难为孩子了!当妈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她一个姑娘家哪儿知道那受的是什么罪?吃面吧!”
韩子奇一直沉着脸,也许是因为刚才吵架引起的不快还没有消散。他望着新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新月,十七岁了!爸爸没忘……原谅爸爸,不能给你过一个像样儿的生日……”
“打卤面,我已经很知足了!”新月说。
“该买一块生日大蛋糕,插上十七根儿蜡烛……”
“我憋足一口气,噗,一吹,全灭了!对不对?我在电影里看过!”
姑妈听得各漾:“那叫什么事儿?吹灯拔蜡?”
新月笑着说:“姑妈,您不懂,那是外国的风俗!”
“外国的风俗有什么好?”韩太太面带不悦,瞪了韩子奇一眼,“吃吧你!又显摆你多知多懂?”
韩子奇就不言语了。这年头儿,“外国”这个词儿不怎么好听,容易令人联想到“帝国主义反动派”之类,这一点,做外贸工作的韩子奇自然是很敏感的。韩太太这么点了一下,他就住了嘴。在孩子面前谈论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不好的。
餐桌上的空气显得压抑,姑妈只好出面打岔:“什么洋风俗、土风俗的,还不快趁热吃?新月,天星,吃!”
新月望望下班回家之后一直没说话的哥哥天星:“哥,吃吧!”
韩天星比新月年长八岁,今年二十五,是国营五四一厂的工人。那是全国独一份的专管印制人民币的工厂,重点保密单位,制度极严。也许正是因为长期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养成了习惯,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他的性格极其内向,不到非说话不可的时候,很少开口。每天一早,吃了早点蹬上车子走人,傍晚蹬着车子回家,一进门,就耷拉着留着“寸头”的脑袋,板着和爸爸一样黑却比爸爸胖的脸,穿着一身工作服,直奔他住的东厢房,等姑妈喊他吃饭,才出来,闷着头吃完晚饭,又钻回东厢房,如果夜里不上厕所,再露面就得等到第二天早上了。爸爸说:“这小子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姑妈有时候爱逗他:“咳,天星,你的脸耷拉得有二尺长,冲谁呀?”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谁也不冲。”完全不动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