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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博洛尼的公寓在一座荒凉的维多利亚式五层楼房里，它十分华丽但又已污渍斑斑的外墙就在克伦威尔路后面30英尺的地方，藏在积满灰尘的月桂树丛和几乎已经掉光叶子的女贞树丛后面。应门对讲电话旁边有九个门铃，最顶上的一个旁边只刻了“博洛尼”一个姓。他们一按门铃，门就开了，达格利什和凯特穿过门厅，来到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地板上铺了油毡，墙被涂成了随处可见的奶白色，只有一张用来写信的桌子。装着铁栅栏的电梯一次只能容得下两个人。电梯后墙几乎完全被镜子覆盖，当电梯吱嘎作响地向上攀升时，他们两个人离得那么近，达格利什几乎可以闻到凯特头发的清新香味，几乎可以听到她的心跳，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驱散他开始的幽闭恐惧症。电梯猛地停了下来。他们走出电梯，来到走廊上，凯特转身去关电梯的铁门。这时，他看到莎拉·博洛尼就开着家门，站在门口迎接他们。
这种家族相似性真的很神秘。她背光站在公寓门口，就像她父亲更为纤弱的、女性化之后的样子。他们都有分得很开的灰色眼睛，眼皮都有点微微下垂，骨架都很匀称、分明，但是她缺少那种彰显男子自信与成功气概的神态。黄色的头发不像芭芭拉·博洛尼那样堆叠成一层层黄金的颜色，反而更深，更接近姜黄色。第一缕灰发已经长了出来，了无生气地挂在博洛尼锥子脸的一侧。他知道，她才刚二十几岁，但是看起来很显老，蜜色的皮肤布满了疲惫的痕迹。她甚至都没费心看他的警察证，这让他琢磨她到底是不在乎还是在小小表达自己对警方的蔑视。他介绍凯特的时候她只微微点头示意，然后就站到一边，示意他们穿过走廊，来到客厅。一个熟悉的身影站起身来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发现自己正面对着艾弗·加罗德。
莎拉·博洛尼介绍了双方，但是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在这里。也没有必要进行解释，这是她的公寓，她可以随意邀请任何人来。凯特和他才是闯入者，最多就是受邀而来，勉强被接受、被容忍，绝对算不上是受欢迎。
经过昏暗的门厅和狭小、幽闭的电梯，他们走进了空旷又明亮的房间。公寓是由双重斜坡的四边形屋顶改造的，低矮的客厅几乎占满了整个房子的一侧，北墙则全是由玻璃组成，有一扇推拉门，外面是一个带栏杆的狭窄阳台。远处还有一扇门，可能通向厨房。他设想卧室和盥洗室应该是与公寓最外面的门厅相连的。达格利什养成了一种习惯，先把房间里自带的特征全部消化吸收，而不是急着去给出自己的评价。他觉得任何陌生人这样做都是对房主的冒犯，更别说警察了。他有时候想，一个对自己隐私极度敏感的男人居然会选择一份几乎每天都得去窥探他人隐私的工作实在是很奇怪的事。但是人们的生活空间和周围环绕的个人物品对于一个侦探来说具有不可抗的吸引力，这也是一种对个人身份的确认，除了这些物品本身非常有趣之外，也暴露出其主人的性格、喜好和偏爱。
很明显，这个房间既被当作客厅，同时也是她的工作室。房间家具很少，但是装修得很舒服。两把破旧却宽大的沙发分立在墙的两侧，上面的架子上摆满了书，还有一套立体音响，此外还有一个饮料橱。窗户前面有一张小小的圆桌和四把餐椅。面对窗户的那一面墙用软木板覆盖起来，上面挂满了照片。右边都是伦敦风景和伦敦人的照片，明显经过设计，想要表达某种政治主张：穿着过分讲究、像是要去参加皇室游园会的人们穿过圣詹姆斯公园的草地，背景里是露天演奏台；布里克斯顿区的一群黑人充满恨意地盯着镜头；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女王学者们优雅地走进大教堂；在一座过度拥挤的维多利亚式操场上，一个眼中饱含渴望的瘦弱小孩抓着栏杆，就好像一个被囚禁起来的流浪儿；一个长了一张狐狸脸的女子在哈罗路的一家商店里挑选毛皮大衣；几个老年人僵直地坐在只有一条栏杆的电暖炉前，粗糙的双手蜷在膝盖上，就好像斯塔福德郡的雕塑。他想，这里面想要表达的政治立场过于肤浅，并不是很重要，但以他有限的鉴赏力来判断，这些照片的拍摄技巧很高明，取景都非常不错。板子左侧的作品可能更有商业价值：整整一排知名作家的半身像。一些摄影师对于社会贫困、福利短缺的担忧甚至也体现在了她的这些作品里。照片里的男人都没有剃须，像当下时兴的那样衣着单薄，没有打领带，衬衣解开几个扣子，露出脖颈，看起来要么就是刚刚在第四频道做完了一档文学讨论节目，要么就是正要前往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职业介绍所；女人们看起来要么备受折磨，要么摆出一副自卫的姿态，只除了一位体态丰满的祖母年纪的人，以写作侦探小说闻名。她悲伤地凝视着镜头，像是在哀叹自己作品的血腥，又像是在埋怨自己版税的预付款太少。
