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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着便举起了帽子，在空气中使劲扬了扬，有一两个路人扭过头来看了看我们，然后毫不在意地移开了视线。我觉得他说得好极了——我知道姬蒂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她听到这些话便紧紧抓住我的手，欢喜地轻轻颤抖了一下。她的脸红了，和我一样，她的眼睛也睁得大大的，闪着光。
我们没在莱斯特广场逗留太久。布利斯先生叫来了一个男孩，给了他一先令，让他去卖冰冻果子露的小贩那里给我们买了三杯起泡酒。我们在莎士比亚雕像的影子里坐了一会儿，一边品酒一边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帝国剧院的公告。我们知道，姬蒂的名字很快就会变成三英尺高的字母挂在那里。但是当我们喝完酒以后，他拍了拍手，说我们得去布里克斯顿了，到我们的房东邓迪太太那里。他把我们领回马车，扶我们坐下。我发现自己刚才大睁着的眼睛在昏暗的马车里又变小了，我的内心不再激动，而是紧张万分。我在想，他给我们找了什么样的住所，邓迪太太又是什么样的人。我希望二者都不要太高不可攀了。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刚离开西区，过了河，街道就变得灰暗而呆板。这里的房子和人都挺精神的，但是千篇一律，像是同一双没有想象力的手雕刻出来的。这里毫无莱斯特广场那种陌生的魅力以及迷人而怪异的多样性。很快，街道也不再精神了，开始变得有些破旧，我们经过的每一个街角，每一栋公共建筑，每一排商铺和房子，都显得比方才的更暗淡。身边的姬蒂和布利斯先生开始交谈，谈的都是剧院、合约、服装和歌曲的事情。我的脸一直贴在玻璃窗上，想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些无趣的街区，到达油彩大道，我们的家。
最后，我们来到一条街，街上都是高高的平顶房子，每栋房子前都有一排生锈的铁栏杆，窗户上都挂着被煤烟熏黑的百叶窗和窗帘。布利斯先生不再说话，看了看窗外，说我们马上就到了。我不得不把视线从他友好微笑的脸上移开，以掩饰内心的失望。我知道我一开始对布里克斯顿兴奋的幻想——那一排金色的油彩，玫瑰红的屋顶——是愚蠢的，但是这条街看起来也太灰暗、太寒酸了。我想这街道和我离开的惠特斯特布尔那些普通的道路并无两样，只是陌生，因而显得有些险恶。
当我们走下马车的时候，我看了看姬蒂，想知道她是不是也有些失望。但是她的兴致依旧高昂，眼睛仍和刚才一样又湿润又明亮。她只是看了一眼布利斯先生领我们去的那所房子，然后满意地微微一笑。我突然就明白了之前可能只猜到一半的事情——她这辈子都在这种不起眼的房子里面住着，没有住过比这更好的。这个想法给了我些许勇气，也让我和以往一样因为同情和爱而感到疼痛。
屋子里面的气氛却很欢快。邓迪太太是一位白头发的胖女人，她亲自在门口迎接我们，像欢迎朋友一样迎接了布利斯先生，叫他“瓦尔”，让他亲了脸颊，然后把我们领进客厅。她让我们坐下，摘下帽子，请我们不要见外，就像在自己家一样。然后一个女仆被唤进房间，灵巧地拿来了茶杯，为我们煮了些茶。
门关上后，邓迪太太笑着对我们说：“欢迎，亲爱的姑娘们。”她的声音就像圣诞节的蛋糕一样，透着甜蜜湿润的果味，“欢迎来到吉妮芙拉路。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过得愉快，收获幸运。”然后她对姬蒂点了点头，“布利斯先生告诉我，我的屋檐下要有一颗闪亮的小星星了，巴特勒小姐。”
姬蒂谦虚地说，她还不知道有这回事。邓迪太太笑了笑，笑得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没办法停下来。姬蒂和我坐直身子，交换了警觉而沮丧的眼神。然而这阵猛咳过后，这位女士又和刚才一样平静而快活起来。她从袖子里拿出一块手帕，擦了擦嘴角和眼睛。然后从手肘旁的桌子上拿出一盒香烟，给我们一人一支烟，自己也拿了一支。我看到她的手指被烟草熏黄的痕迹。
