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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那天我们过得很愉快，一切由她安排。我们骑马去看了庄园的农场，还去了农舍和山庄，把安布鲁斯的衣服送给那儿的居民。到每一家，他们都要请我们吃馅饼和品尝布丁，以至当夜幕降临，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都饱得吃不下饭了，而我和她则在客厅的壁炉上烤栗子吃。
接着，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她命令我紧闭双眼，笑着上楼去了她的闺房。然后又下来往我的手里塞了一棵小树。她把小树装饰得稀奇古怪，极为漂亮，上面挂的礼物都用很艳的彩纸包着，每份礼物都非常滑稽，我明白她这样做是想让我忘记圣诞前夜那场丢失珍珠项链的闹剧。可我忘不掉，而且我也不原谅那件事。圣诞节以后，我和教父之间关系冷淡。他听信那些无稽之谈，使我很反感，但更让人烦的是，他死咬住遗嘱的话不放，非要再做三个月的监护人。就算瑞秋花费的比我们预料的要多，那又怎么样？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她的需要，不论是安布鲁斯还是教父都不理解佛罗伦萨的生活方式，也许她过日子是很奢侈，但这能说是罪行吗？对那儿的社交方式，我们无法定论。我的教父一生过得很节俭，再加上安布鲁斯也从没特意为自己开支什么，因此教父想当然地认为这儿所有的东西属于我之后都得继续保存下去。我几乎无所需，而且我和安布鲁斯生前一样，不想为自己花钱。然而我教父这么吝啬，反而激起我一股强烈的反感，我决定我行我素，花自己的钱。
他指责瑞秋挥霍给她的生活费，那样的话，他也可以指责我在家乱花钱。我决定新年过后，把家园再进一步开发一下，不过不只是花园这部分，还有修建中的巴通田上的台阶路，再就是路边挖空造蓄水池花园，这是模仿瑞秋书上图画修建的。我还决定修复一下房子，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凑合着，每月叫庄园的石匠纳特・敦来修房时，他在房顶上从一架梯子爬到另一架，修好那些被大风卷起的石板瓦，边干边背靠烟囱吸着烟管。现在该是整理整个屋顶的时候了，换上新砖、彩瓦、新水道，再加固那些长年因风蚀雨淋而受损的墙壁。大约两百年以前，议会会议一场洗劫，使我的祖先们无法避免房屋遭到毁坏，但从那以后，基本上没怎么修复过。现在我可以弥补以往的疏忽，如果教父觉得因此铺张而不高兴，就让他见鬼去吧。
于是我随自己的意思行动起来。一月份还没过，就请了大约十五到二十人，有的修复房顶，有的修楼，也整修了屋内。他们按照我的旨意，装修了天花板和墙壁。一想到我把装修花费的账单交给教父时，他脸上可能出现的表情，我就有种莫大的快意。
装修房子为我提供了不接待来访者的借口，于是就暂时停掉了星期日聚餐，我免去了帕斯科一家和肯达尔父女的常规来访，也就看不到教父的影子了，这正是我的意图之一。同时我也根据斯考比喜欢扎堆的特点，他在仆人中四处张扬说艾什利夫人因为客厅有工人在干活，目前无法接待来访客人。于是那个冬天和初春，我们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这正合我意。波比姑妈的闺房——瑞秋坚持用这个名字——现在成了我们的聚居地，每天的事忙完后，瑞秋会在这儿坐着做一些针线活，或者看看书，而我则注视着她。自从圣诞前夕的珍珠事件后，她的言行举止更优雅得体，那事尽管让人难以置信地感受到了温情，但有时还是难以接受。
