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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网走过来。我说：“都怪你，怪你！你让我围着树绕，我绕了，结果被抓住了。”
她叹了口气说：“那也得看该绕不该绕啊！”
我说：“你赔我妈妈。”
她沉吟了一会儿，说：“其实你妈妈没事的。他把家里大人名字记了去，是打算秋后罚款。你们过些日子就回北京去了，他到哪里去罚你妈？”
我说：“要是我家还没走，他就来罚钱，可咋办？”
小网极有把握地说：“不会的。平日里大伙儿都没有钱，他可罚得到什么？”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小网把兜里的花生掏给我，说：“就着熟地瓜干吃，有肉味。”
我吃了一口嫩嫩的花生果，满嘴冒白浆，又赶紧往舌头上搁了一块小网给我的熟地瓜干。我确实品出了一种奇异的味道，但我敢用我五岁的全部经历打赌：肉绝对不是这个味儿。
她们离肉已经太远，肉在记忆的无数次咀嚼中变质。
“好吃吗？”女孩们目光炯炯地望着我。
“不好吃！”我响亮地回答。
我看见小网深深地低了头。那块地瓜干是她好不容易才从家里偷出来的。
面对稿纸，我对那时的我仇恨刻骨。儿童的直率有时是很残忍的东西。有一天，小网对我说：“我要上学去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对妈妈说：“我也要上学。”妈妈说：“你才五岁，上的什么学？再说，咱们马上就要回北京。”
我说：“我要上学。”
妈妈只好领着我去学校，除学费之外，多交了几块钱，说请费心，权当是幼儿园了。
教室里总共有三块木头。两块钉在地里当桩，一块横在上面做桌面。每人从家里带个蒲团，就是椅子了。
结论三：女作家的个人感情经历多曲折跌宕，婚姻爱情多充满悲剧意义。她们的作品就是她们的心灵史。
在大约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我似乎没有记住一个汉字，好像也没有学会任何一道算术题。在记忆深处蛰伏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学会了一首歌，就是“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一是小网的学习非常好，老师几乎每天都要表扬她。
有一天，小网把我拉到一旁，愧疚地对我说：“以前我把你说错了。”
我大为好奇，说：“什么错了？”
小网说：“你看。”说着，把书翻到了很后面的一张。
我大惊失色，说：“这还没有学呢，你就能认了？”
她说：“也不全能，凑合着看吧。不说字了，咱看画。”
我说：“画怎么啦？没什么呀！”
她说：“你看那房子，双层的。这就是你说的楼吧。你比我小，可你见得比我多。我以后也要到外面去。”
后来，我回北京了。有时见到楼房，就会想到小网。轮到妈妈给老家写信时，我就说：“问问小网。”妈妈说：“小网好着呢，问一回也就得了吧，怎么老问？信是你姥姥托人写的，人家可不知道什么小网！”
等我自己学会写信了，我就给小网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说，我到同学家里看了电视……（那是1964年的事，电子管的电视还很稀罕。）妈妈看到了我的信，说：“你跟人家说这个干什么？小网能知道什么是电视吗？你这不是显摆吗？”
我想，小网一定是愿意知道电视的事情的。我绝没有显摆的意思，只是想把最新奇的事情告诉小网。不让写这些，我又写些什么？
我把信撕了。
后来，老家的人来信说，小网结婚了。嫁给一个东北人，到寒冷的关外去了。人们说，小网黑是黑，可是中看。要是一般人，还嫁不出去呢！后来听说她回过家，拉扯着一溜儿的孩子，右胳膊让碾机给铰断了，只剩下左手。大伙说，别看小网一只手，比两只手的媳妇能干。一只手能转着圈地擀饺子皮。有好事者说：“一只手能包饺子俺信，可怎么擀皮？”人们偷偷地说：“小网包饺子的时候，把案板搁炕上。人站在地上，歪着头，用下巴颏儿压着面剂子，一只手擀得飞快。只是她包饺子的时候不让人看，觉得自己那时候不美。”
我写下了论文的最后一条结论：
迄今为止，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群体中，尚没有一位是来自最广阔原野的农村女性。同当代青年男作家结构构成相比，具有极其明显的差异。
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