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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不停蹄地走了大概一个小时,但是没有仔细看路,有时候又折回原路。与其说是为了逃离姬蒂,不如说是躲着她而迷失在这城市里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我需要一个房间,一个又小又破的房间,不让任何人找到我。我想进去蒙住头,像某种打洞或冬眠的动物,比如西瓜虫或者老鼠。于是我在阴暗冷漠的大街上徘徊,寻找寄宿之处、廉价客栈和窗户上挂牌写着“床位出租”的房子。我觉得这些房子都会适合我,但还是想找个看上去欢迎我的。

最后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我在摩尔盖特和圣保罗大教堂附近游荡,差点走到了克拉肯威尔。我仍旧没有注意周围的人——大人和小孩见我背着一个水手包,面色苍白地艰难跋涉,不是盯着我看就是哈哈大笑。我的头垂了下来,我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但是我知道自己身处某个广场——我听到熙熙攘攘的声音,周围小贩的声音,闻到了依稀可辨却叫不出名字的臭味、甜味和让人恶心的气味。我缓行慢步,感觉眼前的路变长了,我的鞋底变得黏糊糊的。我睁开眼,看到脚下的石头变红了,沾上了血水。我抬起头,看到一座雅致的铁制建筑,里面都是搬运着动物尸体的敞篷车、手推车和搬运工。

我来到史密斯菲尔德的肉市了。

我叹了口气。旁边有个卖烟的亭子,我走过去买了一盒烟和几根火柴。男孩找钱给我时,我问他这附近有没有出租空房的寄宿之处。他告诉我几个地方,并叮嘱我,“这附近的出租屋都不太好啊,小姐。”我只是点了点头就走了,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他说的第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法灵顿街火车站附近,一条没人打扫的路上耸立着一栋墙皮剥落的房子。房门前放着一个床架、十几个生锈的铁罐和一些破烂的板条箱。另一扇门前有一群光脚的孩子,正在朝土里洒水。但我根本没有抬眼看这些。我只是走到门前,把包放在台阶上,敲了敲门。在我身后的铁轨上,一辆火车吭哧吭哧地开过,我脚下的台阶也一阵震颤。

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给我开了门,盯着我看了半天,我问她有没有空房间,她转过身,朝身后的黑暗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一位女士出来了,把我上下打量一番。我当时的样子一定相当奇怪,穿着昂贵的裙子,没戴帽子也没戴手套,红着眼,吸溜着鼻涕。我那副样子一定相当颓废,虽然我根本顾不得这些。这位女士最后一定判断我人畜无害。她说她是贝斯特太太,还有一间屋子出租,收费是一星期五先令,或者七先令带女仆。她希望能预付房费。这样的条件适合我吗?我迅速想了一下,表现得漫不经心,然后说可以——我已经没法认真思考了。

她租给我的房间狭窄而破旧,屋子里几乎没有颜色。房间里的一切——壁纸、地毯,甚至壁炉下的瓷砖不是摩损掉色就是陈旧得褪色,全都灰头土脸的。屋子里没有煤气,只有两盏煤油灯和被熏黑的烟囱。壁炉架上有一面小镜子,已经模糊不清,就像老人的手背一样斑斑点点。窗户朝向市场。这里和我们在斯坦福希尔的房子大相径庭,而这点起码给了我一种疲惫的满足感和安慰。我现在看到的其实只有床,一个旧得可怕的床垫,边缘发黄,中间发黑,上面还有一片碟子那么大的陈年血渍。尽管这张床如此不堪,那一刻却给了我一种奇妙的吸引力。房门很结实,上面插着一把钥匙。

我告诉贝斯特太太我想立刻就租下这间屋子,并且从信封里拿出钱来。她看到这个信封,露出了鄙夷的表情——我想她大概把我当成个风尘女子了。“我得先告诉你,”她说,“我这套房子是个干净地方,我希望房客也都是正经人。过去我租给单身女士遇到过麻烦。我不管你们干什么,也不管你们在外面都见谁,但是我不允许有男人出现在单身女士的房间……”