我想她并不知道我内心有着怎样的波动。当她从我的椅子旁经过时，她那双手一会儿搭在我肩膀上，一会儿抚摸着我的头，一边谈论着花园或其他一些事务，这使我心跳加速，无法平静下来。看着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一种快乐，有时我甚至会想她是否故意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手搭着窗帘，望着外面的草坪，因为她知道我在注视她。她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叫我的名字，菲利普，对于其他人，我的名字是个简短的词，念的时候常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字母上。而她叫我的名字时，故意拖长中间音节的发音，这种发音方式在我听来，多了一层我喜欢的音调。小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被称作安布鲁斯，而且直到现在我还有这种愿望。现在令我高兴的是，我的名字的发音，比安布鲁斯还意义深远。工人把铅管立在墙上，用作从屋顶到地面的导水管，当他们安装好开关时，我抬头看见低端匾牌上刻着我名字的字母缩写“P・A”，下面是日期，再下面是我母亲的狮子饰章，我心里油然升起一股莫名的自豪感，似乎属于我的某种东西将一直延续到未来。瑞秋站在我的身旁，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到现在才觉得你很自豪，菲利普，我因此更爱你了。”
是的，我非常自豪⋯⋯然而也伴随着空虚感。
屋里和地里的装修工作继续进行着，初春的到来夹杂着痛苦和欢乐。乌鸦和苍头燕雀开始在窗下歌唱，把我和瑞秋从睡梦中唤醒，中午我们见面时都提到了这事，她的房间在房子东侧，加之窗户宽大，阳光最先照到她枕头上，我那边迟一些，穿衣服时才有阳光。向窗外望去，越过草坪可以看到大海，可以看见马群及远处小山上人们在犁地，海鸥在上空盘旋，附近一带的牧场上有群群母羊和小羊，舒适地相互依偎着。弧形的小道上，一群麦鸡扑腾着翅膀跑来。一会儿它们成双而飞，雄鸡翱翔天空，兴奋地翻着筋斗。远处海岸上麻鹬发出尖锐的啼叫声，那些捕捞牡蛎的人们身着黑白相间的衣服，像牧师一样，为了一份早餐，一本正经地弄着海草。在太阳光的照衬下，空气略带一股咸味。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斯考比来找我，并告诉我说，东庄的山姆・贝特现在生病了躺在床上，非常希望我能去看他，因为他有件重要的东西要给我。他还暗示说东西太重要了，所以不能交给他的儿子或女儿。我并不太在意。这些乡下人，他们常在一些小事上大做文章，故作神秘，自觉很有意思。不过到了下午我还是沿着大道来到路口，这是四条路的交叉口，我拐向农庄去找山姆聊一聊。他坐在床上，面前的毛毯上，放了一件安布鲁斯的衣服，是圣诞节那天我们送给他的。我发现衣服颜色是淡色的，我没见过，我想一定是安布鲁斯天气炎热时在欧洲大陆买的。
“哎呀，山姆，”我说，“看见你卧病在床上真难过，你怎么了？”
“老毛病，咳嗽，菲利普先生，每年春天都犯，”他答道，“在我之前，我父亲就患这种病，再过一个春天我也会像父亲一样进坟墓了。”
“别胡说了，山姆，”我说，“都是些骗人的老话，儿子怎么会因为父亲害有此病而因此短命呢？”
山姆・贝特摇了摇头。“不，这其中是有道理的，先生，”他说，“而且你也是知道的，安布鲁斯先生和他父亲也就是你伯父不就是这样吗？同样患了大脑疾病！没有什么办法能违背自然规律，我在牛身上也发现过类似的事。”
我什么也没说，同时也感到纳闷，山姆怎么知道安布鲁斯得什么病死的，我对谁都没说过呀，真不可思议，谣言已传遍了整个乡村。
“你该让你女儿向艾什利夫人要些药剂来治咳嗽。”我对他说，“她对此颇有研究，用桉树油就是她的一种治疗方法。”
“我会的，菲利普先生，我会的，”他说，“但首先我觉得该请你亲自来一下，因为有封信的事。”
他压低说话声，表情一本正经。
“什么信，山姆？”我问道。
“菲利普先生，”他答道，“圣诞节那天，你和安布鲁斯夫人善意地给了我们一些这位已故主人的衣服之类的东西，我们都很骄傲，我们每人都分到的是同样的东西。现在你看，床上这件衣服是给我的。”他停一下，抚摸着衣服，敬畏的神情正如当天接受衣服时一样，“当天晚上我把这件衣服拿了出来，先生。”他继续说道，“我对女儿说，如果我们有玻璃柜，就把它放在玻璃柜内，但她叫我少胡说，说衣服就是穿的。可我绝不会穿的，菲利普先生，那样我就太放肆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先生。我把它放在那边的衣柜里，时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看。后来，我不停地咳嗽，就躺在床上了，我也不知为什么，竟突然想穿这件衣服，就是像现在这样躺在床上的时候，衣服不太重，后背很轻巧，菲利普先生，我昨天第一次穿上了它，于是我发现了这封信。”