过了一会儿茶端来了，姬蒂和邓迪太太忙着倒茶的时候，我环顾四周。邓迪太太的客厅确实不同寻常，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床垫和家具都很普通，然而四壁却妙不可言，每一面墙上都挂满了照片，相框与相框间的空隙已经不足以让人分辨出墙纸本来的颜色。
“我看你很喜欢我的小收藏。”邓迪太太把茶杯递给我，我发现所有的眼睛都朝我这边看过来，于是脸红了。她朝我一笑，用被烟熏黄的手指摆弄着她的水晶耳坠，那是用黄铜耳线缀在她耳洞上的，“亲爱的，这些都是我的老房客。”她说，“其中有一些，你看，很有名。”
我又看了看这些图片。现在我看清楚了，都是人像——大多数是签名照——剧院和音乐厅的艺人。正如邓迪太太所说，这里面有一些我认得的人——譬如歌王万斯[19]的照片挂在壁炉上方，旁边是乔利·约翰·纳什，沙发上方框着一个歌单，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献给亲爱的邓迪女士，祝您好运。贝茜·贝尔伍德”。但更多照片上是我不认识的人，那些男男女女笑着摆出各种快活而专业的姿势，他们的名字和服装有些平凡无奇、有些充满异国情调，有些晦涩难懂——珍妮·韦斯特，拉尔格上校，新卡波·李——我完全猜不出他们都是什么人。我惊讶于他们都曾在这里住过，在吉妮芙拉路，这位长相标致的房东邓迪太太家里。
我们聊到茶都喝完了，房东太太又吸了两三根烟，然后拍了拍膝盖，慢慢站起来。
“我敢说你们想看看房间，然后洗洗脸。”她和蔼地说。布利斯先生听到她的话，也跟着她礼貌地站了起来。邓迪太太说：“好了，麻烦你抬起尊贵的胳膊，为女士们提一下行李，瓦尔……”然后她带我们从客厅上楼。我们爬了三层，越往上楼梯越昏暗，最后又变得明亮：最后几个台阶很窄，没有铺地毯，头顶上有一个小天窗，窗栅上落满了灰尘和鸽子粪。透过这扇窗，九月的蓝天不经意之间展现出来，清晰而明朗，仿佛天空是一面天花板，而我们爬着爬着就接近了。
台阶的尽头有一扇门，门后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卧室兼起居室，而是一个小客厅，炉边摆着一对古老而破旧的扶手椅，还有一个老式的小梳妆台。梳妆台旁边是另一扇门，通向第二个房间，因为这个房间的屋顶是倾斜的，所以比第一个房间更小。我和姬蒂肩并肩踏进门槛，看着屋内的摆设：一个洗手池，一把椅背是古希腊竖琴样式的椅子。还有一个带着帘子的壁龛，以及一张摆上了高耸厚实的床垫的床——比我和姐姐在家睡的那张床窄多了，床架是铁的，床下有一个便壶。
“你们两个一定不介意挤一张床吧，”邓迪太太跟我们一起来到卧室，说道，“我怕你们得睡在彼此身上了，不过我的儿子们睡在楼下更挤，他们只有一个房间。布利斯先生坚持要给你们两位体面的空间。”她朝我笑笑，我看向别处。然而姬蒂心情愉悦地说，“好极了，邓迪太太。阿斯特利小姐和我会像娃娃屋里的娃娃一样舒服的，对吧，南？”
我看到她的脸微微涨红，也许是一路从客厅爬上来的缘故。我说：“是的。”然后视线下移，从布利斯先生手中接过箱子。
尽管房租是布利斯先生付的，但他没待太久，似乎觉得逗留在女士们的房间里不太合适。他和姬蒂说了第二天的安排——她早上要去博孟塞的明星音乐厅见经理，和乐团排练，准备当晚的首次亮相——然后他和她握手，也和我握手，向我们道晚安。想到他就要留下我们两个了，我突然觉得焦虑，就像几个小时前等着他来一样。
他走后，邓迪太太也关上了门，气喘吁吁地咳嗽着，跟着他下了楼梯。我坐进一张扶手椅，闭上眼睛。我终于要和一个熟悉的人在一起了，这喜悦和安心几乎令我疼痛。我听到姬蒂走向行李，当我睁开眼，她已在我身边，用一只手捋了捋我那从辫子上散落，遮住眉毛的头发。她的触碰又让我全身僵硬：我仍然不习惯我们友谊中的这种自然的爱抚、牵手和抚摸脸颊，每一次触摸都让我有些瑟缩，我的脸也因为欲望和窘迫而微微泛红。
