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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有一个感觉,我做事的胆气和豪劲是母亲给的,而脑力和智慧则受赐于父亲。他的虑事之细,洞察世情之密,审时之精,度势之明——回忆起来,我这一生见到的高人多了去,很少有人能在这上头比到他的。
有人批评《西游记》,说孙悟空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观世音,依靠母亲的力量来除妖降魔,解决问题;倘一呼一吸性命危殆之际,而观音也有力量不够时,他就会请“父亲”如来出面力挽狂澜。某一刹那,我也会用悟空来自况。
父亲是这样的“力度”:
他站在世界地图两米开外,你用手指指任何一个部位,他立刻便侃侃而言:这是某某地域的国家,国名是某某,人口若干,面积几何,意识形态是甚,当今领袖是谁,经济主脉,气候条件……他不是给你背诵,而是——说家常那样地讲解,很随意地信手拈来,无一滞碍。这一条我们兄妹都抽冷子出题测试过,他竟没有一次稍有犹豫——现在的外交部有没有这样的人,我都有点不能肯定。
二月河与战友。
1942年,反扫荡最艰苦残酷的时期。他是昔西一区政委,也就是区委书记。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昔西一区彼时是“无人区”,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在这里完全彻底地执行了。没死的也逃向洛平榆次这些地方投亲靠友。但我对“无人区”这概念,也许领会有误,因为父亲写了一份回忆录《1941——1945年太行二分区第一区——网格子的对敌斗争大事记》,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少。不然就不会有“网格子”(人居的网格子)这一观念。无人区大约指的是扫荡后一个极短暂的真空时期,而且可能特指的抗日根据地。父亲说他们当时人最少时仅有三人。在与敌周旋数年之后,重建了根据地,反将日寇伪皇协军困在马场,直到1945年形势已经翻转,当然有分区、有县委,也有群众共同的领导参与,但父亲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敌周旋,没有智慧恐怕不行。
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父亲留在河南栾川县做对敌工作,收编散落武装——说白了就是剿匪,收编残匪,支援大军南下。父亲告诉我:“形势极其恶劣凶险。土匪不但在城外有大批武装,城内的奸细也多如牛毛,战斗力也很强。”就这样,他在进驻时仅有七人,“整整拉出一个团来。经过忆苦诉恶,建立党组织,清除内奸,这支队伍打到广西,无一人离队逃亡。我为此受过黄镇的表扬。”这当然也是各方综合力量的工作结果,但父亲是主要人物之一。有一年,栾川他的一位老部下到南阳来探望,说起当时队伍中内奸密谋暗杀我父亲、反水投匪的事,历历如在目前。我问父亲:“有没有这回事?”他说:“这种事多了。这一伙原本就是土匪,他们投共,土匪也是不容他的。他们商量杀我之后,用血衣为证,回归土匪队伍。”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全身出入,工作成就斐然,我以为脑筋必须绝对够用。
在他眼里,我认为是“没有小事”。在物上说,除了钱,什么都是大事。在人上头,除了相貌,别的都很重要,最重要的则是人的政治立场和人的品格。
父亲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患个头痛脑热的感冒什么的,躺在床上睡觉。他会每隔二十分钟来看你一次。似乎有话要说,却又不说什么,绕室徘徊几遭,不言声又去了。如此几番,躺着的病人自己都有了“有罪”的感觉,坐起,吃饭了,他也就有了笑容,恢复了常态。他自己不闲着也见不得家中有闲人,大家都生龙活虎忙着去做事,人人“在外头都顺心”,他的失眠症就会大为减轻。
我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出书后才去见他。有这样一段对话,他说:“你出书了?好!”
“爸爸,这很艰苦,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没有告诉过您。”
“好。你说将来要超过我,我还以为你吹牛。”
“我在政治上还没有超过您,这是小说,这不算了不起。”
“我听过冯牧的报告,没想到你当作家。”
“冯牧是冯牧,我是我。”
“这件事意义非常大。孔子有什么?不是一部《论语》吗?”
“那不能比。”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他的最后一句话,我很长时间不能明白。因为我敢肯定,没有任何乱臣贼子会惧怕我的书。
继而我的《雍正皇帝》也写出了。我又去见他,又有一番对话:
“这套书我想给武汉。”
“那就给他们。”
“河南会不高兴的,但武汉会在《当代作家》上连载,多登一次影响会大得多。”
“河南不能连载?”