他停了下来，在枕头下摸了一阵，拿出一个小包。“菲利普先生，就是这个。”他说，“信肯定是滑进衣服的内层，夹在了里面。拆叠打包的时候肯定是没发现，只有像我这样穿上它又怀着惊叹的心情抚摸时才能发现，我摸到纸张样的东西，所以大胆地用把刀打开了夹层。在这儿，先生，明明白白一封信，封着呢，是安布鲁斯先生给你的信，我认得他旧时的笔迹。看到信，我吃了一惊，就好像，你明白吗？就好像我从死者那儿收到信一样。”
他把信给了我，是的，他说得对，是安布鲁斯写的，写给我的信。看了那熟悉的笔迹，我的心猛地一揪。
“山姆，你这么做很明智，”我说，“叫我亲自来是对的，谢谢你。”
“不用谢，菲利普先生，不要谢。”他说，“我只是在想，怎么这封信几个月了一直在那里，它本应早就给你的。可怜的主人虽然过世了，但希望有人看到信，而且可能想让你看。因此我想最好亲自告诉你，比让我女儿送到你屋里要好。”
我再次谢过他，把信放进贴身口袋，又跟他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离开了。出于某种直觉，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告诉山姆不要对任何人讲这件事，甚至对他的女儿也不要说。原因和他对我说过的一样，是对死者的尊敬。他答应了，我便离开了农舍。
离开后我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穿过树林来到一条小路上，这条路穿过庄园高地，紧挨特里南特的田地和那条林荫大道。安布鲁斯最喜欢这条道，除了南边的灯塔外，这几乎是我们田园的最高处，整个树林以及通向辽阔大海的山谷，都一览无遗。小路两旁的树是安布鲁斯和他父亲种植的，给小路带来了一些阴凉，不过长得还不太高，还挡不住视线。到了五月，满山遍野都是风铃草。小路尽头，树林的顶端，在往峡谷中守林人的农舍去的坡上，安布鲁斯立了一块花岗石。“这块花岗石，”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可以作为我死后的墓碑，你就想我在这儿，而不是和其他艾什利一起在家族墓穴里。”
当他把花岗石立在那儿时，他没有想到，他根本不会躺在家族墓穴里，而是躺在了佛罗伦萨的新教徒墓地。在这块石碑上，他记上了他曾旅行过的地方，并在下面附了一首打油诗，我们一起看时，都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尽管都是无稽之谈，但都是出自他内心的感慨。他离家的最后那个冬天，我经常爬上这条小路，穿过森林，站在这块花岗石旁，俯视着眼前他所钟爱的这一切。
我今天又来到这块花岗石旁。我双手扶着石碑，站立了片刻，无法作出决定。下面，守林人家的炊烟袅袅升起，他家那条狗，他不在的时候总用一条链子拴着，时不时毫无来由地叫几声，或许是因为叫声能与它为伴。白日的光芒即将消失，此时比白天冷了一些，乌云也慢慢布满天空。我看见远处的牛群从兰克里山下来，在林边的沼泽中饮水，在沼泽地那边的海湾里，大海失去了太阳的照射，变成蓝灰色。
一阵轻风吹向海岸，吹得下面的树叶沙沙作响。
我坐在花岗石旁，从口袋里拿出安布鲁斯的信，把它倒扣在膝盖上。信上的红戳印很醒目，上面是他戒指的图样，红嘴山鸦的头，信包并不厚，里面除了一封信什么也没有。我并不想打开这封信，我不知道是什么忧虑阻止着我，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怯懦本能，我把头埋在手中，像沙中鸵鸟一样把头藏起来。安布鲁斯死了，一切往事都已随他而去了。我过自己的生活，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也许这封信中会进一步提到我打算忘记的那件事。如果安布鲁斯指责瑞秋的奢侈，他也可以用同样的言辞来说我，也许理由还更充分，这几个月光花在房屋上的钱就要比他在几年内花的还多，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叛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