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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但是丈夫们一般都能了解到这种事。我和保罗不经常见面，所以也不会太尴尬。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人，共同点也很少，当然，除了芭芭拉之外。不管怎么说，从道义的角度来讲，他也没有什么反对的立场可言。他也有一个情妇，我想你们肯定已经发现了。还是说，你们还没发掘出这件丑事？”
达格利什说：“我对于您是怎么发掘出这件丑事非常感兴趣。”
“芭芭拉告诉我的。她猜到的，或者说她就是知道。大概18个月之前她雇了一名私家侦探，让他跟踪保罗。准确地说，她告诉了我她的怀疑，我代表她联系到了一位非常合适、行事谨慎的男人。我觉得不忠这件事并没有让她特别烦恼，她就仅仅是想要知道而已。我不觉得她会把那个女人当作一个真正的对手。事实上，我想她还有些开心。这让她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如果到了必要的时刻，她还可以把这事当作与保罗对峙的一个把柄。当然了，这让她不必再和他睡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快的日常行为，至少是太过频繁的行为。但是她也没有锁门。芭芭拉希望偶尔也能确保他仍然对自己着迷。”
达格利什想，他确实是非常坦诚，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坦诚。他在想这种主动透露自己和他人亲密举动的幼稚行为是出自于过度的自信、傲慢和虚荣，还是有更为阴险的动机？兰帕特不会是第一个自以为是的凶手，认为只要告诉警方大量细节，他们就不太可能会去怀疑到其他更为危险的秘密。
他问道：“他是否还是对她还有些着迷呢？”
“我想是的。很遗憾现在不能问问他本人。”他快速又笨拙地起身，走到窗户前，似乎是突然间坐立不安。达格利什把椅子转过去，观察着他。突然他又走回到桌子前，拿起电话并拨了一个号码。
“护士小姐，我觉得斯坦纳太太今天已经做了足够的户外锻炼了。今天早上太冷，不适合慢走。告诉她我马上就会去看她，”他看了一眼手表，又说，“大约15分钟之后。谢谢你。”他放下听筒，走回自己的椅子，几乎是粗暴地说：“我们更直接一点吧，如何？我想你们是想从我这里得到某种供述。保罗死掉的时候我在哪里，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之类的。如果是谋杀的话，我不会幼稚到自欺欺人，我肯定也是犯罪嫌疑人。”
“这不是怀疑不怀疑的事。我们在询问任何一个与保罗男爵关系密切的人时都要提出这些问题。”
他笑了一下，是那种突然爆发式的笑声，尖锐、刺耳，并且毫无笑意。“关系密切!我想你可以这么说吧。这些都只是常规性的问话，你们不是总对受牵连的人这么说吗？”
达格利什没有回答。这样的沉默似乎更加惹恼了兰帕特。他说：“我要在哪里做这些供述呢？是在这里，还是在本地的警局？还是说你需要在苏格兰场录口供？”
“您可以在我的办公室做供述，如果这样对您比较方便的话。也许您可以今晚过去。当然，如果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在本地警局做供述。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就能大概掌握关键信息的话会对调查很有帮助。”
兰帕特说：“我想你也已经注意到了，我没有让我的律师到场。这可以说是对于警方相当信任了，你说是不是？”
“如果您想要让他到场，那也是在您的权利范围之内。”
“我不想让他来，我也不需要他。我希望你不会失望，总警司，但是我想我有不在场证明。假如博洛尼是在19点到午夜之间死的，我就有。”
达格利什依然没有说话。兰帕特又继续说：“那段时间我一直都和芭芭拉待在一起，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肯定已经见过她了。再早一点，也就是14点到17点，我在这里给病人做手术。可以给你们看病人名单，手术室的护士和麻醉师也可以做证。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戴了手套，穿着手术袍，还戴着口罩，但是我可以跟你们保证，我的手下就算看不到我的脸也能认出我的手艺。而且我穿上袍子之前他们也确实看到我了。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也是怕你们突发奇想，觉得我可能说服了一位同事来替我操刀。”
达格利什说：“那种手法在小说里也许行得通，但是在现实当中几乎完全站不住脚。”
