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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农场那天,正下大雪。我小时候在农村都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雪,看不见房,看不见树,看不见路,只是一天一地的白色旋涡。原以为看不见的东西是被大雪盖住了,等到在旋涡里挣扎了很久才发现,其实地上真的没有房,没有树,也没有路。
终于走到了大地的尽头,前面是一个冰封的湖。湖边有一些芦苇,我们要在芦苇荡边搭建自己的宿舍。没有砖瓦,只用泥土一方方夯紧,垒墙,盖上稻草,算是房了。然后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的时候就在上面搁一块木板,这便是床。
两个军人指挥着这一切,这里是军垦农场。
搭建了宿舍,军人宣布,我们的任务是砸冰跳到水里去,挖起湖底的泥,一点点垒堰,日积月累,在湖中开出一个新的农场来。而且,说干就干,立即跳下去。冻僵的脚在水底被芦苇根割得鲜血直冒,还没有感觉。
从水里上岸,还是一片滑溜溜的污泥塘。大家不断摔跤,爬起来又摔。就在这时,我脚下的奇迹出现了:只有我,稳稳地走着,不摔跤,还可以去搀扶这个,拉拽那个。一开始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但立即就明白了,这是童年的历练,幼功未废。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家里没有鞋,只是太享受赤脚在泥塘里滑溜的痛快。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家乡和童年,还被我带在脚下。我由于这点本事,立即在“难友”间建立了威信。
农场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点钱,可以购买一些日用品。我一拿到,就立即全数寄回上海,祖母应该已经买了火车票回到家乡。
我猜得出她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拉一个邻居小孩陪着,到吴石岭去上坟。那儿,有她的老伴,我的祖父,还有她的一堆孩子,包括不久前去世的叔叔。
“集合,集合!”这是管我们的排长在喊。他姓陈,一个朴实的军人,与我们已经很熟。他说,来了一个副营级的年轻军官,要对我们这些大学生训话。
我们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排好队,那个瘦精精的年轻军官踱着步子站到一个泥堆上。他板着脸,压低了嗓门说:“大学生,没什么了不起。请诚实回答,你们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问一遍:你们蠢不蠢?”
“蠢——”大家懒洋洋地拖着音,不知道他在玩什么幽默花招。
他来劲了,再问一句:“你们傻不傻?”
“傻!”大家突然明白该怎么回答了,喊得回肠荡气,像是在高声欢呼。
“那好,”他得意地宣布结论了:“你们现在要全体脱裤子——”他故意在这儿停顿,双目炯炯地扫视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学面面相觑。幸好他终于说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正是这条尾巴,让你们又蠢又傻!”
他说完就转身走了,步态矜持而快速。大家立即笑成一团,包括陈排长。
大家打听,这个军官姓什么。陈排长说,好像姓齐,因为是副营级,大家都叫他“齐营副”,名字搞不清。
这事当天就被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即刻勃然大怒,当着我们的面说:“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现在一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士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叫他示范!”
我们想象着那个瘦精精的“齐营副”一丝不挂地站在土堆上的样子,很痛快。
大家笑眯眯地看着罗股长,觉得他真做得出来。罗股长扭头对陈排长说:“别受他干扰。今天倒有正事,上级来通知,收缴大学生行李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明天就办。”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下乡,知道是一辈子的事,都带了一些书,防止自己真的成了农民。这些书,有哪一本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呢?第二天,两只装满书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都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两本。我看到陈排长嗜烟如命,就向一位抽烟的同学借了一包烟,塞给他,顺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两本书,正是那天我到废品回收站去卖书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来的。
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地翻看了一会儿,便问:“里边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彪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农活,没有一个季节有空闲。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为天天有重担在磨,愈合不了。
但是农活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牵肠挂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没有,禾苗站住没有,水沟渗漏没有。过一阵,又去看稻子抽穗没有,穗子饱了没有……为了这个,还要朝朝观云,夜夜听风,像是着了魔,差一点把外面的政治运动忘了。有时,把家里的伤心事也忘了。
终于到了潮汛季节,农场的堤坝受到了严重威胁。那天傍晚传来警报,东北段的堤坝已经出现险情。我一听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几个伙伴飞速跑去,到了那儿正遇到决口。这一决口,整个农场都会淹水,我们所有的劳动全泡了汤。
我二话不说就纵身跳进水里,二十几个伙伴一起跟着跳了下来,我们紧紧地挽着肩膀,用身体堵坝,不让决口扩大,一直等到部队和农民赶来。我们被拉上岸来的时候已经冻僵,被送到宿舍后,一个叫沈立民的盲人伙伴,用双手把我们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过来之后躺在床上,突然对于自己纵身堵坝的行为产生了后怕。倒不是怕死,灾难年月大家对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妈妈、祖母和弟弟怎么办?
由于这件事,农场认为我们是“英雄”,正逐级上报,准备颁奖。与报纸上经常宣传的英雄相比,我们的动机、动作和效果都与他们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还活着。
就在这个时候,从刚刚修复的堤坝上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以为是报社记者来采访“英雄事迹”了,但很快发现不太像。
还没有来得及打听,它又开走了,却抓走了一个学生。两天后,又来了一辆吉普车,又抓走一个学生。
两个被抓走的学生,原来都是学生造反派的首领。这些天,还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长途汽车到县城,然后一批批朝农场赶来,他们也是来审查学生造反派的。
学生造反派,本来在学校里是我们的对头,但到农场后天天一起劳动,早已没有对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们当时“造反”,只是响应上级号召罢了。我们不接受他们,也只是不理解上级号召罢了。现在上海的工人掌权者要大规模地整治他们,我们的立场立即站到了他们一边。更何况,与我一起跳到洪水里去以身堵坝的二十几名伙伴中,有十个是原来的造反派。我们早已“生死与共”。
突然传来消息,三连正在审查着的一个学生造反派首领,跳水自杀了。
死者是女生,审查她的是上海财经学院的一个工宣队员,农场方面就让那个“齐营副”配合。他们两人一星期来天天轮流找她谈话,结果给谈死了。各连学生一听说,义愤填膺又同病相怜,立即就赶到了三连。
出了人命,罗股长显然急了。他用手指着“齐营副”和那个上海来的工人,厉声问:“你们说,到底查出了她什么问题?”
那个工人支支吾吾地说:“只说她在造反派中被人家叫外交部长,有向政府夺权的嫌疑……”
边上的学生立即大喊:“这是同学间开玩笑,他们上纲上线!”
罗股长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铁青着脸上前一步,说:“我还被老战友叫过总统呢,你来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