我说这方面我不会给她添麻烦的。

对于贝斯特太太来说,我一定是个奇怪的房客。从斯坦福希尔的住所逃走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都按时交房租,但从来不出门。没有人来看我,也没有人给我写信。我固执地待在屋里,紧锁房门,不是在咯吱作响的地板上踱步,就是自言自语或者哭泣。

其他房客一定觉得我疯了,也许我确实是疯了。然而,我觉得自己那么活着完全符合情理。我能去哪儿消化这种痛苦呢?我在伦敦所有的朋友——邓迪太太、西姆斯和珀西,比利小子和弗洛拉,也都是姬蒂的朋友。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会怎么说?他们只会为姬蒂和沃尔特终成眷属而高兴!如果我回惠特斯特布尔,他们会怎么说?我刚从家里回来,并且那么骄傲。而且他们似乎从我离开家的第一天起就觉得我会一事无成。身处他们中间渴望着姬蒂并不容易。而现在我失去了姬蒂,又怎么能回去过原来的日子呢?

于是,尽管我想到不断寄到斯坦福希尔的信将没有人拆封,也没有人回复,尽管我猜到家人回想起我的态度,会觉得我背弃了他们,很快就不再给我写信,但我也无可奈何。我想起自己抛弃的东西——我的女装,我的收入,歌迷和崇拜者给我的信件和卡片,刻着我姓名首字母的箱子——想到这些,我浑然不以为意,仿佛这都是别人的过去。我想到《灰姑娘》,想到我违背了合约,让不列颠剧院的人失望了,我也不在乎。在这个新家,我叫“阿斯特利小姐”,如果我的邻居们曾在舞台上见过南·金,他们也不会认出我来——事实上,连我自己也认不出她了。我根本无法直视自己带来的衣服。我把它们放在床下,原封不动地塞在包里,让它们褪色。

没有人来看我,因为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我隐藏起来,消失在世界上。我丢弃了友谊和欢乐,把拥抱痛苦当作事业。过了一周,又一周,一周,又一周,我什么都不做,除了睡觉、哭泣和在卧室里踱步。不然就是站在窗前,额头贴着脏兮兮的窗子,看着下面的市场,不断有动物的尸体被运过来,堆起来,然后被买走。我见到的人只有贝斯特太太,还有玛丽——这个小女仆进来给我倒夜壶,给我拿来煤和水,有时我让她给我买烟和食物。她递给我包裹时的表情显示了我已变得多么古怪,但是我对她的恐惧和惊诧不以为意。除了自己的悲痛,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我以一种诡异而可怕的狂热沉浸于这种悲痛。

我感觉自己好几周没有梳洗过了,当然也没有换过衣服,因为没有别的可以换。我也早就不戴假发了,任由我的头发凌乱油腻地贴在耳朵上。我不停地抽烟,从指甲到指关节都变成了棕黄色,但是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些被拖到史密斯菲尔德的动物尸体,因此一想到吃肉就恶心。我只想吃最柔软的食物。就像个怀孕的女人,我的口味变怪了,只想吃甜味的白面包。我付给玛丽一先令又一先令,让她去肯顿市集、怀特查贝尔、莱姆豪斯和苏荷区给我买面包圈、奶油蛋卷、希腊烤面包还有中国点心。我把这些东西放进茶杯里蘸着吃,茶是我用炉子上的水壶煮的,煮得很浓,加了牛奶。这是我和姬蒂在坎特伯雷游艺宫最初的日子里,我经常给她沏的茶。茶的味道就像她,既是安慰,又是可怕的折磨,被我一同喝下。