她笑了，弯腰去收拾脚下的篮子。我在椅子上懒洋洋地坐了一会儿，看她忙着收拾衣服、书籍和帽子，然后站起来帮她。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来拆包整理。我自己那几件寒酸的裙子和几双鞋只占了一小块地方，很快就收拾好了。当然，姬蒂的行头里不仅仅有要熨烫和刷洗的日常穿的裙子和靴子，还有演出服和礼帽。当她开始收拾时，我过去把衣服从她手中接过来，说道：“现在你必须让我来管理你的服装。看看这些领子！都得漂白了。看看这些长筒袜！我们得用一个抽屉来装洗过的，另一个来装需要缝补的。我们得把链扣之类的东西放进一个盒子里，别弄丢了哪个……”
她站在一旁，让我摆弄着她的袖扣、手套和衬衫，我静静地整理着，十分入迷。过了片刻，我抬头一看，发现她正注视着我，当我与她目光相接，她眨了眨眼，立刻脸红了。“你不知道，”她说，“我有多飘飘然。每个还没成名的演员都想有个服装师，南。每个野心勃勃又疲惫不堪的小女演员，登上乡村舞台时就渴望在伦敦的音乐厅里表演——能够拥有两间体面的房间，而不是一间凄惨的小屋——能有一辆马车晚上送她去表演，演出后载她回家，而别的穷艺人只能坐有轨电车。”她站在屋顶倾斜的一侧，脸隐没在阴影中，眼睛又黑又大，“现在，我突然就拥有了这些我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南，我向往的一切都得到了！”
我知道。这感觉绝妙无比，但也令人恐惧。因为你一直觉得，自己并不值得拥有这份好运，你错误地占了别人的所有——一旦你分神，它就会被夺走。而你一旦得到这份内心的渴望，你会不惜做任何事情，不惜牺牲任何东西来守护它。我知道姬蒂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当然，我们所指的是不同的东西。
往后我就会记住这些。
如我前面所说，我们用了一个小时来收拾东西，其间听到屋子里传来各种各样的话声和响动。这会儿大约是傍晚六点，楼下传来了脚步声，有人在召唤我们：“巴特勒小姐，阿斯特利小姐！”是邓迪太太喊我们到楼下的客厅吃晚餐。她还说，“有好多人想见你们。”
我虽然饿了，但深感疲惫，并厌倦了和陌生人握手微笑。但是姬蒂轻声说我们最好下去，不然其他房客会觉得我们太过傲慢。于是我们请邓迪太太稍等，姬蒂换了件衣服，我梳了头，重新编了辫子，朝壁炉抖了抖裙边的灰尘，洗了手，然后我们朝楼下走去。
此时的客厅和我们刚到时坐下来喝茶的光景大不一样。那张桌子被拉开了，摆在房间中央当餐桌。更重要的是，桌旁坐满了人，每个人见到我们都挤出一个微笑——一个迅速而老练的微笑，就像墙上那些照片里的一样。仿佛半打肖像画都活了，从布满灰尘的相框里跑出来加入邓迪太太的晚餐。
一共八个座位——其中两个空的显然是留给姬蒂和我的，其他的都有人就座了。邓迪太太自己坐在桌子一头，正把冷盘肉切成薄片，看到我们她微微起身，让我们不要拘束，然后用叉子指着其他人，首先是一位坐在她对面，身穿天鹅绒背心的老绅士。
“埃默里教授，”她毫不扭捏地说，“杰出的读心术师。”
教授也站起身，朝我们微微鞠躬。
“杰出的读心术师，啊，曾经的，”他看着我们的房东说，“邓迪太太人真好。我有好多年不曾站在人群中猜一位小姐钱包里都有什么东西了。”他笑了笑，然后重重地坐下。姬蒂说她很高兴认识他。邓迪太太指着教授右边那个瘦削的红发男孩。
“西姆斯·威利斯，”她说，“喜剧演员——”
“杰出的喜剧演员，毋庸置疑，”他很快侧过身来和我们握手，“现役的。这位，”他朝桌子对面的男孩点了点头，“是我哥哥珀西，他打骨响板，也很优秀。”他说话的时候珀西眨了眨眼，仿佛为了证明自己弟弟的话，从盘子边拿起一对勺子，在桌布上敲了一段美妙的旋律。
邓迪太太清了清嗓子，然后指向坐在西姆斯旁边那位粉红色嘴唇的美丽女孩，“不要忘了弗莱特小姐，芭蕾舞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