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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越来越晚，弗什曼医生试图掩饰逐渐强烈的焦虑。可是，到店铺打烊的时候，安娜的父亲还没回来接她。弗什曼医生开始不加掩饰显露担忧起来。
不过，安娜还不是特别担忧，因为父亲以前还有出去更长时间的时候，而且总会回来。
可现在大街上枪炮响个不停，狗叫个不止。弗什曼医生断然拒绝带安娜跟他回家去。安娜心中忧虑的种子第一次悄然萌动。以前弗什曼医生对她从来都那么温柔，现在让人有些不解，他怎么会突然变得不友好起来。
那天晚上，安娜就在弗什曼医生药店的柜台下面睡了，没有毛毯，浑身好冷，随着夜越来越深，街上德国人越来越多，还害怕被人看见或者闹出太大的声响。
安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太担心了，脑子很活跃，连打盹都办不到，不过还没有活跃到让自己不要倦怠的程度。就在这种永远无法进入下个时刻的时候，安娜开始怀念自己的那本故事书来。
那本书快到末尾的时候有篇故事，就在装帧开裂的地方，顺手就能翻到，讲的是一个叫阿德勒国王的细细长长的魂灵的故事，安娜喜欢盯着看他的图像，直到恐惧得无法忍受，然后突然合上书。阿德勒国王困在书页中后，害怕会真真切切地消失，安娜多么渴望此刻像合上书关住国王那样，封住那像虫子叮咬般烦人的小小担忧。
早晨，弗什曼医生给安娜带来一小份吃的东西。这让她心里感到舒服了些，可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安娜已经明白医生显然不想还让她继续在那里逗留了。他非常歉疚，说如果安娜的父亲来店里接她，他会立刻要他过去找她，但自己不能再在店里收留安娜了。
他说的话句句都在理，安娜向谁辩解去呢？
弗什曼医生送安娜回自己家的公寓，离开的时候随手锁上店门。他们到公寓后，安娜很快发现，父亲昨天送她到弗什曼医生的店铺，离开的时候把自己家的门锁上了。可是，弗什曼医生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等他们一看见公寓楼的时候，他就找了个借口匆匆忙忙回自己的药店去了。
安娜在自己家门前坐了很长时间。她心中某个地方仍然坚信父亲正在回家来找她的路上。安娜极力克制住担忧，激励自己让这份坚信在心里的那个地方继续壮大。真的，他很快就会回来。
可是他没有回来。
只要感到自己的信心逐渐减弱，安娜就试试门把手。她试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她都痴痴地又深深地相信，事实上，父亲并没有把她锁在外面，只是转把手的时候她使的劲不够大。
安娜多么希望那是真的，可房门纹丝不动。在和平的日子里，有时这样的异想天开会变成现实，可在战争时期，这永远不可能。
坐在那里，对安娜来说简直就像永恒，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永恒。对孩子来说，无所事事的一个钟头长得跟一辈子差不多。安娜已经在那里坐了两三个小时了，如果不是过道对面的尼梅兹克太太，她可能会一直坐在那里等父亲回来，直到战争阻止她。
尼梅兹克太太经常跟瓦尼亚教授（以及其他人）抱怨说，他和女儿经常深夜还高声喧哗。但是，安娜的父亲相信，尼梅兹克太太只是不愿意他们带吉普赛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到大楼里来。尼梅兹克太太只会说波兰语，每次都只讲那么一点点。她这辈子几乎从来没有面对安娜说过哪怕一个词。不过老太太经常当着父亲的面提到安娜，通常都说父亲对女儿教育不当。不用说，在安娜看来，见到尼梅兹克太太永远都是让人非常不开心的事情。安娜又是那种特别不喜欢见人的女孩。
安娜开始在公寓门口等待后不久，尼梅兹克太太就打算出门去办个事。老太太从楼道经过的时候，目光在安娜身上盘桓了很久，办完事回来，目光同样没有从安娜身上移开过半秒，直到关上身后自家的房门。
安娜拿不准尼梅兹克太太会采取什么行动，但老太太隔会儿就把门裂开条小缝儿，查看小姑娘是不是还坐在楼道里。每次看见她从门后露出的那一点点脸，安娜都觉得老太太的态度越来越开心了。
如果不是尼梅兹克太太，安娜可能还老老实实待在那里等父亲回来。
如果不是尼梅兹克太太，安娜可能永远没有机会遇到燕子男。
整个克拉科夫，数不清的公寓、房间，甚至咖啡馆和小客栈，七零八落地散布着安娜父亲的朋友，他们会用各种不同语言欢迎她住一两天，可是，安娜仍然回到弗什曼医生的药店。毕竟，她最后是在这里见到父亲的。父亲会认为她在这里。
天色已晚。安娜饥肠辘辘，太阳开始向地平线降落，她开始想晚上睡在哪里。对她来说这种忧虑的感觉还很新鲜——那种感觉持续到昨晚，她有生以来睡的地方只有家里紧锁的房门背后那张小床，跟父亲的床只隔着道过厅。
安娜到弗什曼医生店铺外面的街上时，他正忙着接待一个顾客。安娜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看到他正跟一个穿西服的男子说话，虽然他直直地盯着安娜，却好像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街上开始冷了起来。
安娜虽然年纪还很小，很多方面却习惯像个成人般自我安慰，但是那些天，她仍然像孩子般言听计从。弗什曼医生告诉过安娜，他不会再在店里收留她，无论她心里认为情况与他料想的多么不同，无论她变得多么绝望，安娜都不能到店里来，除非别人对她说没问题。
这就是成年人所说的“做个乖女孩”。