尽管我对时间不以为意,它依然悄无声息地流逝。那段日子也没什么好说的,真是糟透了。我楼上的房客搬出去了,又搬来一对带着婴儿的贫穷夫妻。孩子有疝气,每天晚上都哭。贝斯特太太的儿子有了个恋人,也把她带回来了,在楼下的客厅里喝茶、吃三明治,她还会唱歌,有人给她钢琴伴奏。玛丽的扫帚打破了一扇窗户,尖叫了一声,贝斯特太太卷起袖子打了她,于是她又尖叫一声。这就是我在昏暗的小屋里听到的声音。或许这声音也是些许安慰,但其实没有什么能安慰我。它们只让我注意到一些事情,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接吻的声音,愉快的声音,愤怒的声音——那些被我抛在身后的声音。当我从那扇脏兮兮的窗户向外眺望,如看蚁群或是蜂群无异——我完全认不出自己曾经属于的这个世界。只有随着日子变暖,白天变得明亮,还有史密斯菲尔德的臭味变得更浓烈,我才意识到这一年又慢慢进入了春天。

我以为自己可以消失于无形,像房间里的壁纸和地毯一样颜色褪尽。我可能就那么死了,而我的坟墓无人问津。我或许会昏迷不醒,直到世界末日——如果最后没发生某件事唤醒我。

我在贝斯特太太家里住了七八个星期,没有出过房子。我还是只吃玛丽给我拿来的东西。尽管我只让她给我买面包、茶和牛奶,但她有时也会给我带回更多有营养的食物,劝我吃下去。“如果你不吃一点,”她说,“你会消失的。”她给我拿来从法灵顿路买回来的烤土豆、馅饼、鳗鱼冻,都是用一层层报纸紧紧包裹起来的,油乎乎地冒着热气。我都吃了——如果她给我一袋砒霜,我也会吃下去的。我习惯了一边吃土豆或馅饼一边把包装纸摊平,读上面的字——大多是十天前的事情,无非是盗窃、谋杀和职业拳击赛。我做这些的时候就和看窗外东伦敦的街区一样无精打采。但是有天晚上,当我在膝盖上摊开一张报纸,从缝隙里拣出馅饼渣子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名。

这一页是从一张廉价的剧院报纸上撕下来的,是一个叫作“音乐厅罗曼史”的专题。这几个字出现在一个小天使举起来的横幅上,下面写着几个小标题,诸如本和米莉宣布订婚,著名杂技演员即将结婚,哈尔·哈维和海伦的华丽蜜月……这些艺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也懒得去看,因为这篇文章的正中央有一个专栏,还有一张照片,让我再也无法移开视线。

巴特勒和布利斯,专栏的题目写着,戏剧界最幸福的新人!照片上的姬蒂和沃尔特穿着结婚礼服。

我麻木地注视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放在这页纸上,发出了叫喊——迅速、尖厉而痛苦的叫喊,仿佛那一页纸太热,烫伤了我。我的叫喊变成了低沉、愤怒的呻吟,不断持续,直到筋疲力尽。很快我就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贝斯特太太站在门口叫我的名字,充满好奇又满怀恐惧。

我停止喊叫,平静了一点。我不希望让她进来询问我的悲痛,给出无用的安慰。我回复她说我没事,只是做了个恼人的噩梦。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离开了。我又看了一眼膝盖上的纸,读了这篇带照片的报道。上面说沃尔特和姬蒂在三月底结婚了,到欧洲大陆去度的蜜月。姬蒂会休息一段时间,然后重返音乐厅,和沃尔特搭档,编排全新的节目,于秋季开演。上面说,她的老搭档南·金小姐在霍克斯顿的不列颠剧院演出时病了,现在正忙着计划自己的新事业。

读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不是想哭,而是想笑。我用手捂住嘴,不让自己吐出来。我好像一百年没有笑过了,现在最怕的就是听见自己的笑声,因为我知道自己笑起来一定非常可怕。

这阵恶心过后,我又开始读报。我一开始想毁掉它,撕了它,或者把它扔进火里。然而现在我却不想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我用指甲划过这篇文章的边缘,然后沿着划痕慢慢地把它撕了下来。剩下的报纸我扔进了壁炉,但是印有姬蒂和沃尔特结婚照的部分我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仿佛那是一片蝉翼,摸得太用力就会毁坏。我想了一会儿,走到镜子跟前。玻璃和镜框之间有个空隙,我从一边把剪报塞了进去。于是那一片剪报被玻璃固定住,挡住了我的一部分镜像——房间太小了,我从每个角度都能看到它。

