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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也闻言抿了抿嘴,随后回道“回大帅,属下以为,除了常规的训练外,应该增加实战训练,既在训练中,分成两军对抗的模式,以木棒、木棍等作为训练对战武器,演练两军对战的场面。”
“当然,这样一来训练中受伤肯定在所难免,不过训练时受伤,总比战时丢命要好。”
“此外,属下还以为,一味的训练很难成事,在训练中可以加入一些规模不大的战事,比如剿匪等任务可以交由新兵训练之用。”
听到这话,黎汉明对陶也倒是有些刮目相看了,把他这个提议再规划一下,就有“踏平朱日和,活捉满某志”红蓝对抗那味了。
朱日和就是红蓝对抗里面的蓝方,是红方的假想敌,对抗的时候蓝方设定是西方一流军事强敌,甚至可以被设定为装备是电影里才有的东西,为的是磨练红方,假如有一天真的有外星人来了,你打不打,打!那么你装备杠不过外星人怎么办?蓝军的设定就是这样,让红方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看过一些演习视频后,黎汉明甚至以为那就是在演习打外星人呢。
虽然现在红旗军的训练中没必要像后世那么激烈,不过实战对抗的演练倒是可以搞起来,不然一帮子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兵上了战场,除非武器能占据绝对的优势,不然到时伤亡还是不会小。
见陶也说完后,宁培忠想了想也加了一句“回大帅,属下以为,除了陶师长的提议,再有便是可以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在战斗中练兵。”
黎汉明闻言点了点头,道“我也不瞒你们,我目前的打算是在五年左右推翻满清,完成国内的战争,想来你们也有所了解,当今的天下早已不是仅仅指中华大地,国外还很大,还有很多的地盘需要我们去争取。”
“所以,今后新兵进新军营训练的机会恐怕不会太多了,更多的是以老带新,以战养战的方式训练、培养新兵,这点你们得做好准备。”
黎汉明早在训练新军时,就已经做了一个简易地球仪出来扩展新军的视野了。
在近代史上,地球仪是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家使团急于向中国展示的事物,也是他们的技术象征物之一。
但是,不论在明清两朝,地球仪在中国一直反应冷淡,即使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研究中,也是备受忽视,偶尔在一些近代科技史中才会被提及。
与之相反,在欧洲,地球仪的诞生与改进,始终伴随着新时代的地理大现、远洋航线调整和殖民地抢占等系列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它不仅是技术史上的进步,同时还有着深远的政治影响。
伊丽莎白一世用地球仪彰显权柄,拿破仑借地球仪自我加冕,地球仪作为政治野心和现实权力的象征在欧洲由来已久。
而在中国,从明末到清朝灭亡,地球仪历经一代代帝王,虽一度从珍玩上升到知识的层面,却始终没能引任何的政治欲望和政治想象。
原因何在?不可否认,这跟地理知识自己的地方命运、时机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极其顽固的“天下中心观”。
事实上,在地球仪与政治的联盟中,西方传统由来有自。在我们常接触到的扑克牌中,梅花k的人像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右手捧着地球仪,象征着统治世界的野心。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有幅着名的画像,除了颗颗如弹球大小的珍珠用以显示尊贵、奢华外,她的右手则按在地球仪上,以彰权柄。
与之类似,地球仪还以帝国王权的象征出现在了画家大卫的《拿破仑的加冕礼》中,当时拿破仑在法国已权倾一世,被不少人视为“独裁者”。为此,漫画家吉尔莱还表了讽刺画《葡萄干布丁》,画中拿破仑正与英国相在用刀叉分割地球仪。
与拿破仑差不多同时期的乾隆,也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后世的美国清史学家欧立德就曾拿乾隆与拿破仑相较,并认为拿破仑要逊色得多,其中一大证据就是乾隆在位期间,“清军的行动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西南的烟瘴之地”,大清疆域因此扩大了三分之一。
确实,乾隆也非常得意于自己的十件战功,因此自称“十全老人”。但与拿破仑不同,乾隆的这十件战功几乎全是膝跳反射式的平叛活动,并没有明确的地理野心。
换言之,乾隆的雄心对照的完全是传统的帝王标准明君盛世、长治久安。因此,面对英国使者呈送于前的地球仪,他也只当是奇巧珍玩而已。
相比乾隆朝的疆域,13世纪的蒙古帝国无疑还要大得多。来自游牧民族的成吉思汗、忽必烈相比其他中国皇帝,对地理有着天生的敏感。
其实早在1267年,在中国元朝就出现了最早的地球仪,是波斯人哲马鲁丁应忽必烈对西域星学者的征召,入华后制造的。
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显然,与两百多年后西方产生的地球仪不同,哲马鲁丁的地球仪虽也是球体,但采用的仍是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并没有经纬定位系统。
而且,很快元朝的重心也开始由游牧转向农耕,地理知识很快被边缘化,天圆地方的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
欧洲诸国林立,相互之间腾挪的空间并不大,再加上耕地面积的有限,这些都催生了他们对大海之外世界的想象和试探。
再过两年,拿破仑便会挥军南下,正式入侵埃及,并打算借由埃及东进,仿亚历山大大帝的方式入侵亚洲他骑着大象,手里拿着经他个人修订过的古兰经。
这一举动除了法国本身的地缘政治考量,其中也暗含着拿破仑个人征服东方的憧憬,他深信“威名只能在东方取得,欧洲太小。”
为此,他随身带了大批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土地测量员、哲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印刷工等人同去埃及,以便记录下法国启蒙之光初临落后东方的盛况。
与之相似的行动也生在四年前快上升的英国,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为的八百余人的使团前往清朝帝国访问。
他们随团带着大量诸如航海望远镜、战舰模型、地球仪、铜炮、火枪等最新技术产品入华,并指望靠它们打动中国皇帝乾隆。
英国使团此举一定程度上可能受了利玛窦在华经历的影响。利玛窦得以进入晚明宫廷,主要靠三件事物引起万历皇帝注意世界地图,自鸣钟和欧洲钢琴。
万历皇帝喜欢自鸣钟,天天放在身边,世界地图也被放大制成了四个屏风,当时的乾隆跟万历的兴趣不无相似。
四十多年前的175o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猪会教士郎士宁设计了定时水钟和喷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也曾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绘制世界地图。
但无论万历还是乾隆,他们对此的态度基本都是抱着珍玩而非知识的心态。
但依靠技术壮大和获利的英国,不懂得这个古老的国家更看重的不是技术,而是礼节,那些列于回礼中的景泰蓝、丝绸、宣纸,也不仅是古老的工艺品技术,更代表着古老的传统。
这个传统即是“天下”传统,是万邦来朝的传统。事实上,在马戛尔尼带来的诸多礼物中,地球仪遭遇了明显的冷淡,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当马戛尔尼炫耀地展示地球仪时,满朝大臣看到“日不落帝国“居然占据了地球仪上那么大块的地方,他们感到的不是解惑,而是愤怒怎么能把天朝大国画得这么小?
相对而言,久在中国生活的利玛窦无疑更懂得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在制作世界地图时,他不仅将西方惯常的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绘图改为以太平洋为中心,还把零度经线移动,意在使中国处于地图正中的位置。
但地球仪对中国世界中心位置的挑战显然比地图要大得多。它的转轴再也不可能掩饰中国只是世界上平常的一部分而已。
人们在看待外来事物时,总是习惯性地将它理解为来自外部环境的特殊意味。地球仪一开始被视为珍玩,便是中国原有“天下观”里的朝贡体系的视角。
而黎汉明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一切,把中国从天下向国家转变,把中国一词从一个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