“在那之后，芭芭拉和我在这个房间里喝了茶，然后在楼上我的私人公寓里待了一会儿。接着我换了衣服，大概是19点40分的时候我们一起离开了这里。值夜班的门房看见我们离开了，也许他能够确认一下具体时间。我们去了库克姆的黑天鹅餐厅，在那里共进晚餐。我没有特别留心时间，但我们大概是20点30分到的。如果车型很重要的话，我开着红色的保时捷。我们预订的时间是20点45分。值班经理是让·保罗·希金斯。他能够确认这一点，同时他也能确认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是23点之后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注意一下方式方法。我对于名声之类的事情并不是特别敏感，但我可受不了半数以上伦敦上流社会的人都对我的私生活八卦不止。尽管我的一些病人也有她们自己的小癖好，比如在水下生产或者蹲在客厅的地毯上，但是让一个谋杀嫌疑犯接生可不算她们能够接受的怪癖之一。”
“我们会谨慎的。博洛尼夫人是什么时候到这儿的？还是说你早些时候去坎普顿小丘广场接她了？”
“没有。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到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的房子里了。芭芭拉是坐出租车来的，我想她是刚过16点的时候到的。她从16点15分起就一直在手术室看我接生，直到全部完成。我刚才说过这个吗？”
“这段时间里她都跟你在一起吗？”
“大部分时间是的，我想在我做第三起剖腹产手术时她出去了几分钟。”
“她也戴着口罩、穿着袍子吗？”
“当然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吗？他又不可能是在晚上之前死的。”
“她经常做这种事情吗？看着你进行手术？”
“倒也并非罕见。她有这样的一种幻想……”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有些时候。”
他们都沉默了下来。达格利什想，还有一些事情，就算是抽身事外，保持讥讽，并对沉默、含蓄的行事表示轻蔑的兰帕特也没有办法开口说出来。这就是她获得刺激的方式。这就是她高潮的来源：戴着口罩，穿着袍子，观看他的手伸进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体里，神圣的医生手术带来的情色风味。身边的护士像是参与固定仪式一样围着他转，灰色的眼睛在口罩上方与蓝色的眼睛相遇。手术结束后，又看着他脱下手套，伸出双臂，就像在祈求上帝赐福，护士就像侍僧一样将袍子从他的头顶脱去。这是力量、神秘与冷酷令人陶醉的交融，刀与血的仪式。他想，他们是在哪里做爱的呢？是在他的卧室，还是私人的客厅里？他们没在手术台上做爱真是让人吃惊。不过也许他们在那里做过了。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兰帕特低声嘟囔着说了一声抱歉，拿起了听筒。很明显是同事打过来的，对话非常专业，而且一边倒，兰帕特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听，但也没有试着去打断对方。达格利什望向窗外的花园，脑子里却飞快地进行着初步的评估。如果他们是19点40分离开的彭布洛克产妇疗养院，要在20点30分就赶到黑天鹅餐厅需要将车开得很快。有时间顺便去谋杀一个人吗？有可能，只要他找到一个理由，把她留在车上。即便她知道或者猜出了他想要做什么，也没有任何理智健全的男人会带着情人去教堂完成一个这么血腥的任务。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借口，他需要和一个人短暂地会面，处理一些业务。车必须停在离教堂很近的地方，这一点本身就冒了很大风险，一辆红色的保时捷是非常抢眼的。然后呢？该敲教堂的门了，博洛尼开门让他进去，他重复一遍登门造访的借口。这些前期准备要多长时间呢？也许不到一分钟。然后就是把博洛尼打昏的一记重击，然后到盥洗室拿剃刀，他应该很确定他能找到，然后快速地脱下外套和衬衣，再回到小礼拜堂，手里拿着剃刀。先是小心地试着割几刀，然后是最后割断喉咙的一刀。他在当学生时一定上过法医学的课，在这之后说不定也修过。他比其他任何嫌疑人都要更清楚该怎样伪造出自杀的样子。