我可能有点发烧,但我的头脑却比这一个半月以来都清醒。我看着照片,又看看自己。我看到自己苍白憔悴,双眼红肿,有了黑眼圈;我曾经那么爱惜、保持着光洁柔顺的短发,现在变得又长又脏。我的嘴唇咬得几乎流血,裙子脏兮兮的,腋下都酸臭了。他们,我想,这些都是他们干的——就是照片上的那一对!

在这段痛苦的时间里,我第一次觉得,我让他们把自己弄成这样,实在太愚蠢。

我转过头,走到门口呼叫玛丽。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看起来有些紧张。我告诉她我想泡个澡,需要肥皂和毛巾。她极度不解地看着我,因为我从未提过这种要求。然后她跑到地下室,很快就传来了她拖着浴盆上楼的乒乒乓乓的声响,以及厨房里锅壶相碰的咣当声。很快,贝斯特太太听到响动,也从客厅里出来了。当我告诉她我突然想洗澡的时候,她看起来面色苍白,非常吃惊地说:“哦,阿斯特利小姐,这样真的好吗?”她可能以为我想在浴缸里溺死,或者在水里割腕。

当然,我并没有这么做。我在水汽氤氲的浴缸里坐了一个小时,盯着壁炉,或者姬蒂的照片,轻轻用肥皂和法兰绒毛巾按摩着自己酸痛的四肢和关节,使其恢复活力。我洗了头发,还有眼角的污渍,洗了耳朵下面和膝盖后面,还有腋下和两腿之间,直到把身上搓红搓疼了为止。

最后我大约是睡着了,看到一个奇怪而令人不安的幻象。

我想到一个惠特斯特布尔的女人,一个我们的老邻居,我已多年不曾想起她。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死了,死得非常意外,死状也很离奇。医生说她的心脏硬化了。心脏的表面变得像皮革一样坚硬而粗糙,瓣膜变得迟缓,心跳得越来越慢,然后完全停止。除了疲劳和呼吸困难以外,她死前并没有什么征兆,她的心脏悄悄地衰竭,然后心跳就停了。

当我和姐姐第一次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俩都吓坏了。那时我们还小,受到家人的妥善照顾,想到我们的器官会自然衰竭——我们最重要的器官会自发地窒息,就吓得不轻。那个女人死后的一周,我们谈论的话题除此就没别的了。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发抖,忧心忡忡地用手指摩挲着肋骨,感觉着胸腔并不明显的跳动,一心害怕这模糊的节奏会停止或者变慢,像那个不知不觉中死掉的可怜邻居一样,我们小小的心脏会不会也悄悄地硬化?

此刻我的思绪回到现实,感觉到渐渐变冷的浴缸、褪色的房间,还有墙上的照片。我的手指在肋骨上摩挲,感受着胸腔里老化的器官。然而,这一次我似乎找到了。我身体的中心有一块黑暗、沉重而安静的东西,不知不觉地在那里生长,现在却给我一种安慰。我觉得胸口紧缩而疼痛,但并没有因为这疼痛而扭动或者流汗,相反,我双手环抱着肋骨,拥抱着我黑暗而沉重的心,像抱着恋人那样。

或许,这时沃尔特和姬蒂正一同漫步在法国或者意大利的大街上,或许他正在侧身抚摸她,就像我抚摸着自己;或许他们在亲吻,或许正躺在床上……这种事我想过上千遍,一想到就哭泣,就咬自己的嘴唇。但是现在我盯着照片,感觉自己的痛苦麻木了,就像我的心因为愤怒和沮丧而麻木一样。他们走在一起,全世界都献上微笑!他们在大街上拥抱,陌生人也为之高兴!我却一直活得苍白得像条虫,远离了快乐、舒适和安慰。

我从浴缸里站起身来,不顾四溅的水花,拿起了照片,但这次我把它揉成一团。我大叫一声,在地板上踱起步来:这次不是颓废地转悠,而是想要适应新的肢体,去感觉我全身的蜕变和新生的疼痛。我拉开房间的窗户,朝黑暗探出身子——伦敦的夜晚从来不是漆黑一片,而是充满了各种声音和味道,我已经把自己与这一切隔绝了很久。我会再次回到这个世界,我会重回这个城市,他们已经把我隔离得足够久了!

