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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照片现今留存得有,但我见过爷爷一面。那是1953年,我八岁,父亲探家带上了我。我的大哥说“你当时很怕他(爷爷)”。但我的回忆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好奇与隔膜。那是冬天,太阳暖暖地洒落略带金黄的光。老人家默默地坐在大门口外的石头上,表情有点呆滞地看着远处。过来过去的人有的挑担有的扛农具,路过时和他打招呼:
“老汉——文明小(我父小名)回来了?”
“回来了。”
“还好?”
“啊、啊,还好。”
“你快走了吧?”
“啊、啊,快了,快了。”
这话是半个世纪前说的。我现在已过耳顺,仍像昨天那样清晰。“走”就是“死”的意思——问得自然答得简洁、坦然。这在其他地方如何?我不晓得,在河南是犯忌讳的,肯定没有这事。
他真的很快就“走”了。留给我的应该说不是怀念,而是带泪的思索。
1937年抗战爆发。他把长子凌尔寿送进了抗日队伍;次年,他又送走了二儿子凌尔文(我的父亲)。那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只有这两个儿子,都送走了。而家里总共九口人。三十四亩地,请了一个叫“歪牛叔叔”的来做长工。两个儿子都在我党的根据地打仗,凌尔寿在河北武安牺牲——这无论如何说都是个爱国老人。应该受到表彰的,而他受到的“奖赏”却是“富农成分”。
二月河源
祖父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普通农民,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深明大义、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他说:“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他以坚定的理念,顽强的毅力,超凡的忍耐,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苦难,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女婿送上了抗日战场。儿女们在前方浴血奋战,而他在后方勤劳耕作,捐款捐物,赶着毛驴送军粮。几次被日伪抓去,险些被活埋在县城外的西河滩。老人家恪守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么一个简单的公理,从来没有奢望和等盼社会或老天爷能给他什么报偿。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期待着战争的胜利,全国的解放,儿子能回来,他能享些许天伦之乐。
祖父的期盼最终也没有实现。迎头等来的是革命革到了自己的头上;远方传来的是大儿子牺牲的噩耗。而首当其冲的“革命者”竟然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凌尔文。
大约是1946年夏,叔父回来了。他头戴大檐帽子,身穿灰色军装,左胸前有一块长方形布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当时,部队鼓励家庭富裕的军人,回家做工作,把多余的土地主动“献”给贫苦的农民,叫做“献田运动”。儿子一回来,又看见他这身打扮,祖父母脸上的雾云消散了,露出了多时不见的笑容。晚饭后,前来看望的人们都走了,屋子里静了下来,谈判开始了。我太小,听不懂他们谈些什么。只看到叔父不时坐下站起,不停地打着手势,一会儿大声理论,一会儿又低声细语。我只听出了“以前怎么怎么,现在如何如何,今后什么什么……”祖父母只听不说话。叔父说完,坐在炕头静等回话。祖父沉默了,他用火镰打火,拿起烟袋不停地吸烟,室内只听见他“吱、吱”的吸烟声。现在想来他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吸了两袋烟后,他磕掉烟灰,把烟袋递给儿子让他吸,身体向炕角挪了一下,靠在被子上说:“好,按俺孩的主意办。”献十几亩土地给贫苦农民的决策就这样拍板定案了。第二天,村里的干部都来了,中午,叔叔请客,干部们都在我家吃饭,家里非常热闹。祖父写了一张纸,大约是字据吧。来人一片赞扬和恭维,“大爷,叔叔,哥哥”叫个不停。过了几天,村里的业余剧团编了一个戏,戏名叫《凌尔文献田》,村里请我们全家去看,让祖父坐在中间。我们全家都成了剧中人,还有一个小孩扮演我,在剧中给干部们点火吸烟。爷爷边看边咧着嘴笑……祖父经受了“第一次革命”——儿子革老子的命——的考验。
这次和风细雨式的家庭革命,把那个和我们日夜相处的“长工”,我的歪牛叔叔也“革”掉了。他赶着毛驴,驮着两布袋粮食,奶奶给他打点了一个很大的包裹,里面装满了衣物,让他背着,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家”。我看到,他和祖父母都有点依依不舍,他走出门拐弯了,我们还在大门外站了许久许久。
这段时间,婶母担任县“妇救会”(即当时的“妇女救国会”)主席,在外忙着支援前线工作。而解放则寄养在离城五里的王家庄奶母家里。祖父经常带着吃的用的去看他,回来总是对祖母说:“好,又白又胖。”
大约是1947年,真正的革命——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这次革命可不同于“第一次革命”,它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绣花绘画,而是疾风暴雨式的。平静的村庄,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相邻而居的这个大群体,一下子裂变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四个阶层;几百口人丁的凌氏大家族,也突然间分成了两个阶级。
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发布《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的政策大概依据某位领袖的一篇“报告”行事。这一运动从老解放区首先发动,干部有砸烂旧世界的坚定决心,人民有翻身求解放的热情,因而土地改革在短期内就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是时,东、西、南三个李家庄从建制上是一个行政村。如前所述,南庄凌氏家族富裕人家较多,穷人较少。所以土改时村公所的干部,东、西两庄较多,而南庄只有两个配角。这就有效地打破了南庄的家族“保护主义”,工作更加顺畅,方法也就更加激进。南庄凌氏的富人们慌了手足,有的外出躲避;有的给村干部送礼,以求庇护;有的则忍痛割爱地将自己十七八岁的闺女,嫁给东庄那个四十多岁的光棍汉——他是掌“帅印”的村干部……
祖父因为曾用过一个“长工”,因而“富农”这顶帽子就不大不小地戴在了他的头上,似乎连他自己也感觉合适而无可非议。
于是,革命的矛头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指向了这个家庭。
祖父祖母被绳索捆绑在福字院的大门前,受了皮肉之苦,我吓得坐在墙角颤抖,不敢出声不敢哭。据说此时县委派人来,说这家人不能“动”,因而保住了两位老人的“命”未被“革”掉。
所余的十几亩沟洼地(楼沟)全部没收,分给了东庄的贫苦农民。老丰沟的土地,分给了西庄;四祖父在岭西沟的土地也分给了东庄。
牛和驴牵走了。
粮食装到布袋里背走了。
柜子箱子及被褥衣物搬走了。
被叔父看作比他的生命还宝贵的两大箱子书也抬走了。
像样一些的陶瓮瓦罐也搬走了。
1957年的全家福,后排左起母亲马翠兰、父亲凌尔文和二月河。前排左起大妹凌建华、三妹凌玉萍和二妹凌卫萍。
最后是一家四口人也走了。我们离开福字院,搬到了只有四间破瓦房的一个小院子里,它叫小南院……
这个家庭一下子从山上滑到了谷底,可谓一落千丈。
这个当口,也许还不知道,在破窑凉炕上,一条破被中全家取暖时,那种可怕的沉默过后,两位老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爷爷:“彻底了。这个革命彻底了。”
奶奶:“再苦再难,咱不该用那个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