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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一座高层建筑里。从一楼到十七楼,人人都封阳台,所用的材料和样式各异,看起来相当丑陋。公用的楼道上,玻璃碎了一半,破了的地方用三合板或纤维板堵住;楼梯上很脏,垃圾道的口上更脏。如果它是一座待拆的楼房,那倒也罢了,实际上它是新的,建筑质量也很好,是人把它住成了这样。至于我家里,和别人家里一样,都很干净,只是门外面脏。假如有朋友要见我,就要区别对待:假如他是中国人,就请他到家里来;要是外国人,就约在外面见面。这是因为我觉得让外国人到我家来,我的尊严要受损失。
假设有个外国人来看我,他必须从单元门进来,爬上六层,才能到达我家的门口。单元门旁边就是垃圾道的出口,那里总有大堆的垃圾流在外面,有鱼头鸭头鸡肠子在内,很招苍蝇,看起来相当吓人。此人看过了这种景色之后,爬上一至六层的楼梯,呼吸着富含尘土的空气,看到满地的葱皮、鸡蛋壳,还有墙上淋漓的污渍。我希望他有鼻炎,闻不见味儿。我没有鼻炎,每回爬楼梯时我都闭着气。上大学时,我肺活量有五千毫升,现在大概有八千。当然,这是在白天。要是黑夜他根本就上不来,因为楼道里没灯,他会撞进自行车堆里,摔断他的腿。夜里我上楼时,手里总拿个棍儿,探着往上爬。他还不知扶手不能摸,摸了就是一手灰。才搬来时我摸过一把,那手印子现在还印在那里,是没有当初新鲜。就这样到了我的门外,此时他对我肯定有了一种不好的看法。坦白地说,我在美国留学时,见到哪个美国同学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肯定也会看不起他。
要是个中国人来看我,看到的景象也是一样。大家都是人,谁也不喜欢肮脏,所以对这种环境的反感也是一样的。但他进了我家的门,就会把路上看到的一切都忘掉。他对我这么好,除了同胞情谊之外,还因为他知道楼道里这么脏不能怪我;所以我敢把他请到家里来。
因为本文想要谈尊严问题,就此切人正题。所谓尊严(dignity),是指某人受到尊敬,同时也是个人的价值所在。笔者曾在国外居住四年,知道洋鬼子怎样想问题:一个人住在某处,对周围的一切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假如邻居把门前和阳台弄得不像话,你可以径直打电话说他,他要是个体面人就不会不理。反过来,假如你把门前弄得不像话,他也会径直打电话来说你,你也不能不理。因此,一个地方住了一些体面人,就不会又脏又乱。居住的环境就这样和个人尊严联系在一起。假如我像那些洋人想象的那样,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本人还是个知识分子,还把楼房住成了这样,那我又算个什么人呢。这就是我不敢让洋人上家里来的原因。
但你若是中国人,就会知道:我有权利把自己的阳台弄成任何一种模样,别人不会来管,别人把家门外弄成任何一种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当然,我觉得楼道太脏,也可以到居委会反映一下,但说了也没有用。顺便说说,我们交了卫生费,但楼梯总没有人扫。我扫过楼道,从六楼扫到了一楼,只是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又被弄得很脏;看来一天要扫三遍才行。所以我也不扫了。我现在下定了一种决心:一过了退休年龄,就什么都不干,天天打扫楼道;现在则不成,没有工夫。总而言之,对这件事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把话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在我家里,我是个人物。出了家门,既没有权利,又没有义务,根本就不是什么人物,说话没有人理,干事情没人响应,而且我自己也不想这样。这不是在说外国人的好话,也不是给自己推卸责任,而是在说自己为什么要搞两面派。
中国这地方有一种特别之处,那就是人只在家里(现在还要加上在单位里)负责任,出了门就没有了责任感(罗素和费孝通对此都有过论述,谁有兴趣可以去查阅)。大家所到之处,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所有的公利公德,全靠政府去管,但政府不可能处处管到,所以到处乱糟糟。一个人在单位是老张或老李,回了家是爸爸或妈妈,在这两处都要顾及体面和自己的价值,这是很好的。但在家门外和单位门外就什么都不是,被称作“那男的”或是“那女的”,一点尊严也没有,这就很糟糕。我总觉得,大多数人在受到重视之后,行为就会好。
饮食卫生与尊严每天早上,北京街头就会出现一些早点摊。有一天我起早了,走着走着感到有点饿,想到摊上吃一点。吃之前先绕到摊后看了一眼,看到一桶洗碗水,里面还泡着碗。坦白地说,与一桶泔水相似。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再不到小摊上吃饭。当然,我理解那些吃这种早点的人,因为我也当过工人。下了夜班,胃里难受,嘴里还有点血腥味,不吃点热东西实在没法睡;这么早又找不到别的地方吃饭,只好到摊上去吃。我不理解的是那些卖早点的人。既然人家到你这里吃东西,你为什么不弄干净一点?