但是,哦!第二天早晨我走到大街上,才发现这一切有多艰难。外面那么肮脏,那么拥挤,喧闹得令人头晕目眩!我在伦敦生活了一年半,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地盘。但是以前我在伦敦出行都是和姬蒂或者沃尔特一起。实际上,通常我们不是步行,而是坐马车。现在我从玛丽那里借了一顶帽子和一件外套,却依然觉得自己像是没穿衣服走在克拉肯威尔一样。我之所以紧张,一是因为害怕遇到熟人,让我想起以前的日子,或者,更糟的是,看到姬蒂挽着沃尔特,微笑着走过我身边。这种恐惧让我停下脚步,不断后退,撞了好多人,耳边骂声不断。这些咒骂尖锐如针,让我发抖。

然后,总有人看我或者叫我,还有两三个人抓我、摸我、捏我——都是男的。我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也许,我带着孩子、背着包袱,果断地走在路上,或者低着头走路,他们就会让我顺利通过了。但是,如我刚才所说,我走得漫不经心,左顾右盼,我想这样的女孩就是在吸引着男人的搭讪和轻薄。

人们的眼神和骚扰就像咒骂一样,让我颤抖。我回到贝斯特太太那里,用钥匙打开房门,躺在酸臭的床垫上,一边哭泣一边发抖。我以为我的新生活会是前景光明,以为外面的街道会欢迎我的回归,然而它们只是把我打回原先的痛苦之中。更糟糕的是,外面的世界让我受到了惊吓。我想着,我要如何承受这一切?我要如何生存?姬蒂现在有沃尔特了,姬蒂已经结婚了!而我却贫困孤单,无所依傍。我只是一个孤单的女孩,而这个城市更喜欢情侣和绅士。女孩孤身一人在这个城市里只会被审视打量。

那天早晨我发现了这个事实。我本该早就意识到的,从那些我在姬蒂身旁唱的歌里面。

这真是个残酷的笑话。我这么多次穿着男装在伦敦的各个舞台上昂首阔步,现在竟然会害怕走在大街上,只因我是个女孩!如果我是个男孩就好了,我可怜巴巴地想。只要我是个男孩……

我吃了一惊,然后坐起来。我想起在斯坦福希尔时姬蒂说过,她说我太像个男孩了。我想起我穿着裤子摆姿势时邓迪太太的反应:她太像了。我当时穿的那套衣服——沃尔特在新年前夜给我的蓝色哔叽西服还在我的床下,和其他我从不列颠剧院拿回来的演出服一起被塞在水手包里。我滑下床垫,倒出包里的衣服,让它们一股脑儿地铺在地板上。它们摆在我身旁,在这个褪色的房间里鲜艳帅气得不可思议:我以往生活中所有的形状和质感,音乐厅的味道和旋律,我旧日的激情,全都在这些衣服的缝线和褶皱里。

有那么一会儿我坐在那儿发抖,害怕被回忆占据,再次哭泣。我几乎想把这些衣服塞回包里,但还是深吸一口气,用手擦了擦眼睛。我把手放在胸前,放在给我力量的沉重和黑暗之上。

