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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越来越晚,弗什曼医生试图掩饰逐渐强烈的焦虑。可是,到店铺打烊的时候,安娜的父亲还没回来接她。弗什曼医生开始不加掩饰显露担忧起来。
不过,安娜还不是特别担忧,因为父亲以前还有出去更长时间的时候,而且总会回来。
可现在大街上枪炮响个不停,狗叫个不止。弗什曼医生断然拒绝带安娜跟他回家去。安娜心中忧虑的种子第一次悄然萌动。以前弗什曼医生对她从来都那么温柔,现在让人有些不解,他怎么会突然变得不友好起来。
那天晚上,安娜就在弗什曼医生药店的柜台下面睡了,没有毛毯,浑身好冷,随着夜越来越深,街上德国人越来越多,还害怕被人看见或者闹出太大的声响。
安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太担心了,脑子很活跃,连打盹都办不到,不过还没有活跃到让自己不要倦怠的程度。就在这种永远无法进入下个时刻的时候,安娜开始怀念自己的那本故事书来。
那本书快到末尾的时候有篇故事,就在装帧开裂的地方,顺手就能翻到,讲的是一个叫阿德勒国王的细细长长的魂灵的故事,安娜喜欢盯着看他的图像,直到恐惧得无法忍受,然后突然合上书。阿德勒国王困在书页中后,害怕会真真切切地消失,安娜多么渴望此刻像合上书关住国王那样,封住那像虫子叮咬般烦人的小小担忧。
早晨,弗什曼医生给安娜带来一小份吃的东西。这让她心里感到舒服了些,可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安娜已经明白医生显然不想还让她继续在那里逗留了。他非常歉疚,说如果安娜的父亲来店里接她,他会立刻要他过去找她,但自己不能再在店里收留安娜了。
他说的话句句都在理,安娜向谁辩解去呢?
弗什曼医生送安娜回自己家的公寓,离开的时候随手锁上店门。他们到公寓后,安娜很快发现,父亲昨天送她到弗什曼医生的店铺,离开的时候把自己家的门锁上了。可是,弗什曼医生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等他们一看见公寓楼的时候,他就找了个借口匆匆忙忙回自己的药店去了。
安娜在自己家门前坐了很长时间。她心中某个地方仍然坚信父亲正在回家来找她的路上。安娜极力克制住担忧,激励自己让这份坚信在心里的那个地方继续壮大。真的,他很快就会回来。
可是他没有回来。
只要感到自己的信心逐渐减弱,安娜就试试门把手。她试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她都痴痴地又深深地相信,事实上,父亲并没有把她锁在外面,只是转把手的时候她使的劲不够大。
安娜多么希望那是真的,可房门纹丝不动。在和平的日子里,有时这样的异想天开会变成现实,可在战争时期,这永远不可能。
坐在那里,对安娜来说简直就像永恒,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永恒。对孩子来说,无所事事的一个钟头长得跟一辈子差不多。安娜已经在那里坐了两三个小时了,如果不是过道对面的尼梅兹克太太,她可能会一直坐在那里等父亲回来,直到战争阻止她。
尼梅兹克太太经常跟瓦尼亚教授(以及其他人)抱怨说,他和女儿经常深夜还高声喧哗。但是,安娜的父亲相信,尼梅兹克太太只是不愿意他们带吉普赛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到大楼里来。尼梅兹克太太只会说波兰语,每次都只讲那么一点点。她这辈子几乎从来没有面对安娜说过哪怕一个词。不过老太太经常当着父亲的面提到安娜,通常都说父亲对女儿教育不当。不用说,在安娜看来,见到尼梅兹克太太永远都是让人非常不开心的事情。安娜又是那种特别不喜欢见人的女孩。
安娜开始在公寓门口等待后不久,尼梅兹克太太就打算出门去办个事。老太太从楼道经过的时候,目光在安娜身上盘桓了很久,办完事回来,目光同样没有从安娜身上移开过半秒,直到关上身后自家的房门。
安娜拿不准尼梅兹克太太会采取什么行动,但老太太隔会儿就把门裂开条小缝儿,查看小姑娘是不是还坐在楼道里。每次看见她从门后露出的那一点点脸,安娜都觉得老太太的态度越来越开心了。
如果不是尼梅兹克太太,安娜可能还老老实实待在那里等父亲回来。
如果不是尼梅兹克太太,安娜可能永远没有机会遇到燕子男。
整个克拉科夫,数不清的公寓、房间,甚至咖啡馆和小客栈,七零八落地散布着安娜父亲的朋友,他们会用各种不同语言欢迎她住一两天,可是,安娜仍然回到弗什曼医生的药店。毕竟,她最后是在这里见到父亲的。父亲会认为她在这里。
天色已晚。安娜饥肠辘辘,太阳开始向地平线降落,她开始想晚上睡在哪里。对她来说这种忧虑的感觉还很新鲜——那种感觉持续到昨晚,她有生以来睡的地方只有家里紧锁的房门背后那张小床,跟父亲的床只隔着道过厅。
安娜到弗什曼医生店铺外面的街上时,他正忙着接待一个顾客。安娜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看到他正跟一个穿西服的男子说话,虽然他直直地盯着安娜,却好像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街上开始冷了起来。
安娜虽然年纪还很小,很多方面却习惯像个成人般自我安慰,但是那些天,她仍然像孩子般言听计从。弗什曼医生告诉过安娜,他不会再在店里收留她,无论她心里认为情况与他料想的多么不同,无论她变得多么绝望,安娜都不能到店里来,除非别人对她说没问题。
这就是成年人所说的“做个乖女孩”。
