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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皱了皱眉头:“你说的是一个女孩?”
“一个鬈发的女孩,相貌平平,叫弗洛伦丝。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你知道她工作的福利机构叫什么名字吗?是一位女士经营的,一位看起来非常精明的女士。那位女士演奏曼陀林。”
他皱着眉,挠了挠头,但是最后一个细节让他豁然开朗。“那个,”他说,“对,我想起来了。那个帮她做事的女孩,就是你的好友,对吧?”
我说是的,又补充说:“那个慈善机构呢?你还记得名字吗,还有他们的办公室在哪里?”
“办公室在哪里,让我想想……我确实去过一次,但是不太确定还能不能记住具体地址了。我记得那个地方,在伊斯灵顿的安吉尔附近。”
“是在萨姆·柯林斯附近?”
“过了萨姆·柯林斯,在北街。还不到邮局那里。左手边有一条小道,在酒吧和裁缝店之间……”
他就想起来这么多,不过已经够了。我向他道谢,他笑了笑。“多么可爱的黑眼圈啊,”他又说了一遍,不过这次是对他女儿说的,“就像歌里唱的,是不是,贝蒂?”
我觉得自己的脚简直像已经走了一个月。我怀疑我的靴子已经磨破到露出袜子,似乎已经露出了脚趾、脚跟和脚踝。但是我没有停下来看看是否如此。风吹得更猛了,尽管才下午两点,天空已经变成了铅灰色。我不确定那个慈善机构几点关门,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到,也不知道我到了以后弗洛伦丝会不会在那里。于是我快步走到本顿维尔希尔,我的脚都快像布丁一样稀软了。我想着如果找到她我要怎么向她开口。这真是很难。毕竟我和她不熟,更糟糕的是,我不得不想起,我曾经约过她,却又让她失望了。她究竟能不能想起我呢?在灰暗的格林街,我肯定她会想起来的。但是我迈出灼痛的脚每走一步,就越不确定了。
我没用太久就找到了那个办公室。那个男人的记性不错,北街自他上一次去过后似乎没怎么变,酒吧和裁缝店都和他描述的一样,在街的左手边,刚过音乐厅。它们之间有三四个门,通向房间还有上面的办公室,其中一个门上钉着一个搪瓷的小门牌,上面写着:庞瑟比慈善房屋,经营人:J.A.D.德比小姐。我清楚地记得那位演奏曼陀林的女士就叫这个名字。在门牌下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被雨水淋得褪了色,上面有个箭头,指向门边的一个拉铃。“请拉门铃并进入”,上面写着。于是,我有些瑟缩地拉门铃进去了。
门廊狭长而阴郁,通向一扇窗户,面朝着砖墙和渗水的排水管。除了沿着裸露的阶梯往上走,没有别的通道。扶手非常黏,但我抓住它往上爬。我爬了不到三四个阶梯,楼上的一扇门就打开了,门缝里探出一个脑袋,一个好听的女声说:“楼下的人你好!楼梯很陡,不过值得上来!你需要灯光吗?”
我说不用,然后快速爬上去。走到顶楼,我有点喘不过气了。我被这位女士领到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办公桌,一个柜子,还有几把不配套的椅子。当她请我坐下,我便坐下,她自己坐在办公桌的一角,双手交叠在胸前。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打字机的声音。
“嗯,”她说,“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我说,你的眼睛是怎么了!”我像男人一样摘了帽子,她端详着我的脸颊,又更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受伤的额头,我十分笨拙地摆弄着帽子上的丝带。她说,“你预约了吗?”我说我不是来找房子的,我来找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
“应该说是个女人。她叫弗洛伦丝,在这儿做慈善工作。”
她皱了皱眉头。“弗洛伦丝,”她说,“你确定?这里只有德比小姐,我,还有另一位女士。”“德比小姐,”我语速很快地说,“认识我要找的人。她肯定在这里工作过,因为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说……”
“她说什么?”这位女士更加谨慎地问——因为我突然又不说了,我的手从肿胀的脸颊上滑落下来。我在心里绝望、痛苦而生气地咒骂着。
“她说她就要离职了,”我说,“搬去别的地方。我真是个傻瓜,现在才想起来!也就是说,弗洛伦丝有一年半都不在这里上班了!”
