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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先秦奖公战,戒私斗,于是秦人勇于公战,怯于勃谿之争。你为国家打仗,杀敌勇敢,打了胜仗,杀了外敌,就按你的功劳给你体面,给你实惠——爵位和俸禄;你打群架,争风吃醋窝里斗,对不起,那就请你蹲班房,做苦力,甚或杀你的头。这么做,“全国人民”的精神气儿不向内耗,全都冲着敌人去。虽然外头苏秦辈费煞心思瞎折腾,集五国之师叩关攻秦,倒被秦人打了个发昏。
这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见到国家奖励最明白最漂亮的一段史实。后边的朝代似乎有点稀里糊涂的了。当然,奖还是各代都有的,只是没有作为整个国家大局的事来办,而是按“需要”去糊弄。武则天女人当政,心里不踏实,总疑心外头人在盘算她,需要耳目,于是便奖励告密,目的是排除异己,惩治贪官污吏,那也还有点效应的,却也冤杀了许多好人。朱元璋是惩重于奖,查出有贪污的就拿来杀头剥皮,可谓很有力度,不可谓不够心狠手辣,但他一死就人亡政息,明中叶后期吏治愈来愈不可问。雍正鉴于农业的“需要”,种地种得好的可以给个九品官。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殊荣重奖的了,然而他一死,乾隆皇帝便取消了这制度。我猜乾隆未必是故意与父亲闹别扭,很可能他以为他的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不“需要”这黄历了。
这么看,奖惩便成了阶段性的事,成了局部的应急措施。吃不饱饭就奖农业;穿不好衣,物用不足便奖工业;钱不够便奖能人,奖能“引进外资”的;治安不好便奖警察,悬赏举报人;要打仗了,赶紧去奖杨家将。
我并不觉得上头这些事做错了,相反我以为做得小了,不够大气,或者时髦一点说是不够“宏观”。今日要做此事,就在此事上花钱,明日彼事出来,再去……哪个葫芦漂上来紧着就去按哪个,对,我看就是按葫芦,不是弹钢琴。按葫芦是没有谱子的,弹钢琴是心里有数的,有谱。
就历史上的这些事来观照,我看愈是做得明白公开,便愈是做得地道。愈是奖重惩明便愈是激励人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是件偷偷摸摸的事,贴了告示去干,言必信,行必果,而且绝无反悔,才会有好的效果。
好的风气,好的道德,勃兴的事业,应该奖励。对于阻碍这风气、道德和事业的人事则要痛加挞伐。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实际做起来,却常常是按“需要”来的。
顺带地我也说一点切实感受。近日听说香港的中学生们给了我的《雍正皇帝》一个奖。我心里便是大的喜欢,因为中学生们纯真,绝不会装模作样故作高深地掩饰什么,喜欢谁就是谁,再就是绝不会几个人坐在沙发里喝着什么饮料叽叽哝哝——商量着给某人一个什么奖;再者,他们也不会收受什么意思意思的包。别人不给我奖,我自然无话可说,给了我,我就有了这个“想头”——这是题外话了,以谢意回报香港的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