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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清晨阳光洒进院子的情景。草坪四周的树梢上闪耀着灿烂的光环，露水很重，青草像盖了一层霜似的一片银白色。一只乌鸦开始歌唱，一只燕雀也随之唱了起来，于是很快响起了整个春天的大合唱。钟塔上的风标，首先披上朝阳，在空中闪着金光，它摆向西北，然而一动也不动。房屋那洁白的墙壁，猛一看显得暗淡无光，实际在旭日的映照下散发出一种新的柔光。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拉了把椅子坐在敞开的窗口，朝海上望去，大脑一片空白，毫无思绪，身体平静又安逸。没有问题涌现，没有什么忧虑硬要从深处跑出来骚扰这份幸福的宁静，似乎生命中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面前的大道平坦无阻，已逝的岁月无足轻重，未来的日子只不过是对我现在所知所有的一种延续，它将永远如此，就像祈祷之后总要说个“阿门”一样。在以后也只能这样，我和瑞秋，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在这屋檐下长相厮守，相依为命，而门外的世界则悄然而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要我们俩还活着。我记得祈祷书里就这么说的。
我合上眼睛，她仍伴在我左右。后来我定是睡着了一会儿，因为当我醒来时，阳光已流进敞开的窗户，洒满整个房间。约翰已来过，他把我的衣服放在椅子上，还给我打来了热水，来过又走了，而我对此都没有察觉。我刮了脸，穿好衣服便下去吃早餐，早餐在餐具柜上，早已是冰凉冰凉的——斯考比一定是认为我早下楼了——不管怎么说，煮得很老的鸡蛋和火腿可以凑合算作一顿简餐吧，反正那天我什么都吃得下。吃完饭，我对狗打了个呼哨，便进了院子。我对塔姆林及他所珍爱的花毫不在意，凡是含苞待放的山茶花，只要进入我的视野，我都摘下来放在筐子里，就是前一天用来装珍珠宝石的那个筐子。然后我回到屋里，上了楼，沿着走廊径直走向她的房间。
她坐在床上，正在用早餐。没等她喊出声来反对，她甚至还没来得及拉上帘子，我就一股脑儿地把山茶花撒向她的床，把她盖在底下。
“早上好，”我说，“我想提醒你今天还是我的生日。”
“不管是不是你的生日，”她说，“进门之前总要先敲门，这是惯例。你走吧！”
面对满头满身的山茶花，以及掉进茶杯和奶油面包的山茶花，一个人再要保持那份体面的样子已非易事。我只是紧绷着脸，远远地退到墙角。
“我很抱歉，”我说，“因为从窗户进来过，从门进来就变得随便了，我确实失礼了。”
她说：“在斯考比上来收拾托盘之前你最好离开，我想，尽管今天是你的生日，但他只要看见你在这儿会吓一大跳的。”
她冰冷的语气无异于给我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不过我想她的话有些道理。或许在一位女士正用餐时突然闯进来确实有点鲁莽，尽管她将成为我的妻子——斯考比对此还一无所知。
“我走了，”我说，“请原谅，我只是想对你说一件事，我爱你！”
我转身离去，记得当时我注意到她没有戴那串珍珠项链，一定是一大早我离开后就摘掉了，地板上也没有珍珠宝石，一切都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而在她身边的早餐托盘上放的正是前一天我签了字的文件。
楼下，斯考比在等我，他手里拿着用纸包着的一个包裹。
“菲利普先生，”他开口说，“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我能不能冒昧地向您说声生日快乐、非常快乐？”
“当然可以，斯考比，”我答道，“谢谢你。”
“先生，这不过是件小物件而已，只是对于多年来尽忠尽职的一份纪念品，我希望您不要生气，我诚请您很高兴地把它作为生日礼物接收。”
我打开纸包，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斯考比本人的侧身画像，没有刻意美化，但确实非常像他。
“这的确很好，”我认真说道，“真的很好，它应该挂在楼梯附近最好的地方，给我拿一把锤子一颗钉子来。”他郑重其事地拉了铃，让小约翰去替他跑腿。
我们两个人把那肖像挂在了餐厅外的画框里。
“先生，你说那画是不是真的像我？”斯考比问我，“还是画家给某些器官添加了一些什么令人不舒服的东西？特别是这鼻子，我觉得并不十分满意。”