这位女士点了点头。“啊,你看嘛,那是我来之前了。不过,就像你说的,德比小姐一定记得她。”至少这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抬起头说:“那么,我可以见她吗?”
“可以,但今天不行。明天也不行。恐怕她周五之前都不在这里。”
“周五!”那真是糟透了,“但是我今天必须见到弗洛伦丝。必须见到她!你们肯定有个名单,或者手册,写了她去哪儿了。肯定有人知道!”
这位女士似乎很惊讶。“嗯,”她慢慢地说,“可能我们有吧,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信息给陌生人,你能理解吧。”她想了想说,“你能给她写一封信吗,让我们转交给她……”我摇了摇头,感觉眼睛开始疼了。她一定是看到了,并且误会了,于是非常温柔地说,“啊,可能你不太会写字?”
为了听到一句善意的话,我可以承认任何事情。我又摇摇头说:“嗯,不太会。”
她沉默了一会儿,或许在想,如果我连读写都不会,我的请求应该没什么不良意图。无论如何,最后她站起来说:“等一下。”于是离开了这个屋子,穿过大厅,进了另一个房间。打字机的声音更大了,然后停了。我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伴随着纸张翻动的声音,最后是打开抽屉的声音。
那位女士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张白纸,看上去是个信封。“有了!德比小姐的办公系统真是不错,我们找到你的弗洛伦丝了——嗯,至少,是个叫弗洛伦丝的人,她是在我和本尼特小姐来之前走的,1892年在这里。不过,”她的表情变得严肃了,“我们觉得不能把她的住址给你。她去一个孤女收容所工作了,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哪儿。叫作弗里曼特尔之家,在斯特拉特福德路。”孤女收容所!这个想法让我颤抖起来,感觉十分虚弱。“那肯定是她了。”我说,“但是,斯特拉特福德?这么远?”我挪动了一下凳子下的脚,感觉鞋子在磨着流血的脚跟。我的靴子上沾了一层泥,裙子边上好几寸都弄脏了。雨水敲打在窗户上。“斯特拉特福德。”我重复着,那位女士见我如此痛苦,便靠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你有车钱吗?”她温柔地问。我摇了摇头,“我所有的钱都没了!我什么都没了!”我用一只手捂住眼睛,虚弱地靠在办公桌上。这时我看到了桌子上放的东西。是那封信。这位女士把信封朝上放着,以为我不识字。信非常简短,有弗洛伦丝的亲笔签名:弗洛伦丝·班纳,我看到她的全名了,这封信是写给德比小姐的,“请收下我的辞呈……”我没有读下去,因为我看到信的右上角有一个日期,还有地址,很显然不是弗里曼特尔的地址,而是她们不想告诉我的家庭地址。上面有个数字,还有个街名:伦敦东区,贝斯纳尔格林区奎尔特街。我立刻就记住了。
这位女士还在好心地说着些什么,我没有听进去,但是此刻我抬起头,看到了她的动作。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了办公桌的一个抽屉。她说:“一般我们不会这么做,不过我看你也累坏了。你从这儿坐车到奥尔德盖特,应该能在那里转车到斯特拉特福德的麦尔安德路。”她伸出手,里面有三便士,“或许还能在路上买杯茶喝。”
我接过了硬币,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感谢的话。这时我旁边的铃响了,我们都吓了一跳。她立刻看了看墙上的钟表说,“我今天的最后一个客人。”
我领会了她的意思,起身拿起了我的帽子。楼下的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还有楼梯的咯吱声。她把我送到门口,对访客喊道:“上来吧,没错。楼梯比较陡,不过值得上来……”黑暗中走出了一个年轻男人,后面跟着一个女人。他们的皮肤都很黑——我猜可能是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看起来非常穷苦。我们都在办公室的门口站着,尴尬地微笑着。最后那对青年夫妇进去了,我一个人站在楼梯口。
那位女士抬起头,与我目光相接。
“祝你好运!”她有些心不在焉地朝我喊道,“希望你能找到你的朋友。”
既然我完全不打算去斯特拉特福德,我也没有照那位女士说的去坐车。我在大街上一个撑着小棚子的小摊上买了一杯茶,喝完茶,还杯子的时候问道:“去贝斯纳尔格林怎么走?”
