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解的人生 上海租房记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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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01</h4>

在上海这3年，我搬了5次家。

还没从大学领到毕业证，我就在普陀区曹杨路那边的一家上市公司见习。当时借宿在嘉定安亭的姐姐家。我不是第一次来上海，每年寒暑假，我都在三姐所在的餐厅打工，端盘子、洗碗、上菜、翻台，用一些无聊烦琐的杂活，换每天80元工钱。

穿着高跟鞋忙前忙后，机械化的体力劳动，常常让我在下班时脚底酸痛，累到躺在床上就不想动弹。有几次边洗杯子边哭，三姐比我更累，我只是来做一两个月的兼职，她却干了七八年。

每晚10点下班后，我跟三姐步行半小时到住处。常年在上海打工的二姐和三姐，2008年合租了一室户。这是二十多年前的老宅，在上海一个极其偏僻的镇上，距离最近的安亭地铁站有8千米，离上海市中心将近30千米。

楼梯很高，每回爬到6楼都要大喘气。过道还很暗，照明灯坏了也没有物业来修。晚上进进出出，我都要打开手机里的手电筒才敢走。房子孤立无援地杵在镇中心，底下各家店铺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哄人的折扣信息。

这套一居室很旧，但还算大，有50平方米。客厅、卧室、厨房连在一起，每间房都有一扇门。卫生间空间很小，还放着马桶、热水器和浴缸，只够挪转身子，也还是紧巴巴的。

客厅用布帘拉上，铺上一张床，这就是三姐的卧室，她一睡就睡了七八年。床边的窗户不隔声，每天早上，三姐都在楼下广播声中醒来。而二姐和二姐夫住在主卧。等到我去上海时，二姐和姐夫感情不和，已经分开住很久了。

从镇上到市区很远，附近没地铁，最近的站点要坐20分钟的公交车才能到，且镇上的公交车都是半小时一班次，经常晚点，稍不注意，就要多等半小时。

见习那段日子，我每天6点半起床，洗把脸就冲到公交站，到车上已经被挤得没法动弹，下了车赶去乘地铁。每天早上看到上海匆匆而过的人群，刚毕业的我，还不至于孤单，心想至少大家都一样。

<h4>02</h4>

我每天上班路上花一个半小时，抢在打卡时间前冲到公司，坐在格子间，开始又一天繁复的工作。我的同事很奇怪，公司包餐，他们喜欢留下来吃顿晚饭，再回办公室继续加班。

说加班也算不上，因为我们是没有加班费的，大家留下来也就是刷刷网页、看看剧。我是刚进公司的新人，不好意思到点就溜，没任务了也要多待一会儿，但内心深处是排斥这种做法的。

因为下班晚，到镇上的公交车7点就停了，我得多花一小时换另外一条线路转车。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11点左右到家。到家的时候，二姐已经睡了。

她自己跑业务，给一些供应商送酒。每天坐地铁奔波联络客户，拿着几千元工资，除了交房租，还要应酬，她生性豪爽，每回跟朋友出去，都是自己抢着买单。导致每个月工资所剩无几，还要寄给留守在老家上学的女儿。几年前她从朋友那儿买了辆二手小轿车，开着车穿梭在每个供应点，没以前那么累了。

我偷偷走进房间，简单洗漱冲澡，上床钻进被窝，一切都小心翼翼地，生怕打扰到熟睡中的姐姐。我们睡一张床，各睡一头，各自盖着被子。

黑暗中，我感受着一切，看着看不到的天花板，觉得一切都不真实。姐姐呼吸很重，是这个房间仅有的存在感。我还真的就这么毕业了，就这样成了外来务工人员。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第二天继续重复。

<h4>03</h4>

我在普陀区最有名的大厦里上班，这可能是我这个刚毕业的上班族唯一值得炫耀的地方，戴着工作牌，出入在这个高端写字楼，怎么着也算是个都市小白领，有着一种愚蠢的傲娇。这种傲娇是自欺欺人的，连自己都心虚的。蒙着眼过的日子，被现实一撞，忽一下子就倒了。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走错毕业后的第一步。第一份工作好像怎么选，都是有顾虑的，都是憋屈的。

大四下学期，过得心慌又急躁。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所以我疯狂面试，面试了大概30家吧，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都去了，一天两三场，几乎是场场拿下。但我总觉得最好的一定在后面，挑来挑去快到5月了，时间到了，就定了这家上市公司。

可惜，处心积虑所挑的，得到以后却不知珍惜。最后饥不择食随便选择的，却不是自己最爱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离了校园，依然在跟同龄人赛跑。我让自己跟每个人一样，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每场考试都有时限，时间一到，匆匆交了卷。

大学同学各自奔波，在班级群里吐槽工作艰辛。我的同事们为了一年前我就听过的段子哈哈笑成一团。我坐在靠窗的工位上，抬头就能看到天空。从23楼的视角往下张望，十字路口的车水马龙从不停息。上海永远都有这么多行人和车子，声音和躁动。