莎拉·博洛尼把他们领到门右侧的沙发上，自己则坐在了对面。达格利什想，这种安排可不怎么合适，大概只能互相喊话了。加罗德坐在了离她最远的一张沙发的扶手上，就好像故意把自己与这三个人分隔开来。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似乎是有意地渐渐远离政界聚光灯，现在已经不再那么经常听到他提出工人革命运动的观点，他明显更专注于自己社区社工的工作了，不管这到底是什么工作。但即便如此还是能够一眼认出他来。这是个即便在休息也注意自己姿态的男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外形所具备的威力，但是这种威力被有意地控制了起来。他穿着牛仔裤和白色开领衬衫，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既休闲又优雅。达格利什想，他简直就像是从乌菲兹美术馆的肖像画上走出来的一样：佛罗伦萨人傲慢的长脸、短上唇下有着迷人弧线的嘴形、高鼻梁、凌乱的黑发、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的一双眼睛。他说：“你们要喝点儿什么吗？红酒、威士忌还是咖啡？”
他的语调简直带着刻意的礼貌，但是既不含嘲讽，也没有过分的谄媚。达格利什知道他对于伦敦警察厅的看法，他经常公开批判警察厅。但是这一次，他采取了非常谨慎小心的态度。至少现在他们还在同一条战线上。达格利什和凯特谢绝了喝一杯的邀请，接下来莎拉·博洛尼打破了现场的沉默。她说：“当然，你们来这里是因为我父亲的死亡事件。我觉得我帮不上什么大忙。我有三个多月没见过他，也没和他讲过话了。”
达格利什说：“但是周二下午您在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
“是的，我是去看祖母的。我在两场活动之间有一个小时的空闲，而且我想知道我父亲的辞职，以及他在那个教堂里的体验的情况。这些都没法问别人，也没法和别人说。但是她出去喝下午茶了。我没有在家里多等，大概16点30分就走了。”
“您去书房了吗？”
“书房？”
她看起来很吃惊的样子，然后问道：“我想你是在考虑日记本的事吧。祖母告诉我你们在教堂发现了烧掉一半的日记本。我去了书房，但是我没看到日记本。”
达格利什说：“但您知道他把日记本放在哪里？”
“当然了，就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达格利什说：“只是希望您当时可能见到过那个本子。如果能确定16点30分的时候日记本还在原处会很有帮助。我们不知道11点30分您父亲离开肯辛顿大道的一家房产中介之后又去了哪里。如果您碰巧打开抽屉，看到了日记本，那下午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在没人注意到的情况下回过家。”
这只是可能性之一，达格利什无法确信自己的伎俩能否在别人身上奏效，至少加罗德就不会忽略其他的可能性。他开口道：“除了莎拉的祖母提到的一些情况，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说保罗男爵和那个流浪汉的喉咙被割断了，看起来他的剃刀是当时所用凶器。我们还指望你能透露更多情况呢。你是在说这是场谋杀吗？”
达格利什说：“哦，我想应该不会有任何疑问，这就是一起谋杀案。”
他看着对面两个人的身体明显变得僵硬，然后又平静地补充道：“那个流浪汉，哈利·麦克，肯定不是亲手割断自己喉咙的。他的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不是件很重要的事，但是毫无疑问，他的生命曾有一些重要的意义，至少对于他本人而言如此。”
他想：如果这都不能刺激到加罗德，大概没有什么能刺激到他了。但加罗德只是说：“如果你是因为哈利·麦克被谋杀来找我们要当时的不在场证明，我们从周二18点到周三早上9点都在一起待着。我们在这里吃了晚餐。我从肯辛顿大道的玛莎百货买了蘑菇馅饼当晚餐。我还能告诉你我们当时喝的什么红酒，不过我觉得这一点无关紧要。”
这是他第一次表现出烦躁，但是他的声音依然淡定，目光清澈，表情沉稳。莎拉·博洛尼说：“但是爸爸呢？爸爸遭遇了什么？”
突然之间，她听起来就像一个受到惊吓、十分无助的迷路儿童。达格利什说：“我们将其列为非自然死亡。只有等到尸检报告和法医学鉴定结果都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对情况有更详细的了解。”
