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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好听一点说“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亲近的人、熟人、同事、朋友、爱人……有家庭地位与有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有族权与社会权力的“当权”,眼见他们出毛病、有过错,事关他的声名,铁定的绝口不言。换言之,非亲非故非掌权者呢?那就说有这一层礼,就可以飞短流长,嚼舌评批。这是理论,也是“礼论”。明摆着看,是不公道,偏心眼儿,从暗地里说,这其实是坑了当事人,往往当事者糊涂一辈子,糊涂死了还不知道何故所因。
对于一个家庭,对于一人一事,这理论虽荒谬,尚无流毒害人。但对一个政权、一级政府,实践上的害处都是老百姓或者公民承受了。打开我们的史书看看,没有一例当朝人修当朝史的——都是等到它彻底完蛋了,换了“朝代”才去说昔日“前朝”的是非。他已经不是“当今”,你说他是猪、是狗、是王八蛋都没事,反正前朝是糊涂死的,糊涂在什么地方,前朝不晓得,我把它写出来,则是曲笔绕弯儿给“今上”瞧瞧,小心着别学那王八蛋……周而复始,一代一代犯糊涂,一代一代依样画葫芦。这么着,混了两千多年。这在世界列国绝无仅有。
这么着做绝对安全,原因也很简单,人都喜欢听顺耳话,嗅马屁香。君权在握,你说他的“是”夸他的成绩,他就认为你居心中正,“可表天日”;你批他的“龙鳞”,痛得浑身乱颤,他就对你不客气。“殷有三仁”是孔子的话,说的是箕子、微子和比干,箕子佯狂,微子是聪明人,比干生在孔子之前,还不懂“讳”的妙处,结果呢?剜心。几年前我曾到过比干墓,封土之处,所有的“比林”之木,都是一把把扫帚昂然向天——没有树心,像是要扫天下的灰尘,又像是默然警示着后人什么。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人,汉朝人,他实录描摹了西汉前朝的史事,这人胆大,还有不少“太史公曰”加了进去,不单写事,还加评论,是是非非指指点点,本来一片的赤诚,“上头”以为他“操心不善,应该割蛋”,真个让人家给下了宫刑。他自己悲愤得不得了,我以为汉武帝还是对他留了点情的。他的事放在“康雍乾”这盛世里试试——你还要出书?你就是私史,躲在家里每日记“历史”,查出来也肯定是“凌迟”剐了去。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话肯定是不确的。更多的人不是泰山,也不是鸿毛,而是沙、尘土、石头蛋子,倒是这些物件活得长久些,而且不断演创历史。“偏心眼儿”,用在史观上,就会说不讲理的话。比如说李世民,那是一代英主,能兼听、能从谏,开创了中华史上最值自豪的唐代盛世。他当初即位玄武门之变,真正的杀兄逼父,很少有人提起。宋太祖赵匡胤“烛影斧声,匣剑帷灯”的故事耐人寻味得很,也少有人谈,但一样是皇帝,论到雍正,什么弑父逼母,杀兄屠弟,饮酒好色……十大罪状都出来……你细究去,条条罪状又似乎都有点“证据不足”。就这么浑浑噩噩三百多年……反正混账的时间长了,混账的东西也会变成“真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唐代离我们远,名声大且久远,“唐宗宋祖”听一听这词都带劲,而且是汉人的,雍正离我们近,他活着时就有恶名,“传位十四子”虽是假的,但无风不起浪,你肯定有点问题吧?不然你急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干吗要写《大义觉迷录》忙忙地辩白?种种可疑: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有作案的种种蛛丝马迹,你又是个皇帝,是胜利者,皇帝有什么好说的?你不是犯罪嫌疑人是什么?且藏在心中深处,有没有“满人”暗示,我看也难说。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这份心理暗示是否还在呢?
打开我们当代的小说,凡地富反坏,必定个个坏透。“墙头上挂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拉屎攥拳头——暗使劲”,“梦想恢复”“丢失的天堂”。
这些事不能说没有。但我们一窝蜂地都在弄,按照国有的教科书和国有的程式弄,白菊花、黄菊花、绿菊花……反正都是菊花。但作为“根据”,教科书和这程式未见得不是偏心眼的产物。“偏心眼儿”这心术心胸,用到哪里坏到哪里,用到什么时代,那时代总是好不起来,但破起来是万万分的艰难,比如“成分”这事,从秦始皇而始,我们经过了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在社会生活中才打破了“它”,真正做到了“有成分,不惟成分”,变得聪明和公正了些,这里头有些道理真的是很深奥又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