安娜开始安心坐在街上等待一个不会回家的父亲。弗什曼医生店铺所在的那条街很短——是条弯弯的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而且很窄，两头连着两条主大道，然后就到头了。街上没有多少车辆，除了去那家药店和其他几家店铺的顾客，出入这条街的人大多住在附近，到达或者离开都不会滞留很久。安娜的眼睛始终看着地面，心里悄悄祈求过往的路人谁都不要瞧她，除非那人是她的父亲。她寻找着裙子上可以拉出来的脱落的线头摆弄着，借此打发时间。
最终是鞋子的声音引起安娜的注意。那天下午，咔啦咔啦的节奏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出现了上百次，总在附近前前后后绕来绕去，消失一会儿又出现，木头鞋跟敲击大街石头路面的声音安娜早就熟悉了。安娜惊讶地抬起头，她斩钉截铁认定熟悉这鞋子的声音。抬起头不久，她就肯定，鞋子上方的那个男人注意到安娜在留意他。
那个男子个头很高，却瘦得离奇。他身穿褐色三件套毛料西服，肯定是特意为自己定做的。很难想象别的男人有他那样的尺寸，他的衣服穿得比手套还熨帖。他带着个陈旧的衣用包，褐色皮革已经磨损得比他的深褐色西服的颜色淡好多。上面有些铜扣子，包的侧面印了个淡红色的SWG三个字母的组合，最初的颜色可能跟深红色的领带一样。一把长长的黑伞扣在包的两个提手之间，遮住包的顶端，虽然天空晴朗。
瘦子注意到安娜在看他后就不再走来走去。他从高得吓人的高度，透过圆圆的金边眼镜俯视着安娜。瘦子嘴上叼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他用细长、瘦骨嶙峋的手指取下来，吸了口气想要说话。
就在这个刹那，铃声大作，从弗什曼医生店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士兵，来到街上。瘦子立刻骤然转过脑袋面向那位年轻士兵，开始用明快、干脆、高雅、文绉绉的德语跟那个士兵说起话来，问他这里是不是那个好像大家都喜欢来就诊的著名医生的诊所。安娜感觉自己开始屏住呼吸。
这位高个子男人和这个陌生人说着话，语速很快，意气相投，那位士兵保证说里面的服务质量高，人热情。毕竟，这位医生是德国人，不要指望某个波兰医生的技艺会胜过他。
适当地稍停片刻后，瘦子向士兵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转眼向店铺望去。他身上有股权威的气势。安娜开始纳闷，估计那位士兵也有同样想法，她是否应该认识这个人。年轻士兵习惯了上级总是含蓄不言的规矩，把敷衍性的感谢解读为是要打发他走，可是士兵还没走开很远，瘦子又喊他回来。
“我不知道，soldat[6]，”他说，“你能不能借个火帮我点根烟。”瘦子的长手背扣在身后。毫无疑问，他可能懒得折腾自己来做这种事。
年轻士兵恭敬顺从地照办了。瘦子连目光都没有接触，更没有道谢，甚至连打个招呼认可下都没有。
他深深地吸了口烟。
士兵消失在克拉科夫街头。
瘦子又美美地吸了口烟才转过身面向安娜。
“那么，”他用优雅的德语说，烟雾随着声音从唇间喷涌而出，“你是谁？”
安娜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她动了动下颏，想不管从什么语言中找个词来无中生有编造个名字——她知道自己的名字“安娜”有个德语版，可是她觉得向如此威严的一个人讲出那个词，说那就是她，好像有些不对劲。像她这样寒冷、饥饿、害怕，要想回忆起最初那个讨巧的称呼，脑子有些吃力。
瘦子挑起眉毛，脑袋朝右侧歪着。他眉头一皱，换成波兰语：“你在等谁？”
他说德语时的明快变成了波兰语的圆润敏捷。除了父亲之外，他是安娜见到的第一个娴熟掌握不止一种语言的人。
安娜想回答他，想跟他说话，可是却不知道能告诉他什么。安娜忽然想到可以说她在等父亲。可是，说真的，她自己已经拿不准实情是不是如此。如果关于这位高个子陌生人有什么事是很确定的话，那就是他这个人可不是你撒谎可以糊弄的。
瘦子点点头算是对安娜沉默的回应，接着又换成俄语说：“你父母在哪里？”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可是安娜不能忠实地说出来，因为她不知道。她正要这样告诉他的时候，高个儿男人已经习惯了安娜毫无反应，又迅速换成意第绪语。
“你还好吧？”
这个问题惹得安娜突然哭起来。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别的问题及其无法回答同样让人不知所措，又让人烦恼。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在安娜看来这个男人当时显得有些可怕，高高地耸立在她面前——语调的忽然软化，忽然关切起人来。如今，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情况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妙，安娜想不起来还曾有谁问起过她好不好。连父亲都忙着辛苦地给她提供某种可以接受的一切都好的说辞，却始终一直忽略了询问这样是否管用。
也许跟意第绪语有关。那是什姆利克先生讲的语言。安娜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什姆利克先生了。虽然她还是个孩子，但不可能对这个城市的犹太人的遭遇都视而不见。她心里隐隐约约拿不准意第绪语是不是还能幸免于难，直到瘦子说出来后她才放心了。
不过，对安娜的眼泪，最合理的解释为，这个问题，她确确切切知道如何回答：
她并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