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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竖是骗，为何不骗人笑？
《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同志来北京采访我，亲不亲，故乡人。又听他说起家乡人民对我写的相声作品都很熟悉，心里觉得特别高兴。
我生在北京，老家在江苏省的南通市。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回老家，看着那深宅大院，那古旧潮湿的老屋，心里总有一种灰暗阴冷的感觉。幸亏那时我十三岁的小表妹（她现在刚刚做了母亲）总陪我到野外去玩，我们一起折下嫩绿的柳枝，在草地上奔跑嬉闹，这才觉得稍稍明亮温暖了一些。后来读唐诗，“今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乡情”，总觉得好像是专门为我写的，即文化人所谓“勾起了悠悠乡情”之类。
如今涉足文艺界，虽不敢说家学渊源，但也事出有因。我家祖辈虽说是经商的——听说是又开钱庄又开当铺，总而言之是千方百计地盘剥劳动人民——但也出过几个文艺爱好者，在大院里办了个“小小剧社”，后来驰名中外的大艺术家赵丹、顾尔已当时都是这个剧社的成员。现在老家亲戚中搞文艺的也不少，比如上海的导演梁廷铎，南京的作家顾尔镡，都算是跟我爷爷一辈儿的，不提也罢。
还有写评论的顾小虎，拍电影的顾永菲，论辈分我也该叫声“叔叔”、“姑姑”什么的，好在小虎和我是好朋友，于是就改称“小虎兄”了（当着他爸爸可是不敢）。
我的事业也是在家乡起步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南京的《青春》杂志上，题目叫《中学时代的朋友》，那年我二十岁，正在北大读书。那篇小说与相声一点儿也不沾边儿，是一篇地地道道的纯情小说，高晓声曾撰文说它“别具一格”，能使人产生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当然是他那个年纪的人说的话，我们当时可确确实实地正在“美好”之中呢！小说发表后获得了首届“青春文学奖”，我还收到了好多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当年的“纯情少女”写的。算来她们现在也是三十岁的人了，如果和丈夫、孩子一块儿读这篇文章，大约也只能剩下“美好的回忆”了吧？
后来《青春》又发过我的《大荒山纪实》《决战前夕》《家庭会议》等作品，可就有点“幽默”的意思了。我开始写相声以后就告别了小说，告别之作也是在《青春》上发表的，题目叫作《大海边有一个小姑娘》，先别说内容，单看这题目，你就知道该有多么的“纯情”啦！
我改行写相声是因为我喜欢相声的幽默。生活已很沉重，活着也不轻松，如果闲暇时欣赏的文艺作品还是那么沉甸甸的，岂不太累了？先不说那些感人肺腑、令人深思、发人猛醒的传世之作，就说“纯情”吧，大多也是要骗骗女孩的眼泪的。人家女孩活得也不容易，若长得稍差些，难免自怨自蹉，自暴自弃；若生得稍好些，又难免同班的男生、邻居的男孩，乃至电影院里偶遇的陌生男青年的苦苦追求，真是一肚子苦水没处说，平日里还要装出天真烂漫的样子来，你说难不难？横竖是骗她，你干吗非骗她哭，不骗她笑呢？
不过，写相声本身却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忘了是老舍还是哪位大作家说过，相声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难写的一种。难写是一方面，写完了，要想把它在舞台上演出来，在电视里播出来，更是难上加难——不提也罢。
本来想随便聊几句的，没想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写就是好几千字，也不知道人家《扬子晚报》给不给登，也不知道是节前登还是节后登——若是节前，就算我给家乡的读者拜个早年；若是节后，就算拜个晚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