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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与巴黎并为狄更斯名著《双城记》里的双城，而且都曾陷给对方，可是隔了一道“荒谬的海峡”，风格却大有差异。巴黎之美在明艳而善变，无论在政治或文艺上都历经革命。伦敦之美却雍容而成熟，自从十七世纪那场革命以来，就不再有大变了，无论欧风美雨如何吹袭，始终保持自己的作风。很难想象埃菲尔铁塔怎能矗立在泰晤士河畔，玻璃的金字塔怎能出现在贝尔格瑞夫广场。
在令人怀旧的电影里，伦敦曾是雾都。欧琳太太在王尔德的喜剧《温夫人的扇子》终场时就说：“伦敦的雾跟正人君子太多了，温大人。到底是雾带来了正人君子，还是正人君子带来了雾，我不知道。”这是一百年前的笑话，由于环保规定严格执行，伦敦之雾已成了历史。
不过雾散之后，其他的景色并没有变。
宏伟而嵯峨的国会大厦之上，那口重达十三吨半的大笨钟，在金碧辉煌的塔楼顶，仍然每小时向世界朗敲格林威治的光阴。戴着黑绒高帽，绷着猩红制服的羽林军，仍然在宫门前按时换岗。律师在庭上仍然银其假发，黑其长袍。银行的侍者仍然耸其高礼帽，曳其燕尾服。巍巍而过的双层巴士仍然红得那么热闹，施施而来的计程方轩仍然黑得那么稳重。当你在长长的河堤上散步，即连东去的泰晤士河水，也似乎仍在斯宾塞的诗韵里起伏。
我去伦敦，先后已三次。第一次在一九七六年，是去开国际笔会。我宣读论文《想象之真》时与我并排同席的，包括老诗人史班德，桂冠诗人贝吉曼，美国诗人罗威尔（Robert Lowell），可惜未曾照相留影。第二次在一九八五年，纯为旅游。第三次在一九九二年十月，是应英国文艺协会之邀，与北岛、张戎、汤婷婷联袂去六个城市巡回朗诵，在伦敦先后只有三天。
英国之盛，端在两大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维多利亚之朝。方其称雄于世，曾号日不落国。但是如今处处日落，大英帝国在海外的属地已所余无几，而一九九七年就要还中国的香港，也已在倒数计时。第三次我飞抵伦敦，是在十月的清晨，出得希斯罗机场，正好七点，天色灰青青的，晓寒低处，旭阳还未升起。与黑龙江纬度相当的伦敦，似乎还未醒来，甚至在这日不落国的京城之上，老太阳也晚起而早落了。
大英帝国早已解体，甚至联合王国都景气低沉。伦敦，确是美人迟暮了，但是在成熟的皱纹之下，仍难掩她昔日的端庄风华。殖民地虽已纷纷独立，英语却盛行于世界，而英语所及，也把莎士比亚、狄更斯、王尔德、披头士带给全球。国协与属地的人民虽然不满英国政府，却罕见有人不喜欢伦敦。从巴基斯坦到印度，从澳洲到南非，从香港特区到马来西亚，多少人宁可留在伦敦，只要听听皮可迪里（Piccadilly）大街上各国腔调的英语，便可知这古城有多国际化了。输了领土而赢了制度，失去了帝国而播扬了文化，迟暮的伦敦仍是动人的美人。
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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