然后就是灾难的开始。哈利出现了，跌跌撞撞，可能已经喝得半醉半醒，但是还没有昏睡到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记不得的程度。这个时候已经没时间精心布置，也没有这个必要。杀人之后他快速地清洗，把剃刀放在离博洛尼的手很近的地方，迅速左右环视一周，在夜幕掩盖下离开，因为不能拿走钥匙所以没有锁门，最后不紧不慢地回到车上。当然，他还要寄希望于她的沉默。他得确信她会坚持使用他们串供好的故事，就说他们直接开车去了黑天鹅餐厅。但是这样的谎言很简单，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编造，也不用记住太复杂的时间细节。她完全可以说她之前说过的那一段话：“我们直接开车过去的。不，我不记得路线了，我没有留心。但是我们中途没有停车。”他只需要想出一个让她撒谎的好理由。“我得去见我的一个病人，是一个女人。”但是为什么不告诉警方这一点呢？这种工作性质的快速拜访没有什么不对的。停车的理由必须是无法撼动的。要么就是刚才那一种，要么就是他突然记起来的某件事。比如一个还没有回复的电话。但是时间太短了，他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为什么不等着到了黑天鹅餐厅再打电话呢？当然了，有一个明显不过的策略，他也可以说他是在教堂打的电话，和博洛尼讲过话，他离开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这样的话，她就能在顾全两人利益的同时证实他的不在场证明了。如果最后她没有证实的话，他也能坚持自己所言非虚。“我打电话是要和博洛尼谈谈有关他妻子的事情。我最多只待了十分钟。我们的交谈非常友好。我除了博洛尼谁也没见到，离开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
兰帕特放下听筒。他说：“抱歉我得接个电话。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总警司？到了黑天鹅餐厅之后？”
但是达格利什改变了提问的策略。他说：“您一度与保罗男爵非常亲密，尽管最后你们的关系并不是特别亲近。没有哪两个共同拥有一位女子的男人不会对对方产生兴趣。”他完全可以接着说“有时甚至为对方痴迷”。他继续说：“您是位医生。我在想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场面的，我指他在圣马修教堂小礼拜堂的遭遇。”这种刻意的奉承没有多加掩饰，兰帕特太过聪明，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办法抗拒，他习惯了别人征求他的意见，习惯了别人尊重他的意见。这也是他赖以维系生计的一个方面。他说：“我是个产科医生，不是精神科医生。但是我想这起案子背后的心理活动并不复杂，应该就是惯常的那一套。只是表现方式有点古怪。就称它是‘中年危机’吧。我不喜欢‘男性更年期’这个表述。况且这种说法也不准确。这完全就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状态。我想他回顾了他的一生，他过去取得的成功，他未来还可以有怎样的希望，然后发现自己并不怎么在意。他尝试涉足法律和政治领域，但都没有让他觉得满意。他有一个对其有欲望但是并不深爱着的妻子。一个不爱他的女儿。一份限制他、让他无法做出公开激烈抗议的工作。好吧，他是有一个情妇。但这只是简单的权宜之计。我没有见过那位女士，但是从芭芭拉告诉我的情况来看，更像是获得抚慰的一种方式，只能被当作办公室无伤大雅的八卦谈资，并非什么能够让他挣脱束缚的激烈感情。所以他需要一个抛开一切的理由。还有什么比宣称上帝本人亲自告诉他他走了歧路更妙的法子呢？我不觉得我会用这种方式摆脱困境。但是你可以说这理由比精神崩溃、酗酒或者身患癌症要好得多。”
达格利什没有答话，他又迅速地开口，那种紧张与真诚几乎要让人信以为真。
“我一直都遇见这种情况。那些当丈夫的。他们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地方。表面上看，他们是来和我谈有关他们妻子的事的，但是他们才是出问题的那一方。他们没有办法赢。这就是成功的霸道之处。他们年轻时代基本都是在努力工作以使自己合格，他们年轻时代都是在进行成功的积累——娶正确的妻子，买正确的房子，给孩子们选正确的学校，自己参加正确的俱乐部。但是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一点儿钱，为了更舒适，要更大的房子，更快的车，交更多的税。他们甚至都不能从中获得强烈的快感。接下来还要再熬二十几年。而那些幻想还没有破灭、找到自己一席之地并且享受自己所做一切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害怕的是退休。一夜之间你就变成了无名人士、行尸走肉。你就没见过那些可怕的老年人吗？挣扎着要找到一个委员会，试图在皇家调查委员会谋取一个位置，任何工作都可以，只要还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依然重要。”
达格利什说：“是的，我见过这种人。”
“天哪，他们就差没下跪，做牛做马地乞求了。”
“我觉得这倒是不假，但并不适用于他。他还只是一个初级大臣。他的成功还在未来等着他。他还在奋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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