“他们没有杂志。但河南出版社是给我出了头一本的。”
父亲眯缝着眼躺在椅上豁然开目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爸爸说得好,他们就叫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件事的决策内幕还有这么一段情节。
《雍正皇帝》书出后,真的开始“影响全中国”了。北京书评以“横空出世”评价了这部书,甚至有“直追《红楼梦》之说”,出版社开始扰攘我的家门,访问拜会的人也是与日俱增,冷落了多年的父亲,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点:“看——那就是《康熙大帝》他爸!”年节之中,他也成了地方长官和首长的重点看望对象。这时,父亲又一句冒了出来,是西晋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说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这个时候,全国取消了成分,地富反坏一风吹,都成了人民,父亲以手加额又一句:“邓小平,千古一人。”
他时不时就冒出一些令人警醒的言谈。我是直到有一天,胡富国派昔阳县委书记,南李家庄村村长,带着小米和醋敲开了我的家门,以胡书记尊贵身份盛情邀我还乡,到此,我才恍然有所憬悟“孔子著《春秋》”那句话,不必定是要人家“惧”,能获取人多敬,获取一份必要的安全是题中应涵之义。领导这样的关照与弥密友好,情愫公开见于生活,肯定有很强的“辟邪”作用了。
我真正“认得”父亲,是在1953年之后了。我幼儿时期父亲在陕州军分区。那时,母亲是在陕县公安局。父母亲同在一城,工作单位距离不到我上学路程一半,每星期可能只有一次见面(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不怎么记得他和母亲在一处),吃住都不在一起,各干各的工作。这在今天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那时的普遍现象。
后来,陕州军分区撤销,并入洛阳军分区。父亲就调到了洛阳。我去过父亲工作的陕州军分区。那是很大的一座庙院。什么庙?现在回忆,极有可能是关帝庙。我记得里边有一块石笋,又细又高,有四米左右吧?父亲带我去看,指着说:“那原来是一棵树,后来成了石头。”根据这个含义,应该肯定是一块硅化木。另有一块石头,大如卧牛,一半有人腿跪痕,另一半有被刀劈过的裂印,刀迹平滑像割开的豆腐,被劈的石纹则如手掰开的豆腐——我问父亲:“劈掉的那一半呢?”他笑着摇头:“没人问过这件事。可能飞到黄河北边了吧。”
这是幼年忆记父亲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因为他说“飞到黄河北”,我当时深信不疑。曾和我的同学到黄河边去“观察”过,我只是想,这刀能把石头割得豆腐一样,“刀子真(锋利!)”,这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劈下的石头崩过去?现时也只有依此印象,推断那是一座荒弃了的关帝庙。
也就是父亲第一次谈关羽,说黄河,很无意的一句话,在我心中埋下了“二月河”的种子。
陕县城是很典型的邙山地貌,全部是一起一伏的黄土丘陵,形同龟背,曲似长蛇,东西逶迤绵绵。火车站自然在陇海线上,地处县城南端,缓缓由南向北波伏渐高,直到北城门是最高地,岗风肃然衰草连天的土城墙下,突地直削而下,是一带黄土悬崖。土壁上长满了酸枣、荆条、何首乌、知母草和白茅之类植被,只有一条“之”字形黄土牛车道“贴”在悬崖上蜿蜒而下。下边是河滩地,还有两三个小村庄,沙土地上长着的庄稼也很简单,除了几片高粱玉米,全部都是花生,再往前几百步,便是黄河。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油画、照片:如尼加拉瓜大瀑布,黄果树瀑布,很美的,但若不亲践其地,只能瞧见它们的“色”,永远不能受用到那振聋发聩的“声”,可以洗欲,可以洗心,可以把你所有的荣辱忧患,统统洗得干干净净,在大自然的灵威中让你受到天籁的训诲,认知自己臣服的地位。黄河的啸声,白天在城里是听不到的,夜里住在公安局,(以后又迁到城西民居),都能彻夜听到它的声音:不间断,闷声的滚动,不改变韵律,犹地在震动,如无数人在呼唤,又像一声无尽的长吟和叹息——这是黄河的“天籁”,它是冲刷式地不停洗浴着大地。
但到黄河岸边,你就立时明白:夜里远远听到它的啸声的缘由。在这里是一片黄水,滔天激流在咆哮,一浪接一浪,河中心在翻涌旋转,河心到岸,则是一排跟着一排,长线似的与河平行向岸不停地推过来,倘站在岸边久了,你会觉得整个沙滩在向河心前进。泛着白沫,卷动着水草的黄浪拍击出的水雾,扑面而来,微带一点清心的腥味——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黄河的心情。但上头这些话当时没有能力说的,当时我只是觉得自己太小,黄河太“大”了,河面宽得好像有些渺茫,对岸山上的树,山下的房子都朦朦胧胧地模糊一片,我和我的一个同学一道私自逃学来的,他也痴痴的,许久才说:“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这么宽的河,腰扭一下就过去了。”
“孙悟空是谁?”
“小人书(连环画本)上的,本事大着啦,一斤斗能翻十万八千里!”
孙悟空能翻十万八千里,关公刀劈石头崩到黄河北岸也就不算什么了。我从此开始找“孙悟空”的小人书,开始看到的第一本整部头书也是《西游记》,从而寻到了书的世界,游进书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