在我发现自己不仅学不到东西，还胖了5斤以后，就提交了辞职申请。这是在我转正一个月后。

<h4>04</h4>

办离职手续那天，我下楼时遇到了大学同学。“你怎么在这儿？”我俩几乎异口同声，觉得奇妙。她在我楼下的公司当记者，做汽车资讯采编，经常出差，每个月有十天半个月时间不在上海。

我说：“你住在哪里啊？”她回：“公司旁边的小区，走路只要5分钟，我每天睡到8点半才起床。”我听完很惊讶，想到自己每天上下班路上要花四五个小时等车、坐车、转车，羡慕得很。

她说下周要去成都20天，把房门钥匙给我，让我这段时间住过去，省得路上来回跑，我感激涕零，请她吃了碗面。

第二天我就提了个大行李箱到了她的住处，在一个中档小区的10楼。她没有一楼门禁的钥匙，上楼基本靠运气，只有同一栋楼的人过来开门，才能进去。

行李刚落地，我就被房间的格局吓住了。大约100平方米的一套房，被隔成了8间，原来是非法群租房。我所在的那个房间只有6平方米，可能更小，放一张单人床、一个小衣柜几乎就占满了，而这个房间的房租要1200元一个月。

8个房间的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每天早上所有人赶在上班点抢着同一个马桶、淋浴、洗漱池。我每次去卫生间洗漱时，反复确认门是关好的，没人可以进来，即便进来第一时间也能被我发觉，我才畏畏缩缩脱衣服或是蹲马桶。

晚上睡觉时更紧张，房间的门看着就不结实，像是一脚能踹开。每晚临睡前，我都把椅子堵在门缝处，门把手上套上绳子，再绑在墙面的钉子上。

上海这城市大家各忙各的，室友们说着夹杂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不过分热情也不过分矫情，若即若离恰到好处，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我在隔断间半个月，没跟任何人讲过一句话，也没人找我说话。

这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职业、年龄、谈吐各不相同，唯一相似的可能就是气质：每个人身上都自带一种无力的憋屈感。这跟上海早高峰地铁上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一样的。

记得最清楚的是我隔壁房间住着两个男生，他们的房间只有一张床。群租房环境差、空间狭小我倒还能接受，但根本隔不断的声响却让我时常失眠。两个男生每天下班回来，都会放歌听，那种我老家县城大巴上经常放的网络歌曲，不知几点关掉的，早上6点又被他们的闹钟吵醒。

非常奇怪的两个人。闹钟从6点吵到8点，他们也不关掉，也没有起床的动静。我一度怀疑他们死在里面了，等着房东敲开他们的房门。所谓的歌曲和闹钟只是提前设置好的假象。我害怕极了，没有确认他们存在的勇气，心想也跟我关系不大。

夜越来越深，我站在窗户边，看着远处渐渐暗下去的万家灯火，突然有点孤独。

<h4>05</h4>

我很快找到新工作，在杨浦区五角场的一家创业公司。新公司有个同事搬家了，把房子转给我。我住次卧，主卧是另一个同事，也是那年刚毕业的女生，山东人。

房子是1994年建的，很老，没电梯。老房里留下许多老人，每天早晚都看到他们三三两两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操着一口上海话聊着天，晒太阳，或是目送着我们这些上班的年轻人到拐角处。

每次从小区门口进来，走到拐角处那户人家，我的目光会不自觉地跟一个佝偻老头儿对上。他住在一楼，他家对着路口的那面墙只有一扇窗户，他把窗户下面的墙面给打通了，装上了一扇门。

他的房间脏暗破旧，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里面毫无生气。老头儿总是坐在门口，盯着往来的每个人，视线也不离开，每次我都不好意思地把头转开。我跟室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像是脑子不好”。现在即使离开那里好几年了，我都还忘不掉那种眼神。

我所住的两居室房子，总共45平方米，没有客厅，空间很小，次卧10平方米不到，房租一个月1300元，不包括水电费。当时我的月薪是5500元，也还算宽裕。比起陆家嘴、淮海路、静安寺、徐家汇那边动辄八千上万的月租，已经很满足了。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这让我欣喜不已。在老家生活时，跟姐姐们合挤一张床。在外面读大学，也是住四人间的寝室。而此刻，这个房间的完整使用权都是我的了，至少这一年是的。每天下班到家，关起门来，世界就是我的，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只是这房子太过破旧，住进来一个月，马桶、热水器、油烟机、燃气灶、空调都坏了，上门修理的师傅都摆着手皱着眉说：“太老了，年代太久了，该换了。”

我跟室友把情况告诉房东阿姨，她是上海人，跟老公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离这里还有点远。她在电话那头一直抢话，我说一句，她讲三句，根本不给我辩解的机会。最后她总结道：“我租给你的时候是好的，我不管，你们搬走时要是还坏掉的话，我要扣你们押金！”

我当时气哭了，挂了电话不知如何是好。室友也很生气，但也没办法，我没签合同，中介那边也不认账，我们也只好认了。最后跟室友商量，还是得把必用的马桶和热水器一起花钱修了。

后来房东阿姨过意不去，打电话过来说：“明天有人过来修。”第二天来了一个上海大爷，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他在厨房捣鼓了半天，翻翻油烟机，看看燃气灶，还去卫生间测试了下马桶。

最后说了句：“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