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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以“自律”来励志倡廉是有问题的提法。因为就理论而言,任何一种好的理论,都是靠灌输才得纳入的。无论宗教、学说、知识……马列主义、苏格拉底……一概莫能外。从小爹娘教,大了学校教,社会管束,朋友制约,通通都是“他律”。为有这许多的“他律”,才使人有了惧怕心,警惕心,这才叫“自律”意识。他律大致上都是控制欲望的,自律呢?晚上在被窝里,无论是贵人,还是破席牛屋中的潦倒人,辗转反侧想的都是国家大事、人民幸福,怎样为人民服务,如何做好“代表”?肯定不是。恐怕想女人(当然不是自己该想的)、想升迁、想出名、想拳脚功夫,什么太极、八卦抑或美国的泰森、阿里,想形意、武当少林、散打……怎样如何能打得对桌坐的那家伙满地找牙,想钱、想房子、想儿子怎样出国或厨房里的酱油……怕是想这些事的居极大多数,真正专门想学马列、学雷锋,默默无闻为人民做点什么贡献,这才对得起组织和人民对自己培养教育的,我不敢说没有,我肯定说有,也是极个别的。想干坏事,又怕他律,只好理智些个,如果这个叫“自律”,那倒是有许多的。
在历史现实的实践上,我没见过一个伟人活佛圣贤是靠“自律”立起身来的。并且同时,我也没见一个杰士廉吏是“自律”培养出来的,并且,也没见过一个贪墨之徒“自律”了。真的改正了的,记得是哪一本小说说了一句“大凡做好事的心,一天天会小下去;做坏事的胆,一天天会大起来”,倒是这句话,贴近真理些个。
写《康熙大帝》时,郭琇这人物是必须琢磨的,不可随便绕开的,因为这涉及到康熙这主子的性格特点、人格特点以及书的情节安排。这个人很叫我诧异了一阵子。什么原因突然使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当然,在另一份很郑重的资料里,说康熙在私下给他下毛毛雨,他写的这奏章,这资料上有眉批“如此名臣便宜煞”的话头。我不排除这件事有“预先授意”的可能,但是明珠高士门生故吏党羽如林遍布朝野,他这么做,首先要冒“得罪一大片”的风险。这是一;二、康熙也可能突然变卦,顷刻之间他便万劫不得翻身。明珠只是受了点疑心,康熙对他还是宠爱的。有可能只是“借机”,让郭琇教训教训他。郭当时官已不小,犯不着打这种冲天炮冒这么大险;更须说的是,倘若他平日甚是庸碌,不是敢言敢为之士,康熙也不会找他来布置安排。
这是对资料分析,他当初何以突然改邪归正幡然悔过的呢?我绝不相信是王阳明那样:倏然开窍了便举措惊人(王阳明他自个想得发昏犯痛,也还是没明白所以)。其实郭的情形在清初很是个一般的社会形态。偌大一个中国,汉人不服满人统治是个普遍心态。他原先的贪,是想和这政府捣乱,也为自己捞点实惠变天时用。一下子“突然明白”,是看到了中央政府稳定大局的能力,看到了康熙的雄才大略,本质原不坏的郭琇就来个“历史性的转折”。
当然这依旧是形势、心理的分析。无论后头的挺身锄奸还是前头的由贪变清,都还是他律而来。“自律”也就是他律之下的产物尔。
自律有点用处,但基本无用。他律败坏,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再大到地球(地球环境的恶化,不是人类造成的么?地球“自律”有什么用处?)就要出问题,他律愈严,问题愈少,没有“他律”,世界崩溃。
宋太祖以陈桥兵变夺位,怕人说闲话,便巴结臣子,说立誓不杀大臣。这一条他律在,而宋室搞成中国历史上最窝囊,最无能软弱的王朝;蒙古人进中原建立王朝,把人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几种等色,他欺负下等人,自己失去了“他律”,而是百年剃头的拍巴掌,完了。
我们的杭州市,曾设了“581”的银行账户。官员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存进去算缴公。这几年没听再怎么张扬,大约效果很有限。有一位县级干部有年春节向纪检部门上交了他收的5万元“压岁钱”,也许是“极个别”的自律者,没看见报章表彰。
一种社会现象的解决,靠制度、靠政策。什么叫制度、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措施。是为强大的政权“他律”。自律呢?一时也不准,一声也不准,一个人,也还是不准。自律这个词,是写检查,自我检讨,写认罪书逃活命的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