我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步行去过比克拉肯威尔更往东的地方。此刻我一瘸一拐地在城市路上朝老街走去,又感觉到一种新的紧张。在我待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天色渐暗,变得潮湿多雾起来。路上的街灯都点亮了,每一辆马车上都点起了灯。城市路不像苏荷区那样是一排一排的万家灯火,而是每走十步才有一盏不甚明亮的煤气灯,大概有二十几盏灯闪烁在阴暗中。
老街上稍微明亮一点,因为这条街上有办公室、拥挤的车站和商店。然而当我走到哈克尼路的时候,街上似乎又变得黑暗了,我周围也变得更加破败。安吉尔的十字路口倒是比较体面,但是这里的路上都是粪便,每一辆车经过的时候都甩我一身。路上的行人也更穷困一些,都是老实本分的工人阶级,男男女女穿戴着和我身上一样暗淡褪色的外套和帽子。他们的西装不仅肮脏,还很破旧。他们穿着靴子,但是没有长袜。男人们的领口是围脖,而不是领子,头上戴的是便帽,而不是礼帽。女人们披着方巾,女孩们穿着脏围裙,或者连围裙都没有。每个人身上似乎都背着什么,有篮子、包袱,还有孩子。雨下得更大了。
安吉尔卖茶的女孩告诉我走到哥伦比亚市场,我在哈克尼路上走着,发现自己突然来到了一个被阴影笼罩的大院子边上。巨大的花岗岩大厅、塔楼和彩色玻璃窗格就像哥特式教堂一样,黑暗而安静。有几个看起来十分粗俗的人拿着烟和酒,懒懒地站在拱门那里,搓着手取暖。
突然,塔楼里传来的一阵轰鸣,吓了我一跳。繁复的钟声就像这个巨大的废弃市场一样恼人而无用。钟声告诉我,已经四点一刻了。现在去弗洛伦丝家还太早,如果她全天都上班的话。于是我在市场一个能稍微挡风遮雨的拱门那里又待了一个小时。钟声敲响五点半的时候,我走进院子,环顾四周。此刻我几乎快失去知觉了。旁边有个小女孩,脖子上挂了一大个篮子,里面是一把把水芹。我走过去问她到奎尔特街还有多远。因为她看起来又湿又冷又悲伤,也因为我觉得不能空着手出现在弗洛伦丝家门口,于是我买了她最大的一把水芹,花了半个便士铜币。
我僵硬的胳膊笨拙地抱着水芹,慢慢走在我要去的街上,很快就在路的尽头看到了一排宽阔的联排房屋,都是低矮的平房——不能算脏乱,但也不怎么精神,有的街灯玻璃都碎了,或者整个玻璃都没了,街上到处都堆着破旧的家具,还有一堆一堆小说中会委婉称之为灰烬的东西。我看了看身边那扇门的号码:一号。我慢慢地在街上走。五号……九号……十一号……我觉得越来越虚弱了……十五号……十七号……十九号……
我停下来了,因为看到了我要找的房子。窗帘拉着,透着油灯的光芒。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恐惧得难受起来。我把手放在墙上,想要站稳,有个男孩从我身边走过,吹着口哨,还对我眨眼,我猜他以为我喝醉了。他走后,我有些慌乱地看了看周围不熟悉的房子。我又想起自己去格林街的目的,如果说我在那里给人感觉很疯狂,现在的一幕则像是喜剧一般滑稽——我要是告诉弗洛伦丝,她一定会对我笑出声来。
但是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也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于是我走到亮着灯的窗边,又走到门口,敲了门等着。那天我仿佛踏过了一千个门槛,而每个人都残忍地拒绝了我。如果我在这里听不到一句友好的话,我想我就要死了。
最终,我听到了说话声和脚步声,门开了,弗洛伦丝站在那里,就像我上次见到她时那样,她在灯光下看着黑暗处,发丝边缘有一圈光晕。我叹了口气,一阵颤抖,然后我看到她的嘴唇动了动,手里还抱着什么。是个婴儿。我越过婴儿往屋子里看,看到了另一个人:一个男人,坐在燃烧的火炉前面,目光从膝上的报纸转向我,透露出温和的疑问。
我又把目光移回弗洛伦丝身上。
“你是?”她说。我看出她根本不记得我了。她不记得我了,更糟的是,她有丈夫了,还有了个孩子。
我想我无法承受这一切。我头昏脑涨,闭上了眼睛,昏倒在她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