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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竖是骗,为何不骗人笑?
《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同志来北京采访我,亲不亲,故乡人。又听他说起家乡人民对我写的相声作品都很熟悉,心里觉得特别高兴。
我生在北京,老家在江苏省的南通市。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回老家,看着那深宅大院,那古旧潮湿的老屋,心里总有一种灰暗阴冷的感觉。幸亏那时我十三岁的小表妹(她现在刚刚做了母亲)总陪我到野外去玩,我们一起折下嫩绿的柳枝,在草地上奔跑嬉闹,这才觉得稍稍明亮温暖了一些。后来读唐诗,“今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乡情”,总觉得好像是专门为我写的,即文化人所谓“勾起了悠悠乡情”之类。
如今涉足文艺界,虽不敢说家学渊源,但也事出有因。我家祖辈虽说是经商的——听说是又开钱庄又开当铺,总而言之是千方百计地盘剥劳动人民——但也出过几个文艺爱好者,在大院里办了个“小小剧社”,后来驰名中外的大艺术家赵丹、顾尔已当时都是这个剧社的成员。现在老家亲戚中搞文艺的也不少,比如上海的导演梁廷铎,南京的作家顾尔镡,都算是跟我爷爷一辈儿的,不提也罢。
还有写评论的顾小虎,拍电影的顾永菲,论辈分我也该叫声“叔叔”、“姑姑”什么的,好在小虎和我是好朋友,于是就改称“小虎兄”了(当着他爸爸可是不敢)。
我的事业也是在家乡起步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南京的《青春》杂志上,题目叫《中学时代的朋友》,那年我二十岁,正在北大读书。那篇小说与相声一点儿也不沾边儿,是一篇地地道道的纯情小说,高晓声曾撰文说它“别具一格”,能使人产生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当然是他那个年纪的人说的话,我们当时可确确实实地正在“美好”之中呢!小说发表后获得了首届“青春文学奖”,我还收到了好多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当年的“纯情少女”写的。算来她们现在也是三十岁的人了,如果和丈夫、孩子一块儿读这篇文章,大约也只能剩下“美好的回忆”了吧?
后来《青春》又发过我的《大荒山纪实》《决战前夕》《家庭会议》等作品,可就有点“幽默”的意思了。我开始写相声以后就告别了小说,告别之作也是在《青春》上发表的,题目叫作《大海边有一个小姑娘》,先别说内容,单看这题目,你就知道该有多么的“纯情”啦!
我改行写相声是因为我喜欢相声的幽默。生活已很沉重,活着也不轻松,如果闲暇时欣赏的文艺作品还是那么沉甸甸的,岂不太累了?先不说那些感人肺腑、令人深思、发人猛醒的传世之作,就说“纯情”吧,大多也是要骗骗女孩的眼泪的。人家女孩活得也不容易,若长得稍差些,难免自怨自蹉,自暴自弃;若生得稍好些,又难免同班的男生、邻居的男孩,乃至电影院里偶遇的陌生男青年的苦苦追求,真是一肚子苦水没处说,平日里还要装出天真烂漫的样子来,你说难不难?横竖是骗她,你干吗非骗她哭,不骗她笑呢?
不过,写相声本身却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忘了是老舍还是哪位大作家说过,相声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难写的一种。难写是一方面,写完了,要想把它在舞台上演出来,在电视里播出来,更是难上加难——不提也罢。
本来想随便聊几句的,没想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写就是好几千字,也不知道人家《扬子晚报》给不给登,也不知道是节前登还是节后登——若是节前,就算我给家乡的读者拜个早年;若是节后,就算拜个晚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