安娜开始安心坐在街上等待一个不会回家的父亲。弗什曼医生店铺所在的那条街很短——是条弯弯的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而且很窄,两头连着两条主大道,然后就到头了。街上没有多少车辆,除了去那家药店和其他几家店铺的顾客,出入这条街的人大多住在附近,到达或者离开都不会滞留很久。安娜的眼睛始终看着地面,心里悄悄祈求过往的路人谁都不要瞧她,除非那人是她的父亲。她寻找着裙子上可以拉出来的脱落的线头摆弄着,借此打发时间。
最终是鞋子的声音引起安娜的注意。那天下午,咔啦咔啦的节奏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出现了上百次,总在附近前前后后绕来绕去,消失一会儿又出现,木头鞋跟敲击大街石头路面的声音安娜早就熟悉了。安娜惊讶地抬起头,她斩钉截铁认定熟悉这鞋子的声音。抬起头不久,她就肯定,鞋子上方的那个男人注意到安娜在留意他。
那个男子个头很高,却瘦得离奇。他身穿褐色三件套毛料西服,肯定是特意为自己定做的。很难想象别的男人有他那样的尺寸,他的衣服穿得比手套还熨帖。他带着个陈旧的衣用包,褐色皮革已经磨损得比他的深褐色西服的颜色淡好多。上面有些铜扣子,包的侧面印了个淡红色的SWG三个字母的组合,最初的颜色可能跟深红色的领带一样。一把长长的黑伞扣在包的两个提手之间,遮住包的顶端,虽然天空晴朗。
瘦子注意到安娜在看他后就不再走来走去。他从高得吓人的高度,透过圆圆的金边眼镜俯视着安娜。瘦子嘴上叼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他用细长、瘦骨嶙峋的手指取下来,吸了口气想要说话。
就在这个刹那,铃声大作,从弗什曼医生店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士兵,来到街上。瘦子立刻骤然转过脑袋面向那位年轻士兵,开始用明快、干脆、高雅、文绉绉的德语跟那个士兵说起话来,问他这里是不是那个好像大家都喜欢来就诊的著名医生的诊所。安娜感觉自己开始屏住呼吸。
这位高个子男人和这个陌生人说着话,语速很快,意气相投,那位士兵保证说里面的服务质量高,人热情。毕竟,这位医生是德国人,不要指望某个波兰医生的技艺会胜过他。
适当地稍停片刻后,瘦子向士兵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转眼向店铺望去。他身上有股权威的气势。安娜开始纳闷,估计那位士兵也有同样想法,她是否应该认识这个人。年轻士兵习惯了上级总是含蓄不言的规矩,把敷衍性的感谢解读为是要打发他走,可是士兵还没走开很远,瘦子又喊他回来。
“我不知道,soldat[6],”他说,“你能不能借个火帮我点根烟。”瘦子的长手背扣在身后。毫无疑问,他可能懒得折腾自己来做这种事。
年轻士兵恭敬顺从地照办了。瘦子连目光都没有接触,更没有道谢,甚至连打个招呼认可下都没有。
他深深地吸了口烟。
士兵消失在克拉科夫街头。
瘦子又美美地吸了口烟才转过身面向安娜。
“那么,”他用优雅的德语说,烟雾随着声音从唇间喷涌而出,“你是谁?”
安娜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她动了动下颏,想不管从什么语言中找个词来无中生有编造个名字——她知道自己的名字“安娜”有个德语版,可是她觉得向如此威严的一个人讲出那个词,说那就是她,好像有些不对劲。像她这样寒冷、饥饿、害怕,要想回忆起最初那个讨巧的称呼,脑子有些吃力。
瘦子挑起眉毛,脑袋朝右侧歪着。他眉头一皱,换成波兰语:“你在等谁?”
他说德语时的明快变成了波兰语的圆润敏捷。除了父亲之外,他是安娜见到的第一个娴熟掌握不止一种语言的人。
安娜想回答他,想跟他说话,可是却不知道能告诉他什么。安娜忽然想到可以说她在等父亲。可是,说真的,她自己已经拿不准实情是不是如此。如果关于这位高个子陌生人有什么事是很确定的话,那就是他这个人可不是你撒谎可以糊弄的。
瘦子点点头算是对安娜沉默的回应,接着又换成俄语说:“你父母在哪里?”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可是安娜不能忠实地说出来,因为她不知道。她正要这样告诉他的时候,高个儿男人已经习惯了安娜毫无反应,又迅速换成意第绪语。
“你还好吧?”
这个问题惹得安娜突然哭起来。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别的问题及其无法回答同样让人不知所措,又让人烦恼。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在安娜看来这个男人当时显得有些可怕,高高地耸立在她面前——语调的忽然软化,忽然关切起人来。如今,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情况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妙,安娜想不起来还曾有谁问起过她好不好。连父亲都忙着辛苦地给她提供某种可以接受的一切都好的说辞,却始终一直忽略了询问这样是否管用。
也许跟意第绪语有关。那是什姆利克先生讲的语言。安娜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什姆利克先生了。虽然她还是个孩子,但不可能对这个城市的犹太人的遭遇都视而不见。她心里隐隐约约拿不准意第绪语是不是还能幸免于难,直到瘦子说出来后她才放心了。
不过,对安娜的眼泪,最合理的解释为,这个问题,她确确切切知道如何回答:
她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