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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来的“慈母”、“三春晖”,再文雅点的说“萱堂”、“令慈”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她有时也“手中线”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没有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里喀喳组合着“对”起来,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1949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六八年在大同
我出生在山西,当兵又回到山西。不过,当年的昔阳穷山恶水,我都了无印象,我太小了,两岁吧?三岁?母亲便把我带到河南,绕圈子转——这有个词,叫“弋”——就以河南为中心弋。却只有一次弋出河南的,居然又回到了山西!在总后勤部下头一个工程团当了兵,这一身军装一穿就十年多,然后又弋回了南阳,合手起笔写字了。
1968年8月,我们接到命令,部队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让我们连派人去大同“学工”,这个意思许多战士不明白,但我知道,就是“穿着军装做工人”,到大同能有什么事?那里有的是煤,肯定是挖煤就是了。我的估计一点儿没错,不但是挖煤,而且是煤矿的先锋——掘进工。说实在的尽管这工作不如意,然而比起上山下乡,那还是好了去了。
我有两宗毛病,都与大同有关。一是气管炎,是在大同得的。
作者当兵时,当时已是“大龄青年”
大同冷,怎么个冷法?你在河南南阳,怎样和你说都无法感受。我们是8月中旬去的,先盖营房,我们自己住的油毡房子,已经生起火来,到国庆节前夕因为要放假,收拾现场,突然下起雪来,飘飘摇摇的雪片在旗峰山的岗峦间旋舞着翱翔,粗一看,它们似乎老在那里盘旋,似乎调皮着不肯落地那样,其实过了一会,山头也白了,山脚也白了。帽子上身上都是雪。洛阳南阳上学时,也过十一,那一天肯定要集会的,学校要求所有学生,一律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没听有人叫过“冷”的。这里下雪,要穿棉衣,戴棉军帽,只是年轻人火力旺,没穿棉鞋,我们指导员弱些,我看他连大头鞋都武装上了。胡家湾的老工人告诉我,冷时节从公用自来水挑水回家水桶晃悠着溅着,到家桶面上就结了冰——你冲火车皮“呸”唾一口唾液,紧接着用手去抠,就能把变成冰片了的唾液取下来。冷到负三十摄氏度、四十摄氏度是常事。
但井下不冷,无论冬夏,都是恒温十六摄氏度。我们都着工作棉衣下井,爆破工头一班已经把煤炸下来,散摊在撑着木柱的掌子面上,我们的任务,是把煤用铁锹铲起装进一米五高的铲车里。然后引“放”到大巷里,再用牵引车拉到四百米上去的地面——工序是这样,我是新兵,除了装车什么事也不用想、不用管,只管装车。我们班十二个人,有个老兵管挂信号灯,拿下十一个,四个推矿车的,还有七个,每天的任务是六十车,六十车就是六十吨,装完就回,大家都知道这回事,偷懒等于整自己,只有一个字,干!
这样的劳作我现在想起,还有点无法思议。我出身干部家庭,上学出来的人,有时去兵里同学家去住,也装模作样帮人割割麦子,刨刨红薯,和这个“活”比起来,那简直可以算作游兴玩儿!我真的累呀!我觉得我铲的煤只有战友们一半多一点,怎的人家就能一气不歇低着头只管干,我扔几铲就不行了呢?我怎的就这般无用呢?而且我出汗多,出汗快,弄几下就擦汗还是把棉衣棉裤都湿透了,“臭汗臭汗”,真的是臭,不穿这样的工作衣,不干这样的活,说给你听你体会不到。煤矿排瓦斯有个风筒,外头用鼓风机向里吹风,排除现场瓦斯,风筒直径有八十厘米吧,通身大汗的我连头带裤子钻进里面取凉,簌簌的疾风把我全身衣缝都吹透了,衣服似乎也干燥了一点,也就不热了——然后回身再挥锹铲煤。到下班上井,井上都是寒的严酷,把湿透了的衣裤冻结起,只有关节是可以活动的,冰盔冰甲回到宿舍。上下温差在四十五度左右。
干活热——吹风——出汗——湿衣——上井严寒。如今时兴的说法,这是几个关键词,关键词相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气管炎。
再一宗病。抽烟。抽烟也是在大同学的。
井下作业最怕的是两条,一是“冒顶”,就是塌方了。二是瓦斯爆炸,冒顶虽时有发生,但你小心一点,只要不是大塌方,不会有大的恐怖,工作中间也有一次十分钟的休息,半躺在煤堆上,还可以借矿灯看个小册子什么的。闭上眼,在寂静中能听到预留煤柱承受压力发出碎裂的“咯嘣嘣”的声音。但这也不要紧它只是吓唬你,似乎从来也没有煤柱崩塌的事发生过。但矿区有可怕的流传:××年瓦斯爆炸,死了××号人……这类事不可能是假的。因为矿区工人中遇难家属就和我们是邻居。我们几个战友商量:咱们每个月有六块钱的津贴怎么用?
六元钱不是大数目,但是我的全部财产。我们想就这么一点钱,如果遇上冒顶或瓦斯,跟着殉葬实在太没价值,得想一个“与生命同步”的消耗办法。这六元这样分配,一元钱打牙祭,一元钱买牙膏,还有裤头——当兵的不发裤头。还有四元,买烟抽。彼时时兴说法“戴东风牌手表,抽万里牌香烟”。手表就甭想了,抽烟吧,我在大同学会抽烟,首用牌子:万里。
我这样说大同人会不是滋味,怎么在大同没学个好?其实我自己回忆起来,觉得很甜蜜,甚至很惬意那样的怅惘与追索情怀就会来袭扰我,气管炎不是好事,抽烟也不是好习惯,好好歹歹他们都成了我终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从一个无衣食之忧无事业之心的浪荡少年,在大同洗礼了一下,有点涅槃升华了。我的意志与毅力,我的韧性与耐心,我决定燃烧自己的生命与气数一搏死拼,这样的决心也都是在大同形成的。当我在褴褛的工作衣上缠上电瓶,戴着矿灯帽,穿上长筒水鞋趟在混沌的井下煤水汪中时,就这样想,我现在在人生的最低谷——当然很不堪。但是,在这里,我只要努力地走,无论向哪个方向努力,我都是在向上。
三十年后,我又回了大同,这里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我应邀来参与。审量那山,还是那样的,只是树,都长得很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