我捡起那件蓝色哔叽西服抖了抖。衣服皱得厉害,但是因为一直放在包里,并没有损坏。我穿上它试了试,又穿了件衬衣,打了条领带。我清瘦不少,裤子在我的腰上晃荡。我的屁股变窄了,胸也比以往小了。唯一有损我男孩形象的是那件愚蠢的锥形外套,不过我发现外套的衣褶是缝进去的,并没有剪掉。壁炉架上有一把我切面包用的刀,我拿起它把那些针脚拆掉了。外套立刻恢复了原先的男子气概。再整一整头发,穿上一双合适的男鞋,任何人——哪怕是姬蒂——在街上看到我也不可能看出我是个女孩。

在我实施这个大胆的计划之前,还有两三个障碍需要克服。首先,我要再次熟悉这个城市。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法灵顿和圣保罗的街道四处游走,才习惯了马路的熙熙攘攘,男人们看我的时候我也不再觉得难受了。然后还有个问题——如果我真的要穿着演出服在街上走,我应该在哪里换衣服。我不想全天候当男孩,也不想离开贝斯特太太的房子。然而我可以想象到,如果有一天我穿着裤子出现在贝斯特太太面前,她会是什么表情。她一定会觉得我疯了,可能会叫来医生或是警察。她肯定会把我撵出去,让我无家可归。我一点也不想那样。

我需要一个远离史密斯菲尔德的地方,实际上,我需要一个更衣室。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这种地方出租。我想干草市场的妓女是在皮卡迪利的公厕里换衣服的——她们在洗手池前化妆,在厕所门前挂上“使用中”的牌子,在里面换上浮艳的衣裙。这个方法不错,但是我没法模仿,如果有人看到我从女洗手间穿着哔叽丝绒西装、戴着礼帽出来,那一定会破坏我的计划。

最后我还是从伦敦西区的妓女身上找到了答案。我开始每天漫步到苏荷区,注意到那里有很多写着“钟点房”的房子。一开始我还天真地想,有谁会在那里睡一个小时呢?随后我才明白,没人会在里面睡觉,妓女们把她们的客人带进去,他们会躺下,但不是睡觉。一天,我站在贝里克街路口的一个咖啡摊前,看着一家钟点房的旅馆大门。有男男女女陆续踏进门槛,没有一个人注意他们,除了斜着眼坐在门口凳子上收钱的老妇人——收完客人钱、递给客人钥匙以后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想哪怕是童话剧里的马被妓女牵着缰绳拉进来了——只要马付了硬币——也不会有人停下来多看一眼。

因此,几天以后,我把演出服放在包里,跑到这个旅馆开房。老妇人看了看我,阴森地笑了笑。然后我给了她钱,她塞给我一把钥匙,点头让我走进她身后黑暗的走廊。钥匙黏糊糊的,我那个房间的门把手也是黏糊糊的,实际上,整个房间真是糟透了,又潮湿又难闻,墙薄得像纸一样,在打开包换衣服的时候,我听到了楼上楼下还有隔壁的各种声音——呻吟、拍打、笑声,还有床垫的摇晃声。

我换衣服的动作很快,伴随着一声声呻吟和笑声,我的勇气变得愈发稀薄。但是当我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这镜子上有一道裂缝,裂缝里还残留着血迹——当我最终看到自己的样子,我笑了,我知道自己的计划错不了。我从房东的厨房里借来一把熨斗,把套装上的褶皱都熨平了,还用缝纫剪子把头发给修剪了一下——这会儿我用唾沫把头发捋了捋。我把裙子和钱包放在椅子上,走出门,把门锁上。我这颗重生的黑暗之心一直跳得很快,像一个闹钟。如我所料,当我从台阶上那个老鸨旁边走过,她几乎没有抬眼,于是我略带犹豫地走向贝里克街。每当有人看我,我就心惊肉跳,我等着有人突然叫嚷起来:“一个女孩!有个女孩,穿着男孩的衣服!”但是没有人看我,他们的目光越过我,落向我身后的姑娘。没有人叫喊,于是我挺直身子。在圣路加教堂,有个男人的手推车碰到了我,他说:“没事吧,小伙子?”还有留着卷曲刘海的女人把手放在我胳膊上,头靠着我说:“帅哥,挺精神的啊,我知道个好地方,你想不想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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