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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和影视圈里的朋友谈电影，我经常要提起乌迪·艾伦。这些朋友说，艾伦的片子难懂，因为里面充满了外国人的幽默。幽默这种东西很深奥，一般人没有这么大的学问，就看不懂。我说，我觉得这些片子很好懂。他们说：您是个最有学问的人哪。就因为能看懂艾伦的电影，我赚了这么一顶高帽。艾伦有部电影叫做《傻瓜》（Banana），写的也是个傻瓜，走在街上看到别人倒车，就过去指挥，非把人家指挥到墙上才算；看到别人坐在桥栏杆上，就要当胸推上一把，让人家拖着一声怪叫掉到水里——就这么个能把人气乐了的家伙，居然参加了游击队，当了南美的革命领袖……当然，这部电影想在中国上演是不容易的，但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在内。
艾伦还有部片子，叫做《性——你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情》，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片子有点荤，不在引进之列，但也不难懂。我在街道工厂学过徒，我估计我们厂的师傅看到这部片子都能笑出来；但也会有人看了不想笑。有位英国演员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之后，仅仅因为他是男的，追星族的少女就对他很热情。他感慨道：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四十多岁、秃顶、腆着个大肚子（这就是他老兄当年的形象），这就是性感的标志啊。我也有同样感慨：原来“傻瓜”、“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这就是高深的学问啊。
最近看过美国电影《低级小说》（又译《黑色通缉令》），里面有个笑话是这样的：一次大战时，有个美国军人给爱人买了一块金表，未来得及给她，就上了前线。他带着这块表出生入死，终于回来，把表交给了她，两人结婚生子，这块表就成了这一家的传家宝。这家的第二代又是军人，带着金表去越南打仗，被越共逮住，进了战俘营。越共常常搜战俘的身，但此人想道：我要把这传家宝藏好，交给我儿子，就把它藏在了屁眼里，一连藏了五年，直到不幸死去。在临终时，他把表托付给战友，让他一定把表给儿子。这位战友也没地方藏，又把它藏在了屁眼里，又藏了两年，才被释放。最后，这家的第三代还是个孩子时，有一天，来了一位军官（就是那位受托的战友），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并把这件带有两个人体温，七年色、香、味的宝物，放到孩子手心里。这孩子直到四十多岁，还常常在梦里见到这一幕，然后怪叫一声吓醒。
鲁迅先生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民国时，一位前清的遗少把玩着一件珍贵的国宝——放在手里把玩，还拿来刮鼻子，就差含在嘴里——原来这国宝是古人大殓时夹在屁眼里的石头。从这两个故事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幽默是没有国界的，用不到什么高深学问就能欣赏它；但你若是美国的老军官，就不喜欢《黑色通缉令》；你要是中国的遗老，就会不喜欢鲁迅先生的笑话。在这种情况下，人就会说：听不懂。
除了不想懂，还有不敢懂的情形。美国的年轻人常爱用这样一句感叹语：Holy shit！信教的老太太就听不懂。holy这个词常用在宗教方面，就如中国人说：伟大、光荣、正确。shit是屎。连在一起来说，好多人就不敢懂了。
在美国，教会、军队，还有社会的上层人物，受宗教和等级观念制约，时常犯有假正经的毛病，所以就成为嘲讽的对象。这种幽默中国没有，但却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这种幽默，道理是明摆着的：这里的权力不容许幽默，只容许假正经。开玩笑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喜欢说几句笑话，别人就总说：你在五七年，准是个右派。五七年有好多漫画家都当了右派。直到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政治漫画的国家。于是，幽默在这个国家就成了高深莫测的学问。
有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玫瑰之名》，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中世纪的意大利，有座修道院，院里藏了一本禁书，有很多青年僧侣冒着生命危险去偷看这本书，又有一个老古板，把每个看过这本书的人都毒死了。该老古板说道，这本禁书毒害人的心灵，动摇人的信仰，破坏教会在人间的统治——为此，他不但杀人，还放了火，把这本禁书和整个修道院都烧掉了。这是个阴森恐怖的故事，由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悬念——这是一本什么书？可以想象，这书里肯定写了些你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情。在电影结束时，披露了书名，它就像《低级小说》里那块沉重的金表，放进了你的掌心：它是亚里士多德久已失传的《诗学》第二部。这本书只谈了一件事：什么叫做幽默。这个故事的背景也可以放在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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