突然，她站起身来，走到窗边，望向窗外30码长、未经修剪的秋日花园。加罗德从沙发扶手上起身，走到饮料橱旁边，倒了几杯红酒。他沉默地给她端过去一杯，但是她摇了摇头。他又转回到沙发边上，自己拿着酒杯，但是没有喝。他说：“听着，总警司，你们并不是上门来安抚受害者家属的，对吧？尽管听到你很关心哈利·麦克让人感动，但是你们来这里并不是为了一个死掉的流浪汉。如果小礼拜堂里出现的只有哈利的尸体，最多就是让警长来负责办案吧。我想博洛尼小姐有权知道你们是在针对一起谋杀案进行问话，还是单纯好奇保罗·博洛尼为什么会割断自己的喉咙。我的意思是，要么就是他自己割断的，要么就恰好相反。犯罪调查是你们的工作，不是我的，但是我想进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结论应该很明显了，一刀两断，非此即彼。”
达格利什想，他是不是故意说了一句这么糟糕的双关语，但加罗德并没有因此道歉之意。看着窗边静止不动的那个身影，达格利什注意到莎拉·博洛尼轻轻地哆嗦了一下。然后，她像是下意识地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他忽略加罗德，直接对她说道：“我也想说得更肯定一些，但是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自杀是一个可能性。我想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见过您的父亲，能不能告诉我他看起来如何，他有没有说过什么可能与他的死有关系的事。我知道这对于您而言非常痛苦，我很抱歉不得不提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来这儿一趟。”
她说：“他确实有一次和我谈到自杀的话题，但是不是你说的这种。”
“是最近的事吗，博洛尼小姐？”
“哦，不是，我们很多年都没说过话了。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彼此交流，只是动动嘴皮子，发出一些声音。这是我在剑桥念完第一个学期放假回家时的事了。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自杀了，我父亲和我谈起他的死，又聊到自杀这个大的话题。我一直都记得这场对话。他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杀是人生的一个选项。但并不是的，这是人生所有选项的终结。他还引用了叔本华的话：‘自杀也许被当作一场实验，人类向自然女神发问，迫使她应答。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实验，因为提出问题并期待答复的意识早已因死亡而毁灭。’爸爸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总会有其他可能性，一定会发生变化。一个人唯一合理的自杀理由不是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而是就算生活可以忍受、甚至充满愉悦，他却仍然不愿意继续生活。”
达格利什说：“那听起来就像是终极的绝望。”
“是的，我想这可能就是他的感受：终极的绝望。”
加罗德突然又说话了。他说：“他引用尼采的话更合适啊。‘自杀的想法令人宽慰：这念头让人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糟糕的夜晚。’”
达格利什依然无视他，继续直接对着莎拉·博洛尼说话。他说：“那么，您的父亲没有见过您，也没有给您写过信？他从没解释过在教堂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放弃议会的工作以及议席，是吗？”
他几乎可以预料到她说：“这和这次的调查有什么关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她却说：“哦，不!我觉得他认为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在意的。是他的妻子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了这些事。那个时候他刚刚辞去大臣的职务。她似乎觉得我对他的决定能够产生影响。这也表明她对我们两个人多么不了解。如果她没有打来电话，我可能要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消息了。”然后她突然爆发了，“我的天哪!就算皈依宗教他都和普通人不一样。他还得有自己的美好景象。他甚至都不能一言不发地辞去自己的职务。”
达格利什平静地说：“他看起来也没怎么表态。想必他觉得这是自己的私人事务，没必要讨论，只需要去做就好了。”
“好吧，他总不能在重要报纸的头版上高谈阔论这件事吧。也许他意识到这样只会让自己显得可笑。他自己以及整个家庭。”
达格利什问：“这会有什么影响吗？”
“对我没影响，但是祖母会介意的，我想现在她也很介意。当然了，他的妻子也会在意。她觉得自己嫁给了下一任的首相。她可不乐意和一个宗教狂热分子绑在一起。好吧，她现在算是摆脱他了。他也摆脱我们了，我们所有人。”