“对一张肖像来说，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斯考比。”我回答他说，“这已经是最不错的了，至于我，真是再高兴不过了。”
“那就好。”他答道。
此时此地我真想告诉他，我和瑞秋就要结婚。我实在是太兴奋，太开心了，但我犹豫了一下没说出来。此事太神圣，太微妙，不能这样随便告诉他，或许，我们应该一起告诉他。
我从后面去了办公室，假装在工作，而实际上，我只是坐在桌前直视前方，我的眼前一直是她背靠着枕头吃早餐，盘子里满是花朵的情景。清晨的宁静已离我而去，昨晚那种激动又一次向我袭来。我仰靠在椅子上，嘴咬着笔端，心里在想，我们结了婚，她就不会再这么轻松地把我从她身边打发走。我会和她一起用早餐，而不用再独自下楼去餐厅了，我们将开始一种新的日常生活。
时钟敲了十下，我听到庭院里，办公室窗外院子里仆人伙计们在走动。我看了一眼那一沓沓的账单，又推在一边。然后就给一位在任的与我年龄相仿的地方法官写信，写了又撕掉。因为想不出什么词，所以写的东西一点意思也没有。还有两个小时才到中午，瑞秋才会下楼。朋海尔来的一个叫奈特・伯瑞的农夫进来见我，说了一大堆什么牛跑到特里南特的事。他说这完全是他邻居的错，因为没有看好篱笆。我一边听一边点头称是，却似乎什么也没听清，因为现在瑞秋肯定已换好服装，在院子里和塔姆林说话呢。
我打断了这位倒霉蛋的话，向他道了声日安。看着他受伤的狼狈样子，我让他去管家房找斯考比喝杯啤酒。
“奈特，”我对他说，“今天是我生日，不忙事务，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说着拍了一把他的肩，就走了，让他一个人张大嘴巴愣在那里。
接着，我把头伸向窗外，对着院子那面的厨房喊叫，让他们准备好野餐的午餐篮。因为我突然想和她单独相处，在阳光下，在那没有室内、餐厅饭桌上银具的拘束的地方。吩咐之后，我向马厩走去，想叫威灵顿为夫人备好所罗门。
威灵顿不在，马车房的门敞开着，马车也不见了。马房伙计在清理着那些鹅卵石，他对我的询问显得很茫然。
“刚过十点，夫人就叫了马车，”他说，“说不上她去哪儿了，也许进城了吧。”
我回房按铃叫斯考比，可他也提供不出什么情况。只是说十点刚过威灵顿就把马车备在了门口，瑞秋当时在客厅准备出门。她以前从不在上午驾车出去的，我高昂的情绪猛地一落千丈。这一天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根本没料到会这样。
我闲坐着，等她。中午到了，佣人们用餐的铃在外面响起。野餐篮就在我的旁边，所罗门已备好，而马车却没有回来。最后到了两点钟，我自己牵着所罗门溜达回马厩，并吩咐马房伙计为所罗门卸鞍。然后我沿着树林向新大道走去，清晨的兴奋已变成了冷漠。即使现在她来了，也因太迟而不能去野餐了，四月阳光的温热到四点钟就会消失的。
当我快走到大道尽头的大十字路口时，看到马夫打开大门，马车驶了过来。我站在道中间等着，马车走近了，威灵顿一看到我就勒住缰绳停了下来。过去几个小时万般沉重的失落感在一瞥见她的一瞬间就荡然无存了。她坐在马车上，等我上车后就招呼威灵顿继续赶车。我坐在她对面又硬又窄的位子上。
她裹着黑黑的披风，遮着面纱，我看不到她的脸。
“从十一点起我就一直在找你，”我说，“你究竟去哪里了？”
“去了派林，”她说，“去见你教父了。”
所有完全深埋的忧虑和困扰一下子涌上心头。我十分不安，想知道他们俩都干了些什么，会不会破坏我的计划。
“为什么要这样？”我问道，“有必要这样急急忙忙去找他吗？一切都办妥了呀。”
“我不大明白你所说的一切是指什么。”
马车在路边的车辙里颠了一下，她伸出戴着黑手套的手抓住带子。看她穿着丧服戴着面纱坐在那儿，我觉得她是那么遥远，那个把我紧紧抱着贴在她胸口的瑞秋仿佛在另一个世界一般。
“那份文件，”我说，“我知道那份文件的事，可你已无法改变，我已到了法定的年龄，我教父也无能为力了。已经签了名，盖了印，并且作了证，一切都是你的了。”
“是的，”她说，“现在我明白了。只是上面的措辞有点含糊，因此我希望弄弄清楚。”
依然是那种遥远的声音，那样冷漠，那样的无动于衷。我的耳朵里、脑子里回想着的则是午夜悄悄在我耳旁低语的另外一个声音。
“那你现在清楚了吗？”我问。
“很清楚了。”她答。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可说的了吧？”
“没有了。”
然而我心里仍然有个结，有种莫名的不信任。我给她珠宝时我们俩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欢笑现在都已消失了。该死的教父，是不是说什么伤害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