我认识一个人,是从安徽出来打工的。学了点手艺,在个体餐馆里当厨师。后来得了肝炎,老板怕他传染顾客,把他辞掉了,他就自制熟肉到街上去卖。我觉得这很不好,有传染病的人不能卖熟食。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要赚钱。大家想想看,人怎么能这样待人呢。只有无赖才这样看问题。我实在为他们害羞,觉得他们抛弃了人的尊严。当然,这里说到的不是那些饮食者的个人尊严,而是卖饮食者的尊严;准确地说,是指从外地到北京练摊的人——其中有好的,但也有些人实在不讲卫生。要是在他本乡本土,他决不会这么干。这就是说,他们做人方面有了问题。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你穿着衣服在街上一走,别人都把你当人来看待。所以,在你做东西给别人吃时,该把别人当人来看待。有一种动物多脏的东西都吃,但那是猪啊。你我是同类,难道大家都是猪?我一直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最近发生了一点变化,是因为遇上这么一回事:有一天,我出门去帮朋友搬家。出去时穿得比较破,因为要做粗活;回来时头上有些土,衣服上有点污渍,抬了一天冰箱,累得手脚有点笨;至于脸色,天生就黑。总而言之,像个“外地来京人员”——顺便说一句,现在“人员”这个字眼就带有贬义,计有: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卖淫嫖娼人员等等说法——就这个样子乘车回来,从售票员到乘客,对我都不大客气,看我的眼神都不对。我因此有点憋气,走到离家不远,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还没等把道歉的话说出口,对方已经吼道:没带眼睛吗?底下还有些话,实在不雅,不便在此陈述。我连话都不敢说,赶紧溜走了。假如我说,我因此憋了一口气,第二天就蹬辆三轮车,带一个蜂窝煤炉子、一桶脏水到街上练早点,那是我在编故事。但我确实感到了,假如别人都不尊重我,我也没法尊重别人。假如所有的人都一直斜眼看我,粗声粗气地说我,那我的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过,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我心情又好了。有个住的地方,就有这点好处。
我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上,由这里向西,不过二里路,就是一个优雅的公园,是散步的好地方。但要到那里去,要穿过一段小街陋巷,低矮的平房。有的房子门上写着“此房出租”,有的里面住着外地来打工的人,住得很挤。我穿过小巷到公园里去散步,去了一回,就再也不去了。那条路上没有下水道,尽是明沟,到处流着污水。我全身上下最好使的器官是鼻子,而且从来不得鼻炎,所以在这一路上嗅到六七处地方有强烈的尿臊气。这些地方不是厕所,只是些犄角旮旯。而这一路上还真没有什么厕所。走着走着遇上一片垃圾场,有半亩地大,看起来触目惊心。到了这里,我就痛恨自己的鼻子,恨它为什么这么好使。举例来说,它能分出鸡肠子和鸭肠子,前者只是腥臭,后者有点油腻腻的,更加难闻。至于鱼肠子,在两里路外我就能闻到,因为我讨厌鱼腥味。就这样到了公园里,我已无心散步,只觉得头晕脑胀,脑子里转着上百种臭味;假如不把它们一一分辨清楚,心里就难受。从那片平房往东看,就是我住的楼房。我已经说过,那楼的楼道不大干净,但已比这片平房强了数百倍。说起来,外地人到京打工,算是我们的客人。让客人住这种地方,真是件不体面的事。成年累月住在这种地方,出门就看到烂鸡肠子,他会有什么样的心境,我倒有点不敢想了。
我以为,假如一个人在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他就按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行事,像个君子。假如相反,他难免按无尊严人的方式行事,做出些小人的行径。虽然君子应该避恶趋善,不把自己置于没有尊严的地位,但这一条有时我也做不到,也就不好说别人了。前些时候看电视,看到几个“外地来京人员”拿自来水和脏东西兑假酱油,为之发指。觉得不但国家该法办这些人,我也该去啐他们一口。但想想人家住在什么地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方面,我应该做点事,才好去吐唾沫。后面这几句话已是题外之语。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外地来京人员”假如做餐饮,应该像君子一样行事,让大家吃着放心。这样说话才像个不是“人员”的北京人。
我有些朋友,帮一个扶贫组织工作,在议这样一件事:租借一些空闲的厂房,给“外地来京人员”一个住的地方。我也常去参加议论,连细节都议出来了:那地方不在于有多考究,而在于卫生、有人管理、让大家住着放心。房间虽是大宿舍,但有人打扫;个人的物品有处寄放;厕所要卫生,还要有洗淋浴的地方;各人的床用白布帘子隔起来——我在国外旅行,住过“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寄宿舍,住在里面不觉得屈尊。对于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来说,住这种地方就可以说有了个人尊严,而且达到了国际标准。因为国际标准不光是奢华靡费,还有简朴、清洁、有秩序的一面,我对此颇有心得,因为我在国外是个穷学生,过简朴的生活,但也不觉得低人一等。这在中国也可以办到嘛。……还有朋友说,这个标准太低。还该有各种训练班,教授求职所需的技能;还要组织些文娱活动。当然,这就更好了。可以想见,“外地来京人员”到了这里,体会到清洁、有序和人对人的关怀,对我们肯定会好一些。这件事从去年六月议起,还在务虚,没有什么务实的迹象。朋友里还有人说,这个寄宿舍应该赢利。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白说这些事,也该有点好处。我听了觉得不大对劲,就不再参加议论。本文的主旨是说,做餐饮的人要像君子一样行事,把这件事也扯了出来,我